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社:筑精品弘扬学术 育英才任重道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大社)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成立的大学出版社,她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的综合优势,秉承“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理念,大力实施精品战略,以优秀的出版物传播先进文化。自建社以来,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文化积累与文化传播价值的优秀教材和学术著作,涵盖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行政学、人口学、环境学、新闻学、档案学、财政学、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商品学、历史学、语言文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艺术以及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等,累计出版图书近两万种,经过长期的积累,已发展成为具有图书、期刊、音像、电子和网络出版物等多媒体兼营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

出版变奏曲:风雨六十载

与共和国一起成长,风雨六十载,人大社走过了光荣的出版历程。她在宣传、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宣传、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出版基地,得到了全国出版界广泛的认同和高度评价。贺耀敏社长说:“人大社的发展,可以归纳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5年),是孕育成立阶段。人大社的前身是1950年2月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处。1952年8月,出版处改称出版科。1953年9月,学校研究部所属的出版科、印刷厂、出纳组、油印股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教材出版处,不过它还只是学校的内部出版机构,不能对外公开发行教材。当时,全国对人大教材的需求量庞大,教材出版处出纳组的发行力量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也迫切期待成立人大出版社,在老一代革命家、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努力下,人大社终于于1955年4月29日宣布成立。

第二阶段(1955~1970年),是成立初期蓬勃发展阶段。这阶段的人大社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建设,建立了专门的编辑队伍,完善了管理机构,明确了“保证教学,适当满足社会需要”的出版任务和“从出版翻译教材为主转到以出版自编教材为主”的出版方针,还提出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薄利多销、以丰补歉”的经营方针,短短几年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从1966年“”开始,人大社遭受到严重的冲击,直至1970年不得不被迫停办。

第三阶段(1970~1978年),是停办阶段。从1970年开始,人大社经历着漫长的冬季。

第四阶段(1978年至今),是快速发展阶段。1978年,国务院129号文件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在人大社老员工的团结一致和大力支持下,人大社“锐意改革、开拓进取”,不断进行探索调整,不断积蓄力量,新一批的员工也给人大社注入了新生的力量,在坚持“出版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著作和高等教育文科教材”的大方针下,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一步一步蓬勃发展起来。加之当年已81岁高龄的成仿吾校长的不辞辛苦,以边恢复、边出书、边积累的“三边政策”为方针,人大社终于“不是简单地复原”,而是实现了“把恢复和提高统一起来”。

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

从立社之初,人大社就十分注重引进国外优秀或先进文化成果,服务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建设。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人大社更是抢抓机遇,有计划、成系列、成规模地着手引进、出版国外一流的教材和学术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引进版图书出版特色和品牌优势:以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科学译丛”,掀起了“经济学汉译的第三次浪潮”,引领了我国翻译经济学名著的潮流;以罗宾斯的《管理学》为代表的“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其中许多图书被国内各大商学院选为教材,影响十分广泛;“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这套译丛对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政府改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人大社精心组织和策划的学术译丛“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将成为我国汉译世界现当代学术著作的经典品牌;以“哈佛商学案例精选集”、“《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为代表的哈佛商学院的相关产品已经成为我国MBA教学的重要参考……

“人大社最大的特点就是学术出版占了很大的比率。尽管学术出版的比率越高,风险也越大,但这些都是出自于出版人的热情与责任。中国出版发展到今天,读者对学术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且,华文图书在世界的影响力还不够,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十分重要,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向来讲,就必须对中国的学术进行梳理,只有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整理,走出去才更有意义。”贺耀敏社长说,“人大社以往对人文学科,例如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出版物关注还不够,今后将更多关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就。” 目前,人大社已经出版了康有为、钱玄同、吴晗、饶宗颐、戴逸、陈先达、方立天等学术大师的书,近期计划出版的还有梁启超、谢无量、胡华等学术大师的著作,以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如今,人大社的年出新书超过1300种,重印书900多种,已达到 “日出六书”的规模,贺耀敏社长说:“我们的定位是大学出版社,‘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出版理念,是前辈留下来的,这句话说起来虽然有些拗口,也不是特别张扬和漂亮,但坚持下来,我们就会成功。”

继承传统改革创新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人大社形成了“立足本校,面向全国”的办社理念,也逐步总结自己的立社精神:

“第一个是服务精神。立足学校,面向教学科研,这是立社之本。我们要为高校教学起到‘保证、反映、促进’的作用,即保证教学,反映先进科研成果,促进教师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第二个是求实精神。认清社情,发挥优势,办出特色,这是强社之路。要坚持出马列主义教材,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并在这方面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第三个是‘两创精神’,即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人大出版社从无到有,从停办到恢复,没有创业精神是不行的,而出版事业要兴盛,没有创新精神是不可能的。创新精神是兴社之魂。

第四个是严谨精神。出版物是精神产品,出版工作无小事。在任何时候都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是治社之基。”

2002年9月28日,贺耀敏社长在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考察调研座谈会上,作了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题的汇报发言,正式提出了进入新闻出版总署内涵式发展大社名社试点的申请,阐述了把人大社建成多种媒体互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化现代出版集团的设想。围绕着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建设多种媒体互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国际化现代出版集团的既定目标,着眼于提高内部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人大社对内部体制机制、出版经营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更加积极有效的改革:对出版物的策划、组织、编辑部门进行进一步改造,探索适应现代企业专业化需要和市场规律的体制;对市场营销部进行了公司化改造,组建成立了准公司化管理的发行公司;加快了对出版物品种和结构的调整,突出效益优先原则,初步实现了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追求数量增长型向追求效益增长型的转变;实施精品战略,提出了“以教材精品为主体、以学术精品和大众精品为两翼”的选题结构思路;加大引进、输出版权的力度;整合各种出版资源,发挥综合优势;打破编制、身份的界限,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以企业文化建设为载体,凝聚人心,提高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让人大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展望过去畅想未来

这六十年里,人大社的许多图书也获得多种重要奖项,比如人大社出版的《佛教哲学》、《价值论》、《刑法学原理》(三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汉译十卷本)、《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物权法研究》、《公共危机启示录――对SARS的多维审视》、《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走向市场经济丛书》(14种)、《经济学》(上、下册)、《人力资源管理》(第六版)、《管理科学文库》(4种)、《民法总则研究》等图书,都获得了出版界的最高奖项,其它获奖图书更有四百多种。

成就述说着光辉的历史,也昭示着灿烂的未来。

在人大社的未来图景中,发展是始终不变的方向。“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要有新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大“两个开发”即选题开发和市场开发的力度,抓好“三种精品”即教材精品、学术精品和大众精品的出版,加强“四项管理”即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e化管理,最终实现由“五个一流”即一流的出版物、一流的经营规模、一流的工作、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人才构筑起的发展格局。

在两岸出版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人大社也积极拓展台湾图书市场,据贺耀敏社长介绍,人大社的许多图书已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台湾,这些图书反映了大陆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变化,得到了台湾出版方的大力支持,也对宣扬中华文化作出自己的努力,“两岸出版业的沟通还不是特别顺畅。华文在世界尚未得到肯定。两岸的学者有交流的必要,也有交流的愿望。我认为两岸学者都有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必要,遗憾的是,两岸现在的交流还存在着一些障碍。学术交流需要平静的环境,不希望有其它方面的因素影响,而过去几年台湾政局的波动和少数人的干扰,很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他说,从世界图书市场来讲,台湾的市场不算很大,而人大社不仅要拓展台湾市场,还要拓展世界华文图书市场。

回顾在人大社这些年,贺耀敏社长也不无感慨:“人大社具有无限的魅力,让我融入其中。到人大社以后,人大社的文化涌动,让我难忘;人大社员工敬业、投入、为出版而献身的精神让我难忘。”他说,“我们把最优秀的成果给了学生,让更多人受益,这种做书的光荣和兴奋感出来了。而今天,我们走上图书出版这条路,更多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存问题,而是我们真的把出版作为一种事业和追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