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基建反腐的人本视角研究

【摘 要】自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腐败的毒瘤借机渗透其中，基建部门尤为严重。从人本视角分析，其原因主要包括：高校基建领域中的机会主义刺激了“经济人”的腐败动机，集团腐败的内部环境对个体腐败者的负罪心理产生弱化效应，外部社会经济环境挑动了个体的失衡心理和贪腐欲望，“人情关系”构筑了腐败者自认为“合情”的心理暗示。由此，应当从信息、制度、文化等三个方面加强高校基建反腐的人本管理与建设。

【关键词】高校 基建 反腐 人本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2－0051－03

【Abstract】Since enroll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the corruption cancer penetrates in the universities by this opportunity, the problem in infrastructure sector is most seriou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the reasons include: the opportunism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versities stimulates the corruption motivation of the “economic man”.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Group of corruption produces weakening effect to the guilt psychology of the individual corrupt, external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incites individuals imbalance psychological and corrupt desires, “Human relations” builds the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sensible”. Therefore, the Anti-corruption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versities should be stronger through the ways among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cultural.

【Key words】University Infrastructure Anti－corruption Human

一、高校基建腐败问题概述

腐败原指生物机体的变质或食物不可食用的状态，《史记•平淮书》中早有“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记载。而随着公共权力的产生与扩张，腐败问题则渐渐自生物等有机体而异化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潘多拉魔盒，作为一个世界共存的社会问题而存在。在经济学家的视角中，腐败是寻租与设租的活动；从法学的角度考察，腐败是违反法律规范的有害行为；在社会学家看来，腐败行为是权力主体为追求有限的社会资源而采取的违规行为；在政治学界，腐败则是指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

近年来，随着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学生人数急剧增加。由此，各方对学校办学空间、教学设施、生活配套等的需求迅速提升，资金流动数额巨大，腐败的毒瘤借机渗透到了高校领域，招生、基建、采购、后勤管理等部门都成为了腐败的重灾区，其中，基建腐败问题尤为严重。近年来，我国教育部所属高校中，共有50个新建校区投入使用，新建校舍达6500万平方米，每年平均新建校舍在300万平方米左右。相应地，基建投入资金亦不断攀升，近年来部属高校的基建资金投入总量为550多亿元，平均每年投入约100亿元。［1］同时，各地方高校的大学园区建设更是如火如荼。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50多个大学城正在兴建。以上海为例，松江大学园区、杨浦大学园区、闵行大学园区占地面积均在7000亩以上，在校生规模均达6万人以上。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为高校基建部门及其人员借机敛财创造了机会。据统计，我国高校基建中标的工程项目利润一般在15%以上，有些项目的利润甚至高达30%，这就使得不法建筑商想方设法通过给予回扣、行贿或花费巨额资金买标底和挂靠权等各种非法手段，千方百计地将高校管理人员拉下水。［2］诚如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王伟在2009年全国教育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近年来查处的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58%集中在基建、设备采购、财务等领域，特别是基建领域建设规模大、资金投入多，工程建设制度不完善，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3］目前，学界对于“高校基建腐败”还没有确切的理论定义，一般倾向于把这一问题定义为：在高校基建领域的公职人员及相关部门公职人员，为自己或者他人非法谋取利益的各种行为的总称。［2］

二、高校基建腐败的人本原因分析

1．高校基建领域中的机会主义刺激了“经济人”的腐败动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认为：“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益超过将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此人便会从事违法。”［4］高校基建领域的行为人虽然在职务上是作为高等学府的行政管理人员而存在，但是在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上，亦难脱“经济人”的一般特性。从“经济人”成本收益的视角分析，高校基建腐败的收益主要是基于腐败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以及心理上产生的若干“被需要”、“有能耐”的优越感、满足感，其成本则主要包括惩罚成本、实施成本以及道德成本。其中，惩罚成本是对某种违法违纪行为所规定的处罚标准乘以行为主体实施腐败行为后被发现和制裁的机会；［5］实施成本主要由高校基建行为人所处的客观环境和制度规范的严格程度所决定；道德成本则是由不同主体的价值取向所决定，是实施腐败行为后，行为主体在心理上所产生的恐惧感和耻辱心。上述三项成本中，惩罚成本对基建行为人理性判断的影响最为关键。如果法定处罚标准较高或者腐败行为容易被发现，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惩罚成本必然远远高于行为人因腐败而获得的各种收益；反之，如果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较低，“因腐败而得到的效用满足，肯定会比固守节操而得到的效用来得快，来得直接，来得轻松，来得刺激。”［6］这样，机会主义的刺激便会提高高校基建行为人实施腐败行为的动机。

在高校基建领域，专业信息的屏障以及内部与外部监督的不到位等因素加大了腐败行为人的机会主义预期。具体而言：其一，高校基本建设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诸如各项技术指标的内涵与关联、各种建设数据的统计与变更、工程建筑关键节点的优劣判断等问题，如果没有专门的知识积累或经过长期深入的实地践行，很难探知其中的“奥妙”。由此，在大多数腐败发生的过程中，监控部门无论从专业信息的获取与甄别还是时间精力的花费上看，成本都是较高的，纪委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等高校内部的监督制约机构，甚至学校领导很难切实深入地管理与防控。对此，北大学者阳穆哲早有论断，认为信息缺陷是促成腐败的重要客观因素，并直接将腐败定义为“公共人利用公共权力委托人的信息缺陷，滥用自己的权力直接获取的或从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需求方获取的自己与委托人契约之外的收益。”［7］其二，作为为国家和社会塑造高级人才的育人场所，高校本身的圣洁光环使得这片领地常常成为司法机关等外部监督机构关注与监控的盲点。“专业屏障”与“象牙塔”纯洁光环的双重“保护”加大了高校基建行为人的机会主义预期，而强烈的机会主义意味着惩罚成本为零的可能性在客观上将会变得极大，从而刺激了高校基建行为人的腐败行为动机。

2．集团腐败的内部环境对个体腐败者的负罪心理产生弱化效应

近年来，“窝案、串案突出，犯罪团伙化、群体化，是高校腐败案的一大显著特征。”［8］2009年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后勤保障部原部长江建勤等的腐败窝案，2009年浙江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夏金荣、原党委书记白同平、原基建处处长陈松树等的腐败串案，2010年中国药科大学、东南大学基建系统腐败案件等可谓震惊寰宇，而这其中的许多犯罪行为都发生在高校基建领域。

基建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并非孤立存在，从工程招标、材料采购、项目管理到最终的施工管理、结算审核等，都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基于这一特性，高校基建腐败常常并非一两个主体的独立行为，而往往牵涉到整个集团，管理者与各个具体环节的负责人、执行人都陷入其中。而高校基建部门一旦形成集团腐败的格局，对于其中的个体腐败者而言，其道德成本和对违法行为惩罚成本的心理预期也就被大大的弱化了。一方面，原本为腐败行为个体所单独面对的压力和风险“看上去”被转移到了整个集团组织体，集体中的每个相关人员都分散地承担着整体责任中的一部分，这样，制度规范对腐败行为惩戒的预期力度与效应就被极大地降低了。另一方面，处于集团腐败的大环境中，个体容易产生“从众心理”抑或是让•梅松纳夫所言的群体“心理场”。在心理上，为明知是违法犯罪的贪腐行为“掩耳盗铃”地构筑着看似安全却实为虚妄的“保护网”，误认为自身的贪污行为是受到集体保护而风险极低的，甚至误认为这些集体中的其他人都会从事的贪腐行为是合情合理的，而对自身违法行为的道德谴责也相应地被所谓的集体行为弱化。

3．外部社会经济环境挑动了个体的失衡心理和贪腐欲望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18世纪和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好似没有19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重。英国也是如此。17世纪和18世纪末的英国政治生活看上去就比18世纪的英国政治廉洁些。”［9］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迈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腐败问题的存在不可避免。而高校在“教育走出象牙塔”、“学校与社会携手”、“教育与经济结合”的大背景下，也就容易被社会中的贪腐之风感染。在高校各机构中，基建部门与社会的接触最为紧密。从工程的立项、设计到管理、监督，其各个环节几乎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借助社会上的公司和企业来协助完成，部门人员所合作的群体也绝不仅限于象牙塔内的教师和学生，和社会其他领域人员有着较为密切的接触，从而很容易被社会中的腐败毒瘤所感染。此外，近年来高校普世价值日趋淡化、经世致用的实务价值观大行其道，“经济理性”严重冲击着高校教职工的道德底线；而相较于同为建筑领域的公司、企业人员而言，高校基建职工在经济收入上又有着较大的落差，由此，贪腐就很容易成为弥补这种经济心理落差的最直接和最简便的选择。

4．“人情关系”构筑了腐败者自认为“合情”的心理暗示

除经济利益的动因外，高校基建人员腐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人情的羁绊。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对待熟人和陌生人往往采取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双重标准。诚如杨国枢所言，“与普遍主义不同，特殊主义是一种‘例外主义’，认为规范、标准、章则或法律只适用于一般情形，必要时可以有所例外，可以灵活运用，而判断是否‘必要’的依据，往往是关系的亲疏、权势的大小等因素。”［10］从诸多案例的实践来看，高校基建管理人员在迈出腐败的第一步时，经济收益往往并非其追逐的主要目标，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碍于知识分子的人情与颜面，因最初的不好意思拒绝熟人之托而在贪腐的道路上愈陷愈深。而这种人情的羁绊不仅削减了既有的制度效力，更促成了高校基建部门有限管理权力的不断扩张和渗透，使公共权力和人情关系逐渐代替市场的公平竞争而异化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

三、高校基建反腐的人本管理与建设

1．以信息公开揭开“无知”的帷幕

有学者认为，“在公共权力的委托关系中，谁对公共权力运作拥有的信息多，谁就在这种隐含的委托契约及其执行中拥有潜在的优势。”［11］在高校基建反腐工作中，信息公开尤为重要。通过信息的公开与透明，不仅能够降低腐败行为人的机会主义预期，提高其腐败的惩罚成本和实施成本，而且能够为学校内外监督机构的监督控制提供有效的信息依据，从而揭开外界对于高校基建领域“无知”的帷幕。2009年3月，《中国青年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2.3%的被调查者认为高校信息公开有助于高校管理透明化，减少腐败现象。［12］

目前，我国高校基建部门都已在不同程度上对信息公开做出了规定，但信息公开的深度和广度却略显不足，信息通报普遍存在不及时、不到位、不深入的现象。因此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加强：①高校基建部门应当在进一步梳理并公布基建工作详细流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在限定时间内对于关键节点和重大环节的信息进行深入通报，并将常规性信息公开和事务性信息公开有机结合起来；②基于高校基建领域专业性较强、信息交流存在障碍的特点，在强化信息通报数量的基础上，应对重大、关键信息附以行业内专家的论证和材料证明，以增强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减少非基建专业人员监督基建工作的专业屏障；③不断拓宽信息公开的形式。一手丰富诸如正式文件、公告栏、通报会、听证会、座谈会等传统的信息公开形式，一手拓展基建网络信息公开途径，强化基建信息公开的交互性，拓展基建信息公开的共享性，在与学校其他部门以及学校外部机构的沟通与交流中，加强所公开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最终使高校基建反腐败的信息公开“从被动公开转向主动公开，从表面公开转向实质公开，从选择性公开转向全方位公开，从经常性公开转向制度性公开，从接受校内监督转向接受校内外全面监督，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13］

2．以制度建设加强对高校基建反腐的预防

美国当代哲学家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认为：理性促使个人在同环境和其他生命的关系中了解自己，使自己的生命能量与其他人的生命能量达成和谐，从而产生“同情”、“责任”和“良心”等道德感，日益增长的理性是日益增长的道德的保障，理性的发展增进人的道德能力，它无疑是人类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可或缺的主要资源。［6］近年来，我国高校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2005～2007年底，教育部直属高校新建和修订有关制度6000余项，内容涉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三重一大”集体决策、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巡视等各个方面，为建立科学的廉政制度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实践中，高校基建反腐的制度规范在招投标、工程合同管理、现场签证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规范、不明晰、不完善的问题，对于低价中标、高价结算，通过部分招标、化整为零、后续追加工程量等方式规避招标，合同约定中带有诱导性、偏向性条款，以及违规现场签证等情况，缺乏严格的标准和规范的程序界定，从而在工程管理和实施的过程中创造了人为肆意解释的空间和谋取私利的机会。因此，应在现有制度规范体系上，不断细化基建工作的组织领导、招标采购、施工管理、监督职责等各项管理工作规范，明确基本建设相关岗位职责，确立监督主体责任。并从以下几方面予以重点强化：

第一，进一步规范招投标制度建设。招投标文件必须符合法律政策的要求，不得带有偏向性，细化公开招标的标的额度，并明确规避招标的具体情况及其行为人的责任。第二，不断加强基建合同管理的制度建设。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通过建设合同预审制，加强学校及各部门领导对合同合法性的审定；在合同变更时，应当以书面形式说明情况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和会审。第三，建立更加严格的工程变更、现场签证管理制度，做到论证充分、程序严格、集体决策、有理有据有节。第四，强化外部监督管理制度，建立高校纪检监察、财务、审计、教代会、学代会以及司法部门联动监督的合作机制。通过上述制度建设，能够抑制高校基建人员实施腐败行为的机会主义预期，进一步明确其违法违规行为的严重后果，有效预防高校基建人员迷失理性的自我和行为方向。

3．以文化建设重塑主体的价值判断与选择

康德认为：“人身上恶的倾向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在接受准则时意志薄弱，即人性的脆弱；二是将道德动机与非道德动机混为一谈，即不纯粹性；三是接受恶的准则的倾向，即人性和人心的邪恶。”［14］而这三个层次的恶的倾向都可以直接归咎于主体本身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归咎于积极正面的价值观是否占据个体思想领域的主导。高校基建领域虽然受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但从诸多腐败案件的事例分析中，不难得出，高校基建腐败的行为人不同于社会中其他领域的腐败人员，其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和文化素质，对学校及自身名誉的价值较为注重，在实施腐败行为的同时，负罪感、羞耻感亦远高于社会其他领域的腐败行为人。诚如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刘静杰检察官所言，“通常国企受贿案件，赃款流向有着明确的指向，除一般填补个人零花、家庭开销外，大多被用于歌厅、招嫖、等的挥霍。”而高校腐败人员的赃款则是“9成以上用于日常个人开销，多为商场购物、加油、吃饭，极少用于低级趣味的活动。由此判断，高校腐败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虽然发生一定偏差，但人格通常并未扭曲，精神世界改造的空间较大。”［8］因此，通过加强文化建设重塑高校基建行为主体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是从思想源头激发行为人良知、坚定道德信仰的根本途径，是防止其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利用正式制度的漏洞和同事之间人情的弱点来谋取私利的内在防线，也是凝聚积极正义的群体心理“场”，防止集体腐败的重要措施。因此，一方面，在形式上，高校反腐文化教育应当建立理论学习、培训讲座、报告会、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的教育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在内容上，高校反腐文化教育应该随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拓展，不仅应当涵盖法律法规、重要文件精神、廉政理论等内容，更需要不断通过新鲜的、典型的案例予以警示，使每个基建管理者做到自重、自警、自励，提升对腐败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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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8.1%调查者认为高校应尽快实施信息公开.新浪新闻中心网.news.省略/c/2009.03.24/072517468308.shtml，2009.03.24

13 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Z］，2009.4

14 康德.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A］.康德文集：第6卷［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