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摘要】纵观全球，各国片面追求GDP和短暂的金钱利益，导致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生态犯罪的问题也日益严重，从而也更容易引发其他严重的暴力犯罪，而刑法作为规制生态犯罪的最后保障，依然存在不足，因此完善刑法的规制机制，变得极为迫切和需要。

【关键词】生态，犯罪，刑法规制

1.生态犯罪的概述

1.1生态犯罪的概念

迄今为止，除国外少数发达国家对生态犯罪行为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外，大多数国家刑法典中甚至没有生态犯罪这一术语。国外刑法学界对于生态犯罪的概念、类型、特点等也是百家争鸣。“生态犯罪”的概念提出始于前苏联，俄罗斯在继承这种“生态本位主义”理念的前提下，认为：生态犯罪是指实施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有罪性、违法性的特点，并给周围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损害以及被刑法所禁止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英美国家的“公害犯罪”是指：因某人违法行为，使秩序、道德、风俗等遭到破坏，公众的公共权利的享受乃至行使受到侵害的状态。我国刑法学界对于生态犯罪有着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狭义是指刑法分则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广义是指除了第六章规定外，还包括刑法中其他相关的犯罪。笔者认为可以把生态犯罪表述为：“由于行为人不当行为，导致生态平衡失调与生存环境的破坏，从而影响生态系统的正常工作。”

1.2生态犯罪的特点

首先、生态犯罪的核心特征是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性。行为人某个犯罪行为会引起不可想象的连锁效应，生态犯罪可怕的危害性就在于不单单是针对某个生态要素造成破坏，而且具有迁延性、叠加性。例如：2011年贵州省乌江水污染事件，必然引起鱼类等水生生物的死亡、沿岸居民生活生产用水不能使用等等。其次、人们追求短暂的经济利益是生态犯罪的根本特征，也是生态犯罪的终极目的，不管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团体实施生态犯罪行为是追求经济利益非常幼稚的表现，“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最后、生态犯罪潜在威胁大、涉及范围广。任何污染、抑制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都有潜伏期，因此也会加大相应的取证、鉴定和认定工作的困难。

2.国内外生态犯罪的现状

2.1国外生态犯罪的现状。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世界各国开始关注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困扰，而单纯的对生态资源和环境进行经济法、行政法等的保护，却缺少相应的刑事法律保护，那么先前的经济法、行政法也会变成一纸空文，那么刑法就变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后法律保障。因此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相继在刑法典中专门规定了生态犯罪，并就这类犯罪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刑罚措施，同时美国因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的运用，将生态犯罪称为环境犯罪，并分为危险犯和实害犯，通过判例加强了与行政法规的关联性，从而强化严格责任原则。俄罗斯因使用现代立法模式直接称为生态犯罪，进而划定一般和特殊两个立法范围，并使用更有实效“强制性工作”等手段来达到刑法规制的目的。

2.2我国生态犯罪的现状。我国的生态犯罪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我国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易破坏、难治理。但从建国到79年刑法颁布前，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刑事立法尚属空白，之后也未采用两种立法模式，更无“生态犯罪”一词，而是在刑法典中以专节的形式规定为破环境资源保护罪，也没有将严格责任原则、危险犯等适用于环境犯罪。只是简单的由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交互使用，侧重点是行政手段。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限，环境问题并不突出，人们尚无环保意识，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比较分散，故不足以从根本上体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也使得我国生态犯罪不能被制止在萌芽状态，无法预测和及时补救，严重影响了刑法的规制作用。以贵州省为例：改革开放以前贵州尚没有关于生态犯罪的刑事法律规定，改革开放以后，结合贵州省生态环境保存好、较脆弱、易破坏的特点，制定了《贵州省绿化条例》、《贵州省夜郎湖水资源环境保护条例》等一大批生态法规，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依然缺乏刑法规定，地方法规规制作用不强，对生态犯罪的预防、打击、惩罚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3.生态犯罪的刑法规制之我见

3.1完善生态犯罪的刑事立法。首先、摒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根源，在坚持“生态本位”，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下，重视生态要素的自身价值，使生态法益为立法之本。拓展和丰富与保护生态环境相关的民法、行政法、环保法和地方法律法规等非刑事立法，建立集预防、监督、惩治于一身的打击生态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体系；其次、学习俄罗斯的立法模式，将生态犯罪以专章的形式出现在刑法典中，根据生态犯罪自身的特点和构成要件，将专节中没有符合规定生态犯罪构成要件的，而是从属其他罪名的列出，分散到其他章节，将刑法中规定有关生态犯罪的罪名进行集中，以保障生态犯罪刑法规制体系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同时，增设新罪名，以扫除立法盲区和适应当前生态犯罪新颖化的特点，完善刑罚种类，笔者认为在传统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的基础上，可以责令行为人在缓刑期内承担恢复责任，从而达到惩治与教育的双赢，还可以在生态犯罪中适用资格刑。

3.2完善生态犯罪的司法适用。众所周知，某些生态要素，存在着不可恢复或难以恢复性，完善生态犯罪的刑法规制作用关键还是以“预防为主，保护优先，惩治结合”的方针。一方面除了加强道德、法律法规方面的教育宣传外，应优化环境资源配置，整合执法资源，明确监督和执法机关和职能。另一方面，提高生态犯罪的发现率与查处率，依法要求办案机关主动调查、鼓励人们积极举报，面对案件不拖延、不推诿、不宽容，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切实提高生态犯罪刑法规制作用的的前提条件；强化生态犯罪的责任成本，加大刑罚力度，使生态犯罪的收益小于生态犯罪的成本，从根本上打消行为人的犯罪动机；设置专门的生态警察，我国虽有森里警察，但只限于部分生态犯罪，从而削弱了对生态犯罪的惩治力度，因此专案专办必然提高我国打击生态犯罪的水平。

参考文献：

[1]邓国良：《生态犯罪惩治与预防的路径之思考》，载《理论导报》2014年第1期。

[2]刘晓莉：《论生态犯罪立法的必要性》，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5期。

注：本文为“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