电影要触及灵魂,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2015年，中国文艺电影导演领军人物贾樟柯，时隔9年再次征战大银幕，尽管《山河故人》的票房比贾樟柯以往所有影片的票房加起来还要多出好几倍，3000万的数字在这个动辄十几亿的市场中依然显得捉襟见肘。而更多斩获国际大奖的中国文艺片，甚至都难得能在电影院线的激烈竞争中获得一席露脸之地。所以2016年才有了方励为《百鸟朝凤》下跪事件，有了无奈的“众筹观影”发行试验……好消息是，贾樟柯已牵头与 54 家万达影院合作，为中国第一条文艺电影院线开疆辟土。这一举措激励了更多中国文艺片导演，让他们在重重迷雾中看到了远方的希望之光。而多年来一直坚持文艺创作的王军导演，正是其中之一。

2016年11月23日上午九点，王军导演的院线电影《应承》在神木正式开机。同他以往的作品一样，这部电影依然是一部文艺气质浓厚，饱含人文情怀的制作，影片根据神木本土作家单振国的短篇小说《应承》改编而成，讲述的是老农民许二瓜和流浪汉刘顺，在被繁华城市生活所遗忘的角落里，努力实践着自己对朋友的庄严承诺的故事。男主角许二瓜的扮演者就是演技精湛，并且同样一直坚持艺术创作的冯远征。

借着《应承》，我们和两位艺术创作者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对谈。在谈话中，王军导演和冯远征畅谈与电影有关的话题，谈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诚信的现实困境，聊到文艺电影的未来发展。难能可贵的是，在影视领域摸爬滚打多年之后，他们依然保持初心，希望能始终坚持自己，做好导演、当好演员。在王军和冯远征看来，文艺片关乎艺术尊严问题，能传达商业片传递不了的思想，它从来都不是取悦别人各种感官的存在，也只有触及心灵的电影才能称之为好片。他们坚信，随着国民素质的再次提高，中国一定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迎来文艺电影的春天。

重视生命，凝视灵魂

Q：两位都称赞《应承》是个好剧本，主要觉得它好在哪里？

王军：首先它是特别真诚、接地气、关注小人物、人物命运的一个好东西，不浮夸、不假大空；其次它揭示了一个主题：应承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关于承诺和美德的问题，而且这个故事本身的结构相对完整，也是芦苇老师推荐的。

冯远征：这个剧本好就好在每个人物你都能对应到现实生活中，也就是说将来的观众能从中看到生活中我就是这样的，或是生活中我遇到过、看到过这样的。不是说它每个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但是我们能从中找到共鸣点。而且剧本的结构确实有意思，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叙事，这里面蕴含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你在看或是读的过程中，我在演的过程中都能感受到，在简单、平实中蕴含着很大的引力。

Q：在什么机缘下决定拍《应承》的？

王军：我跟芦苇老师有交往，我去西安给他看我刚拍完的一个电影，看完后他跟我说了这件事，当时制片方正在选导演，一共有4个备选，最后决定让我来拍。选冯老师来演是因为我想找个好演员。导演看完剧本后，脑海里会有一个呈现，会下意识在这个年龄段里选，你不能把一个20岁的小孩放在剧本设定的年龄段里，而要在这个年龄段和这个年龄段跨度之间选择适合的人，我在脑子里过了两遍后觉得雷恪生和冯老师很合适，但是雷恪生年纪又太大了。定了人选后，我就通过不同的朋友去找他，当时冯老师很忙，但我这个人很有韧性，就必须要找到他，于是就通过许多途径来联系他，至少找了4拨朋友，最后把剧本送到了他本人手里。

冯远征：那时候我正在排话剧，时间特别紧，所以最开始经纪人跟我说的时候，我只是随便翻了一下，没有很在意，因为我是那种干一件事不能分心的人。后来我的戏也上台了，突然有一天，有四五个人给我发微信，说给我推荐一个导演，先是刘桦，然后还有其他人，也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关注一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个导演居然找了4个人找我，我觉得这肯定是有意思的事，就赶紧看剧本，看了觉得很好，然后跟经纪人说我们一定要重视，要见见导演。一见面我就觉得和他很有眼缘，觉得这是一个话不多，但是很实在的导演，让我从内心觉得他是个做事的人。于是就开始聊，在聊的过程中我真的觉得这个剧本可能会出现个好结果，所以我就跟经纪人说这个戏我必须接。

Q：现在回想起来，有哪个场景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王军：拍摄的过程中，我最受不了看冯老师的背影，特别感性地说：只有美国的德尼罗，亚洲的高仓健、李雪健和冯远征的背影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抬高，最起码他让王军这个导演深有感触和冲动。我拍了他很多背影，看到他那个背影、那个形体、肢体表演，我真的特别感动，特别舒服。因为他演的是捡破烂的，所以他每天都要推着车，拉着装满破烂瓶子的纸盒子、盆盆罐罐走在繁A的县城中，穿行在热闹的、忙碌的人群中，那个时候，他背影上体现的岁月消逝感特别强。

冯远征：其实很多场戏印象都很深刻，我和导演共同去探讨这些角色的时候，每个角色我们都探讨过。我不是一个喜欢为自己设计很多戏的演员，我希望所有的演员都能参与进来，有时我也会为我的对手演员想，想我跟他要拍的这场戏，他的重点应该放在哪，而不会因为我的出现，就让他别演了，我觉得只有他的戏好，我的戏才能更好，如果他的戏一般，我也没法拔很高。在这点上，几个青年演员都挺努力的，包括李滨、于非非，他们都在努力地靠近人物，而且他们的那种牺牲就是一个演员的牺牲，而不是一个明星，或是现代很时尚的那些名词，他们就是在从演员的角度完成角色、塑造人物。

Q：作为这部电影的艺术顾问，贾樟柯参与的成分多吗？

王军：关于这个故事我们俩谈论过两次，贾导基本上没怎么参与，因为他是个导演，很尊重一个导演对一个剧本独立的态度和独立的创作观念，我把我对剧本的理解和他探讨后，他说“OK，你就按照你的理解来就好”。他特别嘱咐的一句话你们一定都想不到，就是他让我更大胆、更艺术化地去创作这个剧本。贾导是个很儒雅、很有智慧的导演。

冯远征：我是贾导的粉丝，很喜欢他。从那一代导演到现在，还是有几位一直在坚持他们的理想的，我觉得为理想而坚持的人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包括娄烨，他们真的是在坚持自己，而且性格很鲜明，这在当今社会其实很难得。刚才坐车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现在大家都说不忘初心，那什么叫不忘初心？大家都这么号召就真的不忘初心了？大家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理解了吗？如何能不忘初心？有些根本没有初心的人去提这个不是很滑稽吗？但贾导他们是有初心的，走到今天他们还在做、还在坚持。

Q：两位的初心是什么？

王军：拍好电影。

冯远征：做好演员。

Q：《应承》讲的是农民许二瓜为了诚信，一诺千金践行承诺的故事。二位如何看待诚信？

冯远征：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这个片子能让我产生共鸣点的，就是因为现实社会中，只把诚信用在嘴上的人太多，这是件挺可怕的事，所以我才愿意去做。

王军：我的理解和冯老师差不多。诚信是中华民族做人的品德之一，做人的准则要是流失的话，往大了说是我们国家的悲哀，往小了说是我们民众的悲哀，所以这是不能流失的，是底线。

Q：电影讲的是西北的故事，两位对西北也都很熟悉，电影中的人和事，在西北属于典型吗？

王军：它不是西北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常见的问题，只是编剧是西北人，故事的原型来自西北。

冯远征：这个故事一定有生活原型，至于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和结果不一定，但我相信一定有原型。答应就是应承，其实很多，包括前些年有个老人捡了一辈子破烂，然后他要捐助一个孩子，一下子就捐了几万块钱，他去世的时候很多人为他哭泣，照片在网上流传很广，这也是应承的一种。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当中有这个，就是守信，商家叫守信，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应承。但走到今天，随着经济的开放，人民思想的变化，它变得越来越淡了，甚至在某些领域消失了。其实我觉得在960万平方公里，所有的民族中，这种东西还是有的，我们现在把它拍出来只不过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警醒，想到我们民族中这么优秀的传统，我们血液中还应该流淌着这样的“基因”。

Q：去年国内出了很多优秀的文艺片，两位对去年国产文艺片的市场怎么看？

王军：我是个不太懂市场的导演，就像一个画家，他可能只会画画，但不知道这幅画到底值多少钱。但我是有看法的，比如现在中央一台特别火的栏目是《朗读者》，通过这个栏目我就知道我们民族本身是有阳春白雪的，我们民族阳春白雪的根基是很厚的，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认为没有，还有一些载体和媒体不负责任，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全国影视频道播出的都是好东西的话，播了五年后，中国自然就好了，中国人也就都习惯看好作品了，这个责任不是我们文艺创作者的事，而是平台引导的问题，但现在却反过来要文艺创作者去拯救这个事。首先我觉得平台要改造，这是个基础问题，因为你拍了很好的片子，他不上线，不给你排片，但观众是有需求的。贾导最近做了一件我挺钦佩的事，就是他要做文艺院线，这么好的导演都是有责任心的。

冯远征：关键是你努力拍好片子，他拒绝你，这是问题。其实中国早就应该有文艺院线，而且在国外也有文艺院线，这是国家规定，必须有，而且必须演多少场，这是应该的，不过我们现在都是公司经营各个院线，这就导致它什么赚钱来什么，对文化没有责任心。这其实是导向问题。

王军：美国是世界上电影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它原来出现过一个问题，就是在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制片部门和院线是同一家公司的情况，当它占有大量院线资源的时候，它拍的电影当然会上线，这其实是垄断，后来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立法要求制片部门不能有院线，院线不能自己拍电影，制播分离。

现在中国的院线已经逐渐进入到了与美国当年相似的垄断阶段，比如万达、星美，它既有电影院，还拍，那别人怎么办，别的拍电影的人怎么办，他们就没有创作空间了，俗话就是没活路了。我相信国家未来也会建立相应的制度，也会把它分离的。

Q：文艺片对你们的吸引力在哪里？

王军：我借用芦苇老师的一句话“重视生命，凝视灵魂”。

冯远征：说得太精辟了，我起步就是文艺片，它能让一个演员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很走心地去演一个角色、一部戏，这是文艺片可以做到的。

王军：补充一句，我说的文艺片有一种所谓的艺术尊严问题，它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各种感官而存在的，它是有独立思想、独立价值观、独立思考内容、独立形式的一个电影，是我们独立的、系统的东西，我们对剧本本身有独立的看法和态度。

冯远征：其实它强烈反映了创作者的思想，就是我要向观众传达的是什么。文艺片一定是带有编导者主观色彩，编导者思想的。其实好的文艺片，能传递很棒的思想。

电影是他的梦和归宿

王军：始终有颗不安分的心

在王军的作品中总是充斥着浓厚的人文情怀，无论是2016年圣地哥儿童电影节最佳长片《糯米的苹果》，还是近期的作品《应承》，他总是关注社会边缘人的生活状态，讲述他们的经历。

翻开王军导演的简历，处处都是不可思议，很难想象一个人居然可以有如此曲折又丰富的人生经历。如果按照时间将其划分为两段，告诉你这是两个人的人生故事，可能更有说服力，前段讲述的是“叛逆少年幡然悔悟，重新奋斗”的教育摹本，后一段则是“追梦少年永不言弃，终于登上人生巅峰”的励志篇章。而王军却成功地将两段经历融合在自己身上，在养鸡场打工仔、公务员等多种身份中兜兜转转后，最终成为了自己梦想中的文艺片导演。

唐山地震的亲身经历，是王军导演人生故事的起点，也是他作品中情怀的源由所在。从导演的角度审视，王军感叹冯小刚导的片子拍得很好。可是以灾难亲历者的目光回放，他脑海中的记忆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气息和质感并不相符合：“我也要拍一部关于这个题材的电影，叫《在天堂等我》，片子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

也许是场面太残酷，也许是亲人间的别离太过突然，回顾人生经历时王军说，从唐山大地震那天起他才真正开始记事了。几十年过去，当时的场面依然清晰地刻画在他脑海中――舅舅为救他挖断了十个手指的指甲；沈阳和天津的战士连夜跑步赶到现场，用人力将一具具尸体搬运出去；刚刚从废墟里爬出来的唐山人转身就开始救人，连孩子都被组织起来，大人在上面挖，小孩就在下面排队把砖头传下去，“全世界没有几个人能一下子见到那么多的死人，唐山主干道两边，七天内堆满了死人。” 2016年王军导演的《糯米的苹果》获得圣地亚哥儿童电影节最佳长片奖

五岁时的残酷经历，让王军很早就开始学会面对死亡。甚至每次去拍戏离开家，都被他当成是最后一次跟亲人见面，“我越来越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也体会到应该怎么坦然面对无常。你无法想象你睡了一觉，突然间亲人都走了，后来我接触了一些佛教，发现姻缘、因果和无常其实是并存的，所以我会更坦然地面对现在的每一分钟。”

在王军眼中，世界是悲剧的，即便是被许多观众称之为“喜剧大师”的周星驰，在他看来其实是“悲剧大师”。王军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当我们发生争执时，悲剧的起因就已经开始了，而没有矛盾、冲突的事件不能称之为故事。矛盾冲突不是个喜剧范畴，因为喜剧是极乐，没有烦恼才叫喜剧。”

所以，王军认为：没有喜剧，只有所谓的喜剧呈现形式，而悲剧和悲剧性也是两个概念，“当我们因为别人的苦难而发笑时，就已经具备了悲剧性，在具备悲剧性的同时，我们自己的悲剧也就已经产生了。我认为世间没有喜剧，所以我愿意关注别人的苦难。而且我不认为人是幸福的――幸福和幸福感是两个词――大家之所以能活到明天，只是和我们人本身优良的、生生不息的品质有关。”

养鸡场清洁工公务员中戏学生我清楚我想要的是什么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文艺片导演应该是忧郁、细弱、文质彬彬的模样，可是这些词汇与王军毫不相关，年少时的他是大人们口中所谓的叛逆少年。如果按照传统的标准来评判――成绩好就等同于好孩子的话，少年王军就是个坏小子。他从小文化课就不好，初中毕业后就读于职业高中，以十门功课九门不及格的成绩惨淡收场。考试考不好，但是他偏爱文学和绘画，这为他日后的“逆袭”埋下伏笔。

在养鸡场打工的那几年是王军青春时代里最为重要的经历。那时他做的是最苦、最累的工作，每天要把几鸡舍的鸡粪全部铲干净，“从早到晚我都在跟鸡粪打交道，一个鸡舍几万只鸡，我要把那么多的粪都铲干净，然后拉出去。”一年以后，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思考自己的人生，结果是：他决定考大学。

在成功考入河北经贸大学美术系并顺利毕业后，王军在机关当上了公务员，甚至还做了一年的乡长。经历种种波折后收获“铁饭碗”，用辛勤汗水浇灌出世人认可的美满生活――如果这是一部讲“浪子回头”的烂俗都市剧，大概就此可以全剧终。然而，现实中的王军没打算就此给人生打上个句号，他突然记起了年少时的导演梦――

这个梦起源于一部电影――《武林志》，它是1983年上映的内地早期武打片，胶片拍摄，主角不是俊男美女，动作稳扎稳打没用什么特效，但是影片风格独特。在当年文化饥渴的市场环境下，是部不输于《少林寺》的大热影片。

王军的讲述很有画面感：少年从储蓄罐里掏出零钱，拉着妹妹的手兴奋地走进电影院。因为妹妹才四岁，按规定不用买票，所以他只买了一张票，剩下的钱买了一根双棒冰棍儿。电影院里已经座无虚席，少年把“双棒”掰开，他和妹妹一人一半。电影放映中途需要亮灯换胶片，一个“查票的”跑出来呵斥他“少买了一张票”，气哼哼把他们轰出了场。走到门口的时候，少年偶然回头，发现赶他出来的那个人正招呼着朋友，坐进那个原本属于他的位置。妹妹抬头懵懂地问：“哥哥，我们怎么不看了？”少年没有回答。那一刻，少年在心里暗暗发誓：将来自己也要拍电影，让妹妹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看一个他的电影。

在安稳得近乎一成不变的人生半途中，王军突然记起了年少时的梦想。他再一次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思考自己的人生。结果是：他决定考中戏（中央戏剧学院）。辞了职上学的王军和班上其他同学颇为不同。工作多年之后再来读书，王军早已没有了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境，也没有了可以肆意挥霍的青春，年龄和心态的紧迫感使得那几年他学习格外刻苦，“我负责任地说，那几年是我最对得起自己的几年，图书馆、排练场、宿舍，除此之外，我几乎哪儿都没去过。因为我进中戏时已经将近30岁了，我很清楚我是来干什么的” 。

电影话剧、电视剧电影兜兜转转，最爱的还是电影

2004年王军从中戏导演系毕业，2005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执导了人生中的首部电影――《那年秋天》，而且很幸运地赶上了胶片末期，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他称之为“化学反应”的影片制作过程。这部影片根据鲁家峪地区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鲁家峪地区人民冒死掩护八路军和军用电台的感人故事。拍摄过程中王军满心欢喜，结果却给了他致命打击，票房惨淡，他赔了一大笔钱。

当梦想照不进残酷的现实，怎么办？ “作为一个刚毕业学生，我觉得在北京生存更重要。”于是王军跑去排小舞台话剧，结识了如今著名的“开心麻花”班底沈腾、马丽等等。后来他又跑去拍电视剧，这能让他挣到更多钱，让生活稳定下来。

在最艰难的时候王军也想过放弃，尤其是在2009年，“导演不是画家，一个人画了画就可以卖，导演是团队作战，还要找资金、找项目。我想过退缩，2009年就挺煎熬的，我的很多朋友都离开这个圈，回老家改行了，还有一个好朋友去世，这些都给了我很大刺激，我就有点儿坚持不住了，心里想如果今年还没有什么起色就回唐山，最起码唐山有朋友，还有所谓的大哥，跟着他们开开矿、跑跑腿也能挣钱。”

这时候他排了一部叫做《情缘地下铁》的话剧，出品人是陈鲁豫。首演那天，陈鲁豫谢幕时对他讲了一句话：“很棒很棒，你真的是个很好的导演，一定要坚持。”就是这句话，让他坚持至今。

2015年，王军终于遇到了好的机缘，时隔十年后拍摄了他的第二部电影《一次花开》。2016年，他的儿童题材电影作品《糯米的苹果》斩获国际大奖。如今的他不仅正式跨入了电影导演的行列，并且还在向更远的方向跨步。

无论是最艰难的过去，还是日渐平稳的当下，王军的作品始终关注人性，一直坚持文艺创作，这与他的生命经验有关，也与他的个人情怀有关。他认为“江郎才尽”这个词是不存在的，只要一直读书、有信仰、关注生活，关注人，就永远不会才思枯竭，而他的信仰就是拍出好电影。

Q=《北京青年》周刊

A=王军

电影里有堵墙，我要打破那堵墙

2016年，王军执导的《糯米的苹果》在第13届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上，荣获评委会特别大奖――“最佳长片”奖。这是一部关于留守儿童题材的文艺电影，故事发生在贵州省一个山村学校，讲述的是在中央指示下，学校开办小餐桌给孩子们送苹果，补充维生素，糯米准备把苹果留给妹妹，可是苹果却丢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伊朗电影《小鞋子》――为了给妹妹赢得季军奖品―双鞋子，小男孩阿里去参加长跑比赛，却获得冠军但错失鞋子。而在所有的参赛电影中，王军对伊朗的儿童电影赞誉有加，因为他们是以儿童的视角讲述儿童的故事，而这正是他喜欢的方式。

Q：2016年《糯米的苹果》荣获国际大奖，这对你来说是个激励吗？

A：是个激励。能拿奖对我内心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不仅是荣誉问题，而是一种认可，代表着我在走向国际，在和世界电影人交流的过程中，被别人认可了，这种欣慰是一种激励。

Q：还记得当时得奖的情景吗？

A：很清楚，前几天都是展映和交流，颁奖那天晚上一直没有念我的名字，我就以为自己没希望了，不过当时也没什么想法，因为我觉得能入围、能来交流就是一个收获，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走向世界。我英文不太好，但是看字幕能看懂，最后基本都颁完了，主持人上台了，节目也演完了，灯也已经亮了，我就觉得应该结束了，后来电影节主席从兜里掏出了一个信封，说了一大堆话，我也听不太懂了，但是我听懂了《Nuo Mi’s Apple》，因为这是我的片名，然后我就起来去领奖了，到台上，中文翻译后，我才知道自己拿的是评委会大奖――是这次电影节最高奖，也是13届以来，首次有华人导演拿这个奖。当时，我在台上还很蒙圈，也来不及有心情，就是挺高兴的，马上就想应该说什么，其实原来准备了一些，但瞬间情绪就变了，也没说太多，那时候，脑子里呈现更多的是对贵州那些孩子们的感谢，我就说拍电影不重要，重要的是关注儿童，因为他们是上天派来的使者。

Q：你说你比较喜欢伊朗的儿童电影，因为它是用儿童的视角来讲述儿童故事，所以你自己的片子也会用这种呈现方式？

A：是的，《糯米的苹果》也是儿童视角。再比如《朝天高歌》，它是个独立电影，也是一个纯主观的讲述方式，每个镜头都是人和动物的眼睛看到的，这也是一次尝试。

Q：为什么特别喜欢用这个视角来讲述故事？

A：因为它更真实。电影里也有堵“墙”，就是你机器摆在那儿的时候，这个机器代表了谁，大多数是代表着观众的。观众是在用冷静客观的态度看电影，还是你把这堵墙推倒之后，让观众走进这个角色，两种呈现效果是不一样的。李安是我的偶像，他这次《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运用了一些镜头方法，我发现我的《朝天高歌》里面的镜头手法跟他很类似，我特别高兴。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李安用了120帧，那么贴近地站在一个演员的面前和背后，让观众就像站在演员身边一样，这样就把那堵墙推倒了，距离感更近，你能感受到他的呼吸、甚至温度，这种手法其实更质朴一些。

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的能量和力量还不够

在唐山大地震中九死一生，H眼目睹巨大的苦难。从养鸡场打工仔“摇身一变”成了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用亲身经历讲述“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道理，却又选择在最安逸的时候追求自己年少的梦想，并得偿所愿，告诉我们“有梦别放下，希望就在前方。”在王军的人生经历中，随便截取一段故事，好好编辑后，都会成为一部十分好评的剧本，可直到现在，他都不曾在影片中讲述自己的故事，“如果把我的经历拍出来一定很精彩，但现在时候不到，我的能量和力量都还不够”。而在王军看来，无论技术多么高超，电影的制胜法宝依然是好故事、好情节，而这个商业片占据市场的时代也终将过去，之后将是文艺片百花齐放的春天。

Q：之前的人生经历在你的电影中有体现吗？

A：到现在一部也没有。《朝天高歌》的主人公虽然也是在养鸡场上班，但整个故事跟我原来的人生经历没任何关联。我现在正在写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流程，我想先把它写成书，也算不上是回忆录，就是个记录吧。

我从小在部队长大，也有很多经历，但到现在，我拍的任何一部片子讲述的都不是我真正经历过的事，也没有我的青春年少。之所以没拍是我觉得自己的力量和能量还不够。力量和能量是两个词，力量指的是我本身作为一个导演，还没那么自信，能量则是需要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场景、更多人来帮助我。两者都不够，还不到时候，因为我经历的事情，如果能拍出来一定会很精彩，所以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将来肯定会拍。 在电影《应承》中，和戏骨冯远征搭戏的，是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07级表演系本科班的年轻女演员于非非。她在片中饰演心直口快、温柔善良的洗脚妹。此前，于非非刚刚在获得第十三届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长片奖的电影《糯米的苹果》中出演女主角――陈老师。除了《糯米的苹果》和《应承》，于非非还和王军导演合作了《朝天高歌》和《一次花开》。王军觉得两人的合作很有缘分：“我还没有碰到和她同一个年龄段的、更适合的女演员。我前几部电影拍的也都是偏文艺的，不是娱乐性的，女演员也不是桃花脸、特别有大众眼缘的那种。我刚和于非非合作的时候，觉得她有点余男的气息，很安静、很认真，虽然不是名校毕业，但她对表演的认真态度很感动我，第一次合作后就看到了她的潜质。这么多部戏合作下来，她越来越安静，在表演上也越来越成熟，刚开始也青涩，但做人却越来越简单，很难得。”冯远征用“努力”二字形容于非非：“她不顾及自己的外型，导演都让她自己化那种很怯的装。任何一个女演员都希望把自己最美的一面暴露在镜头前，但她不是。而且在演戏的过程中她很放得开，我觉得她确实是那种牺牲型的演员。在现场，不拍戏她就在边上看，想戏也好，看你的戏也好。”

Q：去年很多大导演的大片效果都不是很好，比如《长城》，你怎么看？

A：很坦诚地说是编剧出了问题，是因为剧本本身就有问题，张艺谋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导演，但是客观地分析，他所有拍得很成功的电影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包括《秋菊》、《红高粱》等，这些片子的基础是他拿到了一本好的小说作为改编。不过凡是张导自己创作或选择剧本的，单从故事本身都没有小说改编的优秀，甚至有失败，这不是我胡说的，你们可以看数据，也就是说：他对原创故事的把握是有问题的。

《长城》的问题还和我们国人对长城的固有印象有关，我们从小的教育告诉我们说中国有一个长城，它的作用是抵御当时的外来侵略，蒙古人、鞑虏、匈奴、鲜卑等，那么真实的一个城墙放在那，那么现实主义的东西，他居然把它和饕餮这个怪兽结合在一起，这是没人相信的，因为它的魔幻空间不够。如果说我们现在拍一个秦始皇陵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包括成龙大哥演的电影《神话》，虽然投资不大，但是我不觉得他是不好的片子，因为我们谁都没看过秦始皇陵里面什么样，你可以无限地想象、编撰。而现实的长城和我们学到的历史现实故事就在这，他居然用一个那么空洞的奇幻东西往上贴，必败无疑，他的故事从开始在桌子上搞策划案时，就已经注定了，拍出花来也没有用。电影中好剧本、好故事是王道。

Q：现在市场上很多叫座的电影故事并不好？

A：所谓的商业片，故事并不好却叫座，是因为他们选的明星问题。电影有分批观众，第一批观众就是你宣发吸引来的，宣发是有宣发主旨的，就是谁在演，谁关注这些人；第二批观众看的是口碑；第三批则是争议观众。其中第一批宣发观众是大多数，演员本身就占了好多票房，我们中国有很多演员是有铁粉的，比如吴亦凡、鹿晗等等，只要他在那，他的粉丝就会进去看，这是一笔收入，最起码过亿。

Q：那你觉得这种“明星效应”对电影产业的发展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A：五五开，对电影本身不是好事，对电影产业发展来讲未必是坏事。我是个很尖锐的人，客观地说，中国这十年，电影部分做了很多工作。80后90后们从小就已经看电影了，但我们（70后）是从没有电影院的时代长起来的。我小的时候（社会上）有过一次电影疯狂，后来忽然间电影院就消失了，变成了大众舞厅、迪斯科舞厅、录像厅，就是没人看电影。我觉得冯小刚导演是很伟大的，他的伟大就在于（创作出一批《甲方乙方》、《不见不散》这样的电影作品）让观众又回到了电影院。在此基础上，国家也做了一些推动电影产业发展的事情，不管有多少失败的电影，最起码它总的GDP、电影产量上来了，让大家有了观影的习惯，电影产业起来了。作为明星，对电影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好的作用。但是对电影质量本身，我不认为是好事。

Q：这个时代会过去吗？

A：会的。西方也是这样，从肥皂剧到娱乐片，然后又回到人文关怀。其实中国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苗头了，去年有好几部有大咖演员的电影都失败了，这说明观众已经不会因为谁演，而去疯狂地、没有理智地买票，而是更注重口碑，更注重感动与否和吸引力，我觉得从今年开始电影将慢慢走向“以质量为主，以好故事为王道”的状态。

只要你流泪，观众就一定感受得到

冯远征：应承比承诺更接地气儿

应承就是答应了，不是誓言，也不是承诺，承诺显得更庄重，应承就显得更接地气儿。

公认的演技派冯远征，此次在《应承》中出演许二瓜，这个憨厚仗义的陕北农民。冯远征说，第一次看剧本，就喜欢上了这个故事，激发出了他想要创作的欲望，“我喜欢并且愿意去挑战这样的角色”。喜欢钻研的冯远征将许二瓜这个人物分为三个不同时期的戏份，每个时期怎么表演、道具怎么做，化妆等等都要求得严谨、细致。

“演员心里头都会有一个对人物的解读。这三个阶段可能表现上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作为演员我心里必须非常清楚。第一个阶段是他无缘无故多了一个女儿，而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女儿不是他的。第二个阶段是他虽然心里明白这女儿不是他的，但他表现出的是接受这个女儿的，为了完成寡妇临死前的交代，他到了后来捡破烂也要供这个女儿上大学，就是为了最简单的那个‘我答应你了’。第三个阶段呢，不管女儿认不认可，他都把这当成一种习惯，必须供她，默认也好，什么也好，这是他的义务。他不情愿，因为他中间有个丢包的过程，把女儿照片扔掉，就是想把这个关系斩断，但到了后来他还是决定完成这个所谓应承的事儿。”冯远征说。

而对于何为“应承”，身为陕西韩城人的冯远征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就是答应了，不是誓言，也不是承诺，承诺显得更庄重。应承，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接地气儿，更简单一些吧。”不是很沉重地说“我接受”，而是“好，就这样吧”，一个很轻的应承，但对这位农民来说是很大的一件事。

绝大部分中国人提起冯远征，都会想起十几年前的一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这部电视剧中，冯远征饰演的变态家暴医生安嘉和，因为他在剧中入木三分的表演，以致于电视剧播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走在大街上，依然有路人对他指指戳戳，走上前拍拍他肩膀然后骂他一顿，他的车胎经常被扎，家暴新闻配图经常选用他当年的≌铡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播出没多久，中国针对家庭暴力立法了。电视剧播出时就有网友评论：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在中国，家庭暴力真的成为一个可以逐步得以解决的问题的话，一定不要忘了曾经是一位杰出的演员把它以无比形象的方式拿到了大众眼前，唤醒了所有人面对家暴、反对家暴的意识。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奠定了冯远征戏骨的地位，此后《天下无贼》里的娘娘腔劫匪、《非诚勿扰》里的同性恋，电视剧《老农民》里的牛仁礼……冯远征饰演的角色总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风格迥异的角色都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些年，冯远征鲜有接影视剧，因为每每看了剧本之后，他都觉得不是自己想要演的人物。他觉得与其浪费时间，不如去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舞台剧。由他联合指导、领衔主演的话剧《司马迁》已在北京人艺舞台上演了一年半时间，此前，他和徒弟余少群合作的话剧《风雪夜归人》也获得了极高好评。

今年年初，冯远征走马上任，成为北京人艺演员队新队长，除了演戏，又多出了很多人事事务需要他来管理、协调，但冯远征最喜欢的，还是做演员，喜欢舞台上“广阔天空任我飞”的感觉。

“我的专业是话剧，我是话剧演员，我是从属于剧院的，所以我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在话剧舞台上，20多年来一直是这样。”他接剧本有自己的标准，必须得是像《老农民》、《钢铁年代》这种反映人物命运反映大时代的故事，也可以是像《应承》这样的小制作，但是非常接地气，用一个普通人的命运讲述高尚的情操。

“我一旦要演就要百分百投入，包括司马迁、顾贞观，在舞台上独白的时候都是泪流满面。很多人会说离那么远观众看不见你的眼泪，但我说不是，只要你流泪，观众就一定感受得到。20排之后的观众可能看不到你的脸，但能感受到那种力量的存在。”“许二瓜”冯远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