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评价历史人物的全面观点

研究任何问题，都应注意它的客观性和全面性，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当然也必须是这样。因为任何历史人物，总是要反映其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矛盾的。如果取其一面而抹煞其另一面，取其一点而概其全，就必然要把历史人物绝对化了。

鲁迅曾经反对过评价历史人物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并且有许多独到精辟言论。鲁迅认为，对历史人物作品的研究，“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全集》，6卷，344页。以下只注卷数和页码）鲁迅十分强调要揭露历史的真貌和历史的全般，从而也特别强调要打破那些关于历史人物的一向被歪曲了的传统偏见。他认为，对表现于历史人物身上的矛盾着的诸方面，“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6卷，336页）。今天，我们研究和学习鲁迅的这些观点，是仍然可以得到新的启示的。

研究历史人物，首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没有正确的观点，就不能得出正确的评价，也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历史资料；同时，还必须详细占有大量的、全面的历史资料。没有完备的历史知识，也不能正确地运用科学原理，当然也不能有科学上的成就。鲁迅是十分注意详细占有材料的，他在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中，以及对中国文学史和其它的研究中，总是以巨大的精力，从事于材料的占有，真是做到“废寝辍食，锐意穷搜”了。比如，他在为写作中国小说史准备材料时，曾经搜集和阅读了这方面的书籍一千多册。正因为他是这样踏踏实实地占有材料，所以在同当时的一些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时候，总是论据充分，斗争性很强，说服力很大。

在对待历史人物的问题上，鲁迅以充分的论据，对某些传统偏见和当时某些人的任意歪曲，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例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多少年来，人们对晋朝大诗人陶潜，往往只摘取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面，而加以片面的曲解和附会。从梁朝的锺嵘就在《诗品》里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写”，“五四”以后，人们又称之为超然于物外的“田园诗人”。还有人摘取他的这一面称之为“浑身是‘静穆’”。对唐朝诗人钱起，很多人也采取他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两句，踢开其全篇，而推之为表现“消逝”和“永恒”的所谓诗的“极致”。鲁迅揭露了这种不顾“全篇”、“全人”及其所处“社会状态”的反历史观点，他指出：对陶潜 ，除了“悠然见南山”的一面外，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①，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从其“猛志固常在”的这一方面来看，同所谓“浑身是静穆”之说，恰好表现为尖锐的对立。鲁迅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6卷，336页），即这两方面是共居于陶潜一个人身上的。如果取其一面而抹煞其另一面，就不是真正的陶潜了。对于钱起，鲁迅指出这不过是“以割裂为美”，因为从钱起的《湘灵鼓瑟》，一类的诗看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可见“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的都不免是怒目金刚”（6卷，344页）。鲁迅揭露了那些偏颇的评断所根据的材料不过是片面的寻章“摘句”，从而指出：如果那些评断者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源身是‘静穆’的”，而陶潜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这就是说，要评价历史人物，总是要根据大量的、全面的材料，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

更重要的是，鲁迅对于这种主观主义的反历史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深刻的揭露。他当时评论朱光潜的美学说，象这种在文艺上先虚悬一个“极境”，从而就只好“彼拘迫而‘摘句’”，“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象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6卷343页）这在方法上，就是在主观上先虚悬一个框框，然后按照这个框框来寻章“摘句”，取其所需，以框框套史料，以史料填框框。总之，目的在于“垫高”自己的某种

偏见，或者填塞为自己虚悬的某种框框。这种从主观主义出发的方法，必然是反历史的。所以研究历史人物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从全面的史料出发，坚持客观性和全面性的统一。

如同陶潜并非“浑身都是‘静穆’”一样，对任何历史人物也不能看作纯粹又纯粹的人物。因为任何历史人物，都毕竟总是历史上的人物，总是要反映其所处“社会状态”的具体矛盾的。鲁迅一向反对复古主义，反对颂古非今的反历史观点；也反对以今套古，把古人现代化。问题在于要去分析表现于历史人物身上的那些历史的、具体的矛盾，而不能用主观主义的方法去排除这种矛盾。鲁迅曾经从文学史的角度议论过曹操，他主张打破关于曹操的传统偏见，他说：，《三国志演义》和戏台上“花面的奸臣”，“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的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8卷，380页）然而鲁迅并不因为“佩服他”，把他理想化，而是依据于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和全面的历史材料，注意分析表现于曹操身上的一些具体的矛盾。例如，曹操有爱“才”的特点，所谓“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是不问其“德”行如何的。虽“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也是要求“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也就是说，曹操用人，不仁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鲁迅在议论曹操时，在分析了曹操的这种爱“才”的一面外，同时又分析了他还有“才”而不举和“德”也要问的另一面。曹操曾以“不孝”为罪名杀了孔融，又借了别人的刀杀了弥衡，这都是当时大文人和“才子”。曹操所说孔融“不孝”，则因为孔融有“父之于子，尚有何亲”，“子之于母，亦爱奚为”的伦理观点。实际上，标榜这些观点，是因为他好和曹操捣乱，特别是好讥讽曹操。如操破袁绍，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孔融却函曹操，杜撰“武王伐纣，将妲己归了周公”之说以讽之。又如曹操主张禁酒，说酒可以亡国，而孔融又偏要说些风凉话来反对，说也有因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等等。至于曹操杀孔融的社会意义，是进步或反动，是对或不对，鲁迅没有置论，这是有待于历史家来评价的。但鲁迅却是依据具体的、全面的材料，抓出种种具体矛盾，指出了曹操的爱“才”并不是绝对的，有爱也有所不爱的地方；而他的不修“德”、不问“仁”“孝”之道也不是纯粹的，有不问也有其所问的时候。这是矛盾的，然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是由当时的“社会状态”和斗争着的具体情况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