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失衡中的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

一、全球失衡的国际环境

近现代以来，曾经历过三个与全球化有密切联系的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第一次是在1870－1913年，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走向相互融合的时期。在英国的主导下，当时所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定，促使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降低了关税。也包括采用“炮舰政策”和殖民政策，为其商品和资本打开世界市场。两次产业革命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尤其是铁路、蒸汽和内燃机及通讯的迅速发展，为全球化创造了物质和技术基础。19世纪70年代创立的国际金本位制度，也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第二次是在1950－1973年。这个时期，世界各地区的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增长都超过了以往。生产能力曾占世界60％的美国制造业领先优势有所衰落。而日本经济迅速崛起。日本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达8.01％，美国2.42％；日本的人均资本增长率7.94％，美国2.48％。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四小龙”也取得出色的增长实绩。第三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新科技革命已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两个轮子，使全球化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超过了以往(见表1)。

本轮全球化能否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东亚经济在全球化中的共同区域利益是什么?中国能否顺利渡过这个“矛盾凸现期”，取决于所处于的国际环境。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看，有四个因素是推动全球化发展或导致其中断的基本力量。一是多边规则体系及执行力；二是运输和通讯领域的新科技革命；三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协调和完善；四是建立有共同利益和调整责任的国际秩序。目前多哈回合陷入困境考验着多边贸易体系未来的前途。而国际货币的制度环境尚处于“无序”状态。在这种“无序”状态下，无论经济大国之间是保持合作还是竞争，都不会考虑第三方利益和损失。货币和金融的外部冲击往往会打击成长中的东亚经济。至于未来的国际秩序是走向单极化、无序的多极化还是有序的多极化，都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二、全球失衡的制度因素

目前全球失衡已愈加明显。一是全球经常项目的失衡。1995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全球总逆差的33％，2005年上升到65.1％。1995年日本的顺差占全球总顺差的39％，2005年则降至14.2％。中国、德国、俄罗斯、沙特成为顺差最多的国家。二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失衡。1997年以来，发达国家已经从资本净流出地转变为资本净流入地，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变成国际资本净输出地。2005年国际资本净流出的65.1％输往美国，而国际资本净流出的52.6％来自日本、中国、德国、沙特和俄罗斯。三是全球投资与储蓄的失衡，美国的储蓄率一直低于投资率，并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日本的储蓄率持续高于投资率，但二者差距变化不大；欧元区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基本相同，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存在储蓄超过投资。

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原因，首先是制度失衡，即全球化的制度性安排或缺。一方面，全球化使世界越来越像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另一方面，这个“地球村”又缺少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这就必然导致全球化中的霸权主义、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导致全球化不断产生和积累矛盾，最后通过危机、外部冲击或金融动荡来实现其自身的调整；导致大国通过主导规则和舆论，可以对外转嫁矛盾。对东亚经济而言，外部冲击比内部冲击有了更大的破坏性。其次是系统失衡。一是全球风险，这是一国很难防范、抵御和改变的外部系统风险。二是国家风险，对企业和市场是系统风险，对国家则属于可以防范、抵御和改变的内部风险。三是市场风险，企业和市场可以防范、抵御和改变的风险。科技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生产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对世界原有格局带来“创造性破坏”，也给各国宏观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再次是市场失衡，即全球性的储蓄、投资、生产、贸易失衡以及各个名义总量，如汇率、利率、货币、价格调整的不一致性，带来金融和外汇市场、要素和生产市场、服务和消费市场的不确定性波动，再加入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增大了市场失衡风险。

三、全球失衡中的东亚经济

在全球失衡中，美国储蓄不足和过度消费被普遍认为是产生全球失衡的主因，同时，亚洲国家高储蓄和高投资也列为导致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1998年至2006年期间，中日韩三国外汇储备余额分别增长了635.4％，330.6％，358.5％，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分别增长了48.7％，230.8％，82.0％。六个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总额从1998年的5891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5303亿美元，中、日、韩的外汇储备余额分别为10663亿美元、8749亿美元和2384亿美元(见图1)。

2006年，美国货物贸易赤字占其GDP的比重达到6.3％，比2001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同期，中、日、韩的货物贸易都有盈余，中国的盈余占GDP的比重从1.7％提高到6.7％，上升了5个百分点(见表2)。从表3可以看到，当2001年全球陷入经济衰退，资本流入急剧下降的时期，中国实际利用FDI仍保持上升势头，中国占全球资本流入的比例从2000年的3.2％，上升到2004年的9.9％，随着2005年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实际利用FDI的占比下降为6％。

目前美国提供服务和技术，东亚提供制造和销售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图2显示，美国、英国、法国在服务贸易上有巨额顺差，是世界服务的净提供国，也是货物的净购买国。德、日、韩、中则是全球服务的净购买者，全球货物的净提供者。从服务出口与货物出口之比的角度看，英、美、法都在世界平均以上，日、德、中则在之下。新兴大国是世界能源、资源、劳动力的净提供者，技术和服务的净购买者。

四、全球失衡中的中国经济

目前，中美贸易顺差仍在快速增长。中国对美的出口包括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产品，包括从东亚其他经济体进口的中间产品，包括大量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和跨国公司之间贸易。

按照美国的统计，中国2006年对美贸易顺差是2326亿美元，比2000年净增长了177.57％(见表4)，而同期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只增长8.58％，韩国对美顺差增长了7.08％，中国台湾对美顺差下降5.79％，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对美贸易赤字增加。在中国对美的出口产品中，有70％是采用加工贸易方式生产的，67％是外商投资企业(三资企业)的出口。这说明，中国对美出口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或外商投资企业之间贸易，中国的内资企业对美出口只占约1/3。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见表5)，中国对美加工贸易出口中，包含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东盟等来华投资企业加工组装后对美国的出口。研究发现，中国总出口的最终产品价值中境外中间产品的净价值的比重，从1992年的14％增加到2003年的21.8％。对美出口中境外中间产品的净价值则高达23％。

全球失衡使中美间相互依存的竞合关系有了一些特殊性质：①中美摩擦是互补而不是竞争结构的摩擦。如纺织服装、彩电、家具等，都是一般意义上不会发生摩擦的互补性产品。制裁中国的受益者主要不是美国企业。受损者则包括中国民营出口企业和美国消费者。②中美摩擦常常受非经济因素影响，如中国联想电脑大量使用美国产品，但美国政府仍以安全为理由，把其从政府采购名单中删除。③中美摩擦是相互依存的摩擦。中国有大量的美国投资企业，产品也返销美国市场。但中美贸易摩擦只精确打击纯民营企业，很少涉及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权益。因此，中美摩擦加剧的背后，仍然是谁来承担全球失衡的调整责任。既然中国的发展已经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结构调整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共同责任。为了本区域的共同利益，东亚经济要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