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理论分析论文

那么，我的电脑这个财富是如何来的？离不开人的意识支配下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于我来说，主要是脑力劳动的结晶，是间接财富。对于生产厂家来说是意识支配下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晶，是直接财富。可见，财富的核心是人类意识。我通过意识支配下的脑力劳动得到了财富的媒介形式——货币，再将货币转换成物质财富——电脑。这是财富形成的第一种形式，即间接财富。间接财富在当今社会更为丰富，如信贷、股票、娱乐、出版等。脑力劳动包括多方面，如管理才能，教育才能，创造发明才能，演艺才能等。体力劳动也是以意识为支配的，只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意识支配下的劳动。可见，发展经济的根本所在是人类智慧，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智慧。智慧层面越高，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力就越大。

作为生产厂家，制造出电脑这一财富出来，离不开几个要素：管理要素，员工要素，技术要素，原材料要素，设施要素等等。这是财富形成的第二种形式，即直接财富。在管理要素中，包括制度建设（特殊法律）和行政管理，它们不是直接要素，仅仅是一个分支要素。对国家而言，法律和行政就是政治的总和。间接财富的创造，也离不开技术和管理，它们是构成间接财富的要素。可见，行政和法律仅仅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经济的对立面。马克思将经济和政治视为对立面显然不科学。经济存在两种认识：一是单一经济（包括企业、文化产业、个体经济等），一是区域经济（包括基础设施、货币、流通等）。国家所管理的是两种经济，故管理的结构模式更复杂，它是一种系统管理。但它的地位并没有变，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前面所指是行政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法律也同样是服务于经济的。由于运动是建立在相对静止上的运动（见《哲学要素的认识》），静止是稳定的同义词。法律是为稳定服务的，稳定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因此，法律的根本所在落脚于两种经济。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政治必须服务于经济，必须服从于经济。所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提法也不恰当，应该是政治基础与宏观经济。

管理中存在层次问题。一个企业集团也存在不同层面的管理，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发展经济。由于上下之间是一种经济上的直接连锁关系，因而，对基层的行政人员可以任命。除了这种相联系的层次外，还存在非联系层次，即各级行政主管下的两种经济。由于经济的独立性，带来行政的独立性，不能用委任替代。

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是指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这也不对。经济是由管理等要素组成的，政治制度就体现在经济制度中，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上层建筑。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呢？这关键是在纯私有制背景下形成的理论认识。在纯粹的私有制中，政治与经济是分离的。而我理解的政治，与经济是融合在一起的，它仅仅是构成经济的一个要素。这也是此文的理论基础之一。

一个国家的系统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象征稳定的法律系统，稳定就是相对静止的反映，它的基本数是三，我因而得出了法律系统的三权理论（立法、执法、监察包括公安）；二是象征着发展的行政系统，发展的本质就是运动，而这种运动是单一系统运动，单一系统运动是是“四维空间”的组合运动，因而将行政系统分为四权（产业、金融、文化、军事）。为什么不将经济视为一个系统呢？这就如同一个企业，企业的制度实际上有法律的功能，企业的行政那一块就是管理着经济的发展，它不存在独立的经济系统。国家也是一样。

法律系统为一分为三体系，包括：

立法领域（包括行政协调和d组织）

监察领域(环保监察、人事监察、公安、保安)

执法领域(法院和劳改，从中央到地方的直线管理)

行政系统包括四个领域：产业、金融、文化、国防等

a.产业领域：企业的生产、运输、电信、物价等

b.国防领域：国防科技、国防企业和军队等

c.金融领域：货币、税收、股市、银行、贸易、保险等

d.文化领域：教育、文化(基础技术)、宣传、慈善(福利)、医疗、外交、人事、工商、仲裁、国土、水利、慈善(福利)等

行政系统的四权问题。在我过去所写的文章中，对行政系统中的调节认识有错误，还得重新认识。行政四领域都存在谋求发展的问题，各领域的领导人总会以自身领域的发展为重，完全靠各自的理智是不可能实现协调的，必须介入一个协调组织。而每一个领域各自之间都存在相互的联系，a分别与bcd、b分别与acd、c分别与abd、d分别与abc构成错综的联系网络，因而必须以每一个领域为主体介入一个调节系统，从而形成了四权调节，加入一个系统调节，就构成了五权调节。五权调节的理论从何而来，它从客观的四领域的相互联系而来，而该系统的中心又是根据运动（四维空间）上的调节理论得来的。这样一来，其实形成了大系统的十一权分布理论，即法律系统三权，行政系统四权，调节系统五权。那么，调节系统五权从何而来？这就关系到法律与道德的目的。立法的重要目的是协调，协调经济关系，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协调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的关系。道德建设要依赖于先进组织的建设，同样可以起到协调作用，它是对人思想的协调。因此，从协调的角度认识，立法与先进组织应该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负责立法工作的领导人应该兼任先进组织的领导人。可见，调节系统五权实际上是从立法领域派生而来，如果将立法领域视为一权的话，就只有七个权力部门，如果从权力地位来认识，实际上构成了十一权领导。

为什么要将公安列入监察领域，这是由公安的性质所决定的。公安是确保社会治安的机构，维护治安，离不开对公民的监察。如果将公安归属执法领域，等于将监察与执法包揽于一身，形成了权力的膨胀。公安也不能归属行政系统，行政系统的本质是组织社会发展，而不是稳定。如果将行政包揽于一身，也将权力扩大了，以往的政治斗争与行政管理公安就有密切关系。

中央四个行政领导人的竞选，应由立法领域主持、监察领域监督，由中央、州市、县级主要领导人和三级选派代表参予投票。各州市、县、乡行政领导亦参照此法竞选。而立法、执法和监察的七个领导人应从内部产生，内部投票。对参加竞选的人选，应由立法领域组织（并不一定是集会）全体代表确定后选名单。国有企业各企业主的竞选，应由中央三个相应的行政领导人(或委派)会同该部正副领导人以及派驻人员、属该企业的国家人大代表共同表决。

这种体制是公私兼顾的体制。所谓“公”，是由不同经济层面的“公”组成，它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他们均是相对独立的实体.国家的“公”会对基层的“公”产生自然影响，但不能用什么计划之类去左右基层的“公”。上对下的左右，均得体现在法律中。所谓“私”，是从不同层面、不同区域、不同利益关系来认识的。

由于在公与私的关系上存在相对性与绝对性，要人们理智地把握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就如同一些人连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对立关系都难以把握一样。每一个人都不能排除非理性，只是程度不同、领域不同而已。因此，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尤其显得重要。光靠一方的监督不行，要形成六位监督机制。包括监察监督、议员监督、名人监督、彼此监督、上下监督、权力对等监督、舆论监督。只有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才能凑效。这些监督除自身的监督机构外，受监察领域组织，但不属其管理。

监督机制的完善，除了建立组织机构外，关键是得有法律的保障，即保障监督职权，不然，就会纸上谈兵。

监察监督。监察系统监察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它应该是监察法官的执法工作和议长副议长的工作，其次，是监察同级行政领域领导人的行贿受贿，其三，监察警察工作并形成全国多样化监察网络系统。

议员监督。是一种全面开花的监督，将其信息传给监察网络系统、立法系统以及传媒。

名人监督。主要是社会性工作监督，如服务工作是否到位，哪方面值得关注，警察是否有行贿受贿的现象，工作责任心如何，一般将信息传达给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不理，再传给传媒，重大监察信息传给立法系统。

上下监督。它是多种形式的监督，有巡视监督、监督、长驻监督。下对上的监督也包括多种形式，如监督，发表言论监督等。

彼此监督。一是建立在本单位（本领域）权力对等基础上的，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系统中行政四权和法律三权的相互监督.

舆论监督。一是要建立长期的监督宣传媒体，专门负责监督信息。二是记者的舆论监督，一般是带社会性工作的监督，与名人监督的内容相似。

为什么要建立六个方面的监督系统呢？这还是离不开哲学中的数理要素。认识一个立体事物，单方面是三，即三面，相互联系是六，也就是六面。只有通过六面的认识，才能形成事物最大的透明度。

关于企业的不同层次集体体制。企业与行业强调个性化，得以分析哲学为指导,管理强调单一化，切忌复杂，因而应按运动的基本结构数“二”来分清责权，它突出一个“分”字。其划分为：

企业(行业)业务主持：技术、生产、人事、安全

金融主持：财务、流通、物资供应、收益分配

对企业、行业的监察属政府职能，即由同级政府派出相应的监察机构，既有常驻人员，又有不定期的巡检人员，一切待遇均由同级政府负责。

企业规划及内部协调应由同级行政与企业(行业)业务主持、金融业主持共同完成。对一般性的协调工作有监察机构的常驻人员参予即可。

为了有效地建立企业内部相牵制的机制，加速发展进程，我国一部分国有企业已采取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与国内私营企业集合式联营经济模式，这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发展规律的，它能有效地控制贪污铺张现象。按此模式，国家除了从中获取税收外，还应从企业中实行利润分红，以进一步充实财政实力。至于企业的发展资金问题，除了按比例留成外，还应从银行贷款中获得，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现在有一股思潮，企业必须做大做强。做强是必然的选择，但我是反对盲目做大的。没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做大只能成为纸老虎。这是因为企业大了不利于经济的灵活性，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按照分析逻辑的思维方法，必须强调企业的专业化，企业的专业越细，越有发展的空间，企业也就越强。一台汽车有多少个部件，就由多少个企业来做，那是最好的。因此，强得强在专业技术上。当然，中国企业在专业技术上目前无法与人家竞争，只能发挥价格优势，这仅仅是权宜之计，不是长远之策。企业要立足，最终靠技术。目前，过于重视高尖技术，这一思路是不太正确的，关键是你没有人家的技术基础。然而，中国的产品、仪器制造技术是是落后的，尤其是仪器，实际上它关系到各个行业的制造和设备，能赶上外国，发挥价格优势就大有市场。企业做大,也只能实行三层次的管理,即车间、工厂、集团，且这种工厂应该是环节上的工厂，而不是互不相干的。

在防止了腐败的前提下，搞好国有制、集体制企业是完全可行的，当然不宜多，多了，就很难管理好，也不能体现的个性经济特点。目前国有企业太多，不利管理。笔者认为，有500来家强势企业就足够了。关键是如何培养人才、稳定人才。眼下的问题是，一些优秀人才被国外所吸引，不能为国效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外待遇优厚；二是觉得国内论资排辈严重，缺乏施展才华的空间；三是出国自由。这些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而要防止人才流失，首先是要掌握在校大学生中成绩优异者的情况，然后适当控制这些人才的出国，并同他们签订合同(包括名牌大学重点专业的学生在内)，强调的就是不能为外企服务。这似乎很不公平，其实不尽然。公平是相对的，立足国家利益认识，它是公平的，如果立足个人利益认识，它是不公平的，二者之间构成一种排斥关系。这就如同国家的资源一样，私人不能随便开发，外国人也不能随意侵占。

保障国有制这一级的实力(技术实力、经济实力)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在于控制整体经济局势，在于杜绝剥削，保障中央的财政开支。中国大部分省的版图比欧洲一个大国还大，人数也比这些大国多，建立省有制的企业诚然是有极大的竞争力，但由于地区差异大，一些强省的实力有可能超过弱省几十倍，一个省的实力太强，并不利于中央的管理，这是不言而喻的。故笔者认为，应该取消省级建制，或将经济过强大的省分出几个直辖市来，实行五级管理：中央—州市—县—乡—村。笔者曾认为，作为贫困地区，由于地理环境较差，公有制企业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没有必要办集体制企业。后来反复一想，觉得这一观点有问题。通过办各级行政监管下的企业，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最底层的税收问题，上缴问题，也能使行政人员做一些实事，避免将权力用在腐败上。

对国家而言，军队与企业有类似之处：同样具有相对的专一性，前者专一经济，后者专一国防，同样存在发展问题。因而可比照企业设立军政线与后勤线的一分为二机制。由政府派机构常驻军队，进行监察协调。军、师、团、营、排主要领导均应实行竞选制。首先得分清军政与后勤两个领域，由同领域的上级主持，政府驻军代表监督，然后由上一级隶属下级同领域领导、竞选者所在下级的两级同领域领导、士兵代表(含下级领导)、业务代表、属该部队的国家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如师级军政领导人的竞选，即由所在军的军政领导主持，由驻军代表监督，再由该军各师级军政领导、该师团营级军政领导、技术代表、士兵代表(含下级领导)、该师的国家人大代表投票表决。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军队的腐败和山头主义。也许有人怀疑这种体制不利于军队的调度与指挥，其实，下级服从上级就体现在军队有权限的调度与指挥上，在上级的权限之内，就必须听从指挣挥，权限之外，就得拒绝指挥。这是作为军人的起码认识。

关于纵向管理问题。这是一个与该体制密切相关的内容。这里的纵向，是指五个行政层面关系上的上对下的纵向，不属于企业内部的纵向，也不属于所辖部办委局的纵向。纵向管理分为专业纵向与综合纵向。综合纵向实际就是重大的法律由中央到基层的一贯制。上级法律机构有对基层法律机构进行巡查、监督的权力，除执法系统外,切不可施行任免权。专业纵向即各个领域的纵向，也包括产业行政、国防行政、文化行政、金融行政，对基层相应的领域，他们具有巡查、监督、培训、指导、专业考核的权力，但切不可施行任免权(除上调外)。这当中，其实体现的是三位一体制，即上级——专业领域——下级。不同行政层次之间为什么不能实行任免呢？系统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系统，实行任免，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不同层次的相对独立性。实行任免，就极易形成权力操纵、权力腐败，构成某些不法分子从中央到地方权力部门的群带关系，产生更为严重的纽带腐败现象。那么，执法系统为什么可以任免呢?因为重大的法律都是国家统管的，要保障国家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监察则不同，一旦受中央（或上级行政单位）的控制，该管的反而不敢管，就难以遏制群带腐败。

至于地区与地区在交往中牵涉到区域利益的，宜由上级行业党组织组织下级行业开展协商，如同国际间的交往一样，订立行业公约。诸如公路公约、水运公约、环保公约、公安公约、电信公约、贸易公约、人才公约等。

由于实行的是分层管理，因此，凡牵涉到全国的政策，应以法律条文确定下来。政令应该是根据该级行政情况制定的近期总构想，那么，实行政令全国一盘棋，实则有以权代法之嫌。当然，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某些特殊政令(如战争、救灾、资源回归、人事调动)，自然有一个无条件执行问题。

先进组织=x；党组织=dz；党=d

我反对建立在学术信仰上的、政治利益上的党派,但并不意味着否认先进组织的建设。人具有大共性和自私性。人类不是简单的物质，是有理性培养基、有智慧的高级动物，但人们在实践中又往往难以把握道德尺度，构成矛盾状态，只有形成一种氛围，才能产生一种感召作用。人们在实际活动中，总是以一定的群体形式出现，因此，要使人们的道德意识增强，使自身的行动受理性的支配，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应的x（先进组织）来培养引导鞭策人们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并使之形成一种氛围。

我国的组织形式是按年龄层次分为少先队、青年团、dz呈年龄阶梯式的x。这种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x对培养人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三个代表”则高度概括了人类本性的三个健康因素和对先锋组织的要求：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理想的重要内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中就包含着培养人们的良好的道德观念，“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培养人们健康情感的主要方面。理想教育是迎合人们渴望进步的教育，这种进步性就表现在对人生正确价值观的追求上，而正确价值观就表现在根据自己的特性和智力层面选择其以基本道德为基础的奋斗目标；道德教育的主要方面是对立认识的协调教育，如谦虚与骄傲的协调，自私与大公的协调，友好与敌对的协调等；情感教育是培养人们对集体的爱护、合作精神、严于律己、坚持正义、对朋友诚实守信的教育。要使这种教育产生良好的效果，加入相应的先进组织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这是因为加入相应的x，本身就是迎合人们渴望进步的心理，同时也是对人们的理想、道德和情感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使之成为一种风气，社会有了效仿的楷模，而对组织成员则可进行终身培养教育。因此，成立相应的先进组织，引导人们的思想向健康方向发展，对于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实现真正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巨大的价值。

x在道德建设方面的要求具有国家的统一性，即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次所实行的道德标准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就决定了管理上必然存在由中央到基层的垂直管理，下级必须按中央的部署办事，而中央组织也必然得开展检查督促，了解问题，掌握情况。

由于x具有协调功能，因而能发现以往各领域存在诸如制度、条例、法律的不完善之处，必然得担负起修改制度、条例、法律的草案工作。这样一来，中央的x工作与人大的立法工作就实现了同一，或者说，由各级x的工作替代目前的人大工作是合理的。可见，x的管理机构具有提议修改法律、并负责草案的立法职能。这样也就实现了d代会与人代会的同一。

按少年青年成年阶段建立的组织，目的是培养人遵纪守法的观念，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观念，培养人们健康的价值观和团结精神，使之成为一种氛围，因而有必要扩大先进组织的力量，得在人数上做文章。私下认为，少先队员宜占少年总人数的2/3，青年团员宜占青年总人数的1/2，dz宜占成年人数的1/3。也许有人认为，dz人数太多，不利于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其实不然。先进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先进，由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差异，对先进内涵的理解也有所区别。不受贿是对行政官员的要求，对一个普通工人农民来说，提这一要求就会荒唐；对一个普通工人来说，能够兼顾家庭、车间、工厂三者的利益，就是具有极高道德素养的人，而对一名企业主而言，仅有这一道德素质是远远不够的，还得顾及社会效益。只有加入了组织，才会更注重自己在身边人中的形象，才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先进分子一旦就在身边，就会觉得加入组织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才会对加入组织产生更强烈的愿望，促使自己不断进步。至于纯洁性问题，它是通过组织形式实现的最终目的，具体体现在前文的三个培养中，而培养的过程是生命的全过程。

由于x具有协调功能，必然得协调行政各领域的工作，要进行协调，必然要参与到行政工作中来，这种协调并不是管理，二者是要严格区分开来的。这就保证了dz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议会主要领导人与dz的主要领导人就实现了二者的同一，即领导权的合二为一。作为dz的副书记（含副议长）与行政领导的数量应该是相等的，因为存在四个领域的协调，也存在四个领域的不同情况。这样一来，就真正实现了dz管政治。那么，政治的本质是什么？它应该是法律、行政的总和。

各类公有制企业的所有员工的一切工作均是为了自身和所在企业的利益，dz在企业中的地位又得同样体现出来。如果将dz与两个企业主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dz在两个企业主之间起调节作用，极有可能产生领导层的集体腐败。因此，企业d委书记宜采取由两个企业轮流负责的方式，主要负责党委会的召开和党员的培训计划工作。d委副书记主要负责企业的宣传、吸收d员和企业规章制度草案的制订工作。

由于组织在各级单位中，主要起道德教育的促进作用，处理好个人与单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必要由中央统管，更不能委任组织领导人。一旦由上级统管、委任，组织的纯洁性反而会降低，立党为私来了，权权交易来了，不能起到道德教育的作用。

以上是我对新的政治经济理论的一些思索，这种思索的理论依据就是中西方两种哲学的结合。如果觉得有道理而不去实践，理论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当然，道理还得在实践中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