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快跑 第12期

父亲回忆说，那是他平生跑得最快的一次。

说这话时，父亲已经七十岁了。七十年的光阴是一条河，在他的眼神里一漾一漾的。我知道，他又看见了那束跳跃的阳光，那个在大平原上奔跑的少年……

父亲赵云亭，1930年生，1944年参加八路军……

（一）

我生逢乱世。“九.一八”事变那年，我刚满周岁，到我记事的时候，正是电影《小兵张嘎》里描写的那段岁月，有歌唱道：“1937年，小鬼子进了中原……”

我们那个村子叫天宫寺，在河北定兴的东南。鬼子进村了，还在村子里修起了炮楼。乡保长、甲长满村子乱窜，披着鬼子皮的皇协军更是邪乎，横着脖子走路，所以老百姓暗地里称他们“白脖儿”……

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爹妈养活不起我们兄弟五个，把我的一个弟弟送了人。我说不清大哥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只知他有个大名叫赵国祥。留下的哥仨，人人背着个贱名，二哥叫“傻篓子”，我叫“三元”，弟弟叫“年子”。

大哥常常半夜里回家，还带着一个小他一两岁的半大小伙子，我们喊他哥。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哥悄悄地干了八路，加入了共产党，十九岁就已经是副连长了。那个半大小伙子，是他的通信员。

记得那是鬼子疯狂大扫荡的前一年，通信员在一次来家送信时被“白脖儿”盯上了。他们不由分说，就把通信员捆吊在我们家的门框上，狠着劲儿往死里打。那个小通讯员只有十七岁的光景，却一点儿都不含糊，他只是说自己是过路的庄稼汉……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打得昏死过去。

“白脖儿”打累了，这时，娘给我递了个眼色，朝水缸努了努嘴，我从缸里舀了一舀子水，颤巍巍地送上去，还没走到通信员跟前，“白脖儿”扬手就是一巴掌，一脚就把我踹翻了……

（二）

就在“白脖儿”们折磨小通信员的时候，忽然从村头传来了一阵骚乱声。

“我大哥被抓了……”

原来大哥和通信员分头化装侦察，约定来我们家会合，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通信员也被“白脖儿”架走了。

过了两天，大哥还是没有消息。娘开始坐立不安，无奈之下，她请了跳大神的，想问问大哥的凶吉。跳大神的正在当屋里折腾，出去了一整天的爹回来了。他什么也没说，一屁股坐在了炕头上。这时，跳大神的还在絮叨着“平安”，爹忽然变了脸色，一把把她扯出了门外，“咣当”一声关上了门。

爹说：“国祥他娘，你得挺住。”

娘意识到了什么，惊恐地望着爹：“你是说国祥他……

爹点了点头。

大哥是被“白脖儿”活埋的。临刑前，他拖着沉重的镣铐，“哗啦――哗啦――”地穿过村街，路过一家饭铺时，老掌柜的端着一海碗饺子拦下了他：“兄弟，吃碗饺子再上路吧……”

“白脖儿”的拷打，没有让大哥吐出半个字，可接过这碗饺子，大哥流泪了。他和着泪水吃完了他此生最后一顿饭……

前面是一家布店，大哥站下了，说：“给我扯八尺红布来。”

鲜亮亮的红布扯来了，大哥抖了抖，披在了身上。他瞅了一眼“白脖儿”，朗朗地笑起来……

沿途的乡亲们都为之落泪。

坑挖好了。大哥说：“太浅了，我堂堂一条汉子，我得站着死。”

黄土一锹锹地掀了下去。爹说，他眼睁睁地看着黄土埋到了大哥的胸口，忽然眼前一黑……

那是1941年，大哥十九岁。一起牺牲的，还有十七岁的小通信员。

（三）

大哥死后，爹怕娘伤心，给我们起大名时，不再按“国”字辈排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大名：瑞亭、云亭、贺亭。然而，爹自己却禁不住伤痛，当年就去世了。一年后，娘也跟着去了。我们兄弟三人，转眼就成了孤儿。那一年，二哥十五岁，我十三岁，弟弟九岁。姥姥开始带着我们哥仨儿走村串户地要饭。

后来托人介绍，把我送到北平的双合盛啤酒公司当了童工。这就是出“五星啤酒”的地方。我每天要干的，就是不停地往啤酒瓶子上贴标签，一贴就贴十多个小时，顿顿吃的是橡子面饼子，就这，还吃不饱。这期间，听说家乡“闹八路”，动静越来越大，我在北京待不住了，又一个猛子扎回了家。回到家我才知道，这半年，常常有八路大哥悄悄地往家里送吃的用的。有个人称“老李”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来得最勤，我们和他也最熟络。有时候，“老李”也让我背着粪筐到村里四处转转，探探鬼子和“白脖儿”的情况。大哥的惨死，按说应该在我心里投下很重的阴影，可不知怎么了，我就是憋着一股子劲儿要去打鬼子，打“白脖儿”。我对“老李”说：“我也要去‘闹八路’。”

“老李”没言语，半晌才说：“‘闹八路’可不是闹着玩儿，是要死人的。”

我说：“大哥不怕，我也不怕。”

不久，“老李”把我送到了部队。他对首长说：“孩子还小，让他当个卫生兵吧。”

我哥站着死，我要站着生。

那位“老李”，在我参军后，还来看过我几次，后来就没了音信，再后来，就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

那位“老李”，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算起来，他牺牲那年，也只有二十七岁。

（四）

想一想“闹八路”的日子，真是很苦。

我到部队的当天夜里，就遭遇了鬼子的突袭，我们掩护着伤员边打边撤，连夜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那时，我们野战医院几乎每天都要行军，我小小年纪，也学会了走着路打盹儿。兴许是太累的缘故吧，我常常尿裤子，尿了裤子又没得换，大冬天的冻得硬邦邦，上面还结着一层白霜……

有一次夜行军，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子。首长让我们原地待命，等后勤人员去老乡那里“号”房子。

困得实在睁不开眼，歪进路边的柴火垛就睡着了，这一睡就睡到了天明。醒来时，队伍已不知去向。

就在这时，一个早起拾粪的大爷发现了我，他急着慌着地把我拽到了一边：“孩子，这村子里有鬼子。你们的队伍昨夜没住脚就往北去了……”

我惊出了一身汗，拔腿就往北赶，赶了二十多里地，这才远远地瞅见一个村子，村头站岗的，是穿着灰军装的自己人。就像走丢的孩子找到了娘，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等我跌跌撞撞地扑到首长怀里时，首长也哭了，一把搂住我：“小鬼呀，你跑到哪儿去了……”

1944年夏，我们来到了白洋淀附近。一开始，部队驻扎在，后来鬼子把我们包围了，我们被迫转移到了大淀边的沙窝村。在那里，我们一住就是半年多，那可真称得上是“水深火热”。夏天，蚊子赶都赶不散；到了冬天，虱子一扫一船板。有时候，被咬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就在岸边点起一堆火，烤棉衣，迎着火堆抖两下，就听见“噼噼啪啪”一阵响。当然，更厉害的还属疥疮，老百姓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虽说话粗些，却是真实的写照：“疥是一条龙，先在手上行，腰里转三转，裤裆里扎老营。”战友们都生了疥疮，手烂得拿不起筷子，裆烂得叉巴着腿走路，就这样，战友们还风趣地说，这才叫八路军哪！那半年多，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几乎没有吃过粮食；因为没有食盐，顿顿吃的是白水煮鱼。（五）

1946年，我们又来到了白洋淀，住进了大淀深处的王家寨。经过两年风雨的洗礼，我已成熟了许多。《冀中导报》、《前线报》多次报道了我精心救护伤员以及在战地简陋的条件下发明双瓶交替输液的事迹。

有一天，护士长胡同生和司药长陈志新把我约到淀里，在一条小船上，我们的女指导员王真已经等在那里了，她是南方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小船驶进了芦苇荡深处，指导员忽然很严肃地说：“小鬼，你为什么要‘闹八路’？”

为什么要“闹八路”？所有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哇”的一声哭起来……就在那一天，我成了党的人。在芦苇荡深处的小船上，我握紧拳头宣誓：“不当亡国奴……”

这年的秋天，队伍转移到了苏桥镇。一天，我们正为伤员做手术时，遭遇了敌人的突袭。主刀医生一边紧急安排转移伤员，一边对我说：“快，小鬼，快跑。记住，人在，器械在。”

我使劲儿点了点头，将一应器械打了包，揣在怀里，撒腿就跑……

这时，敌人已经吵吵嚷嚷地追了上来，见我还是个孩子，喊得更凶了：“小兔崽子，你往哪儿跑！再不站住，就开枪了……”

我跑着，迟迟没有听见枪响，敌人大概是想捉活的。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使劲跑，打不死就跑……

我摔倒了，又一骨碌跃起身，接着跑。就这样，我跑啊，跑啊，跑过了坡地，跑过了树林，跑过了村庄……

父亲的眼神里，阳光一跃一跃的。

父亲说，那是他平生跑得最快的一次。

我静静地听着，眼前又绵延开那秋日里莽莽苍苍的大平原，耳边是呼呼作响的风声和一个十六岁少年浊重的呼吸，我知道，父亲跑向的，是他生命中最向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