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社会建设范文
时间：2024-02-04 17:48:28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1
【论文摘要】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文章从政务公开制度实施的民主法治环境分析了有效实施政务公开的条件，并从思想观念和法制建设层面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途径，为我国政务公开的有效施行提供外部环境的保证。
政务公开作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以及政府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开、透明政府的具体手段和目的，它的有效施行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管理学家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公共政策），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行政系统本身，而应该跳出行政系统，从社会这个大系统来考察行政行为，亦即考察一国的行政与该国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政务公开作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开、透明政府的具体手段和目的，它的有效施行除了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本身外，还与实施政务公开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一、政务公开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政务公开是我国在行政改革过程中，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而实施的一项制度。其基本内容是：将政府行政管理的重大决策运行情况和取得的效果公诸于众，并采取一定的方式让公众参与。
（一）政务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实现形式
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民主化是现代政治文明最基本的特征和内容。民主政治是一种参与政治，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政务公开是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政务公开制度是政府推行依法行政的必备条件，也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提出并通过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都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依法治理国家权力，而法治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必然要求权力公开、规范、明确的行使。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说就是以法控制和约束行政权。没有对行政权的规范和制约，就不可能实现“依法治国”。
（三）政务公开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正如前文所述，政务公开制度的实施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法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影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作用，二是制约作用。法制的健全可以有效地保证政府依法行政等等，这些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务公开制度的有效施行。
二、我国政务公开实施的民主法治环境
（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就为政务公开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要想获得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一是政府主动公开，二是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通过申请获得。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已基本解决。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我国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理解进一步深入，也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来保障宪法及各项法律赋予自己的各项权利。
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我国公务员采用“凡进必考”的方法，工作中通过培训、实践，公务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改革的目标有了深入的了解，服务性意识不断提高，增强了政府公开其政务信息的主动性。我国民主环境的建设还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完善与保障。
（二）我国政务公开的民主法治环境的不足
我国在实施政务公开的过程中，虽然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受历史，传统文化，地理条件的制约，政务公开的民主法治环境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
1．政府工作人员“官本位”思想严重。政务公开要求政府能主动公开其政务信息，而政府公开其信息的行政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在中国，无论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还是老子的“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的思想根深蒂固，成为几千年来社会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现代的政务公开实质上是对政府公共信息这一无形资产进行重新安排，而这种资源的变更必将剥夺一部分官僚特权，失去信息特权的官僚必将失去巨大利益，这种利益的驱动无疑会阻碍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完善，近而会阻碍政务公开的有效施行。
2．我国公民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不足。公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教育是根本。在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各地通过自身的努力，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有很多的地区，由于多民族聚居，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导致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公民的参与意识，参与能力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实现真正民主的重要指标，而我国公民的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不足可以说是培育我国政务公开民主法治环境的又一大障碍因素。
3．有关政务公开制度建设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深入实施政务公开制度，无论是从中央层面还是从地方层面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予以保障。但从实际操作来看，政务公开的法治环境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表现在制度执行的表面性。即在执行过程（下转第10页）（上接第6页）中不够深入，还处于极其表面的层次，不少地方的措施只不过是简单的便民措施，离真正的政务公开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三、完善我国政务公开民主法治环境的对策思考
（一）从思想观念层面，努力营造有利于政务公开的民主环境
1．转变政府工作人员的执政理念，实现由“父母官”向公务员的转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公共理论的演变，整个社会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统治”经“管理”走向“治理”。政府改革的需要，要求政府应切实实现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理念的转变，政府官员应切实实现从“父母官”向公务员的转变，尽快走出管理认识的误区，真正将政务公开看成一种责任和义务，对于法律规定应该公开的内容要主动公开，对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申请公开的内容，根据法定程序予以告知。
2．提高公民素质，培育公民参与意识。一个具有完全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的人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他的权利，并且充满自信地维护这些权利。为此，要完善民主政治，就必须唤醒广大公民的公民意识，让公民积极参与到政府和社会的各项活动中去。在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方面，首先，政府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高我国公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只有公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会对政治问题产生一定的理解，才会地政治信息产生一定的需求，政务公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
（二）健全我国政务公开的法制化建设
西方国家行政公开的进程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政务公开在实施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利益相冲突，因此除了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提高其公仆意识外，还要依靠法律来保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地根据自身情况，深入落实政务公开的具体制度，包括政府公示机制、政府回应机制，公众表意机制与公众监督机制，使制度的执行落到实处。
四、结论
一个民主法治的大环境是政务公开制度得以顺利运行的根基。在我国，政务公开的有效施行，除了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本身外，还要大力培育我国的民主法治环境，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努力将政务公开制度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徐湘林.民主、政治秩序与社会改革[M].中信出版社，2003.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2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想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对如何搞法制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深刻阐明了法制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充分体现法制完备、人权保障、权利制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等基本原则，强调只有完备的法律才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同时还指出完善的法律如果不在现实生活中执行，便是一纸空文，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不仅如此，还要加强法律监督保证。列宁还认识到法律意识在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无论是对法制建构，还是对法律运行，法律意识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列宁所处时代的严酷的政治环境及他过早的去世，使他的许多法治思想没有充分展开，但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
一、有法可依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
列宁十分重视法制工作，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夜里，就亲自起草了《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从1918年到1924年，在列宁的直接关注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制定了两部宪法和一部带有宪法性质的权利宣言。特别是在1922年，先后制定和修改了《苏俄刑法典》、《检察机关条例》、《律师机构条例》、《苏俄民法典》、《苏俄法院组织条例》、《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等，使苏维埃国家从根本大法到各主要部门法大体制定完备，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列宁在领导苏维埃的立法活动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贯穿社会法制建设的全过程，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党的政策主张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来实现。列宁认为：法律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而“意志如果是国家的意志，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党的土张和政策要变为国家意志，变为法律，也要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一定立法程序来作出决定。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因为苏维埃政权“高于各政党”，“党必须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实行自己的决定。党要努力领导苏维埃的活动，但不能取而代之”。
第二，坚持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的原则。列宁曾经以非常赞赏的态度肯定了普列汉诺夫1903年在俄国社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个命题：“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普列汉诺夫认为：“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列宁指出这段话“恰恰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是“大有教益”的。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夜里，在列宁主持下通过的《土地法令》就是一个典型的立法实例。当时，俄共(布)是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实行集体的“共耕制”的，而由非党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根据242份地方农民的委托书拟定的《农民土地委托书》中，却提出了土地社会化、私有化，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的要素。对此，列宁没有强行推行党的主张，而是认为：“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这个委托书的全部内容表达了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绝对意志，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将它同时附在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上予以颁布实行。
第三，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社会主义法律是在总结群众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而不是按照什么“计划”或由法学家杜撰出来的，因此，制定法律应当坚持民主原则，要使法律真正体现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吸收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参加立法。列宁指出：“民主的组织原则，其高级形式就是由苏维埃建议和要求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督它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法律，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执行国家的法律。”
第四，坚持法制统一的原则，防止法出多门。在列宁的领导下，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对立法权作了明确规定：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外，其他任何机关都没有颁布全国通行的法律的权力。1922年，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中更加明确地阐释了法制统一的思想，认为“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
第五，坚持法随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立、改、废的原则。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法律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修改补充、彻底废除或另立新的法律。他指出：“如果法律妨碍革命的发展，那就得废除或修改。”“经验告诉我们，修改法令是必要的，因为遇到了新的困难时，修改法令就可以从这些困难中汲取力量。”与此同时，列宁又提醒人们，法律的修改要十分慎重，实事求是，不能随心所欲任意为之，否则法律就失去了稳定性和权威性。
第六，坚持法律可以继承，但不能照抄旧法的原则。列宁认为，法律具有继承性，在制定、修改和补充社会主义法律的活动中应当注意全面正确地吸收外国有益的立法经验，既不能拒绝吸收，又不能照搬照抄，而应当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的法律文化遗产。1922年在制定《苏俄民法典》时，列宁曾明确指出：不要“随波逐流”，“不要因袭(确切点说，不要被那些昏庸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所愚弄，他们总是因袭)陈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法概念，而要创造新的”。同时，“西欧各国文献中和经验中所有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一定要吸收进来”。列宁的这些思想原则直接指导了苏维埃国家的立法工作，并且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中的宝贵内容。在确立了立法的原则之后，列宁还十分重视立法的技术和立法质量。法作为社会调整(或控制)的技术，其中包含着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及其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包含着人们调整社会关系的创见和智慧，包含着人们控制各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技术手段。这些认识成果及调整技术一旦形成，就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而具有普适性。社会主义法不仅要更准确、充分地表现和实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也应该积极地学习和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法律文化成果，绝不能闭门造车。社会主义法在摧毁旧法体系、改变旧法本质的前提下，吸取其中的有益成果，是提高社会主义法的立法质量、改善立法技术的有效途径。列宁认识到经济规律的巨大作用，认为“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应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以市场经济基础进行法律调整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因此，列宁便派遣法学家去研究革命前的俄国法典和西欧的法律体系，仿效它们的法律条款，使之能为社会主义政权所用。在列宁的领导下，到1924年，苏维埃政权已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法律体系，先后颁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本法(宪法)》、《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苏俄刑法典》、《苏俄民法典》、《苏俄土地法典》、《苏俄劳动法典》、《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等，这些法律并不是苏维埃政权自行杜撰的，而是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吸收了资产阶段立法经验、教训后制定出来的。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得以摆脱简单的爬行主义，在人类已有的法律文明的基础上，快速出台法律，使法律更迅速、更准确、更周到地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二、严格执法、守法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
第一，法律应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执行。一切社会关系主体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执政党、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普通公民，应自觉守法，不得以任何方式践踏法律的权威和尊严。1919年12月4日，列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土地规划的法令中帮助农民的条款“如果不认真地执行，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法律的颁布，并不等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贯彻实施。法律规范要转化为合法的法律关系，必然会遇到各种障碍和阻力，法律的实施要求克服这些阻力。广大人民的意志要转化为现实的法律关系，离不开法律的执行和遵守。因此法律的权威性，既体现于法律规定本身，也体现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中。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我们已经用法令规定的事情还远没有充分实现，而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认真地切实实现那些已经成为法令(可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改造原则。”
第二，反对任何形式的法外特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要严格守法。列宁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带头守法，应成为守法的模范。如果他们其身不正，将对群众的守法行为产生很坏的影响，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手中已握有某些权力，一旦违法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对特权人物的违法犯罪行为，更应从重处罚。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草案经列宁修改后，由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5月8日审议批准。1921年11月24日，在列宁参加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共产党员因一般刑事案件交法庭审判时应加重处罚，以“消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得以从轻处理的可能性”。列宁认为：“对共产党员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民加倍严厉”这是“起码常识”。与普通群众相比，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更有机会破坏依法办事原则，争取非法利益，满足私欲，如果不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会使更多的人犯禁效尤，形成一个腐败层，动摇无产阶级的基础。预防和打击腐败，法治是最有效的手段。只有健全法律、严格执行、加强监督，才能防止某些人滥用党和国家的权力，，权钱交易；实行法治，才能对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进行最有效的打击，杜绝以后类似行为的发生。列宁本人也十分注意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1919年2月，达尼洛夫纺织厂派代表向列宁提出按纺织业口粮标准发给他们口粮的要求，列宁在回信中写道：“由于这个问题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的，而根据宪法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高于人民委员会，所以无论我这人民委员会主席，还是人民委员会都无权改变此项决定。”
三、加强法律监督，促进法制的统一和实施
法律监督对促进法制的统一和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保证上升为法律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得到切实的普遍的实现。列宁十分重视法律监督的作用，他认为：究竟用什么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的加以惩罚。社会主义法律监督是全社会的事情，主要包括党组织的领导监督、专门法律机关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一，加强党对法律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明确指出：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领导，地方检察长由中央任命。中央总检察长、最高法庭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委员。要受党中央组织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三个党机关的最密切的监督；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党内的最高监督机关，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为了使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它的任何委员都不得在任何人民委员部、任何主管机关及任何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兼职。列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实际有效地抵制地方影响，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同时，列宁还认为，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其有效性、约束力具有普遍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党员也不例外，因此也应加强对党员的法律监督，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
第二，坚持专门机关的监督。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即着手创建专门负责法律监督工作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它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检查、监督国家机关对法律、法令、决议和命令的贯彻执行情况。因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客观形势的变化，它的工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1920年2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列宁的建议，将苏维埃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察院，并通过了《工农检察院条例》。列宁认为这个新的机构的设立以及条例的颁布，是“反对的措施之一”，它从组织上保证了更广泛地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国家的法律监督工作。列宁认为，要通过工农检察院的工作，“把工人和农民输送到这种机关中去”，“把赶出我们的机关。必须让广大的非党群众来检查一切国家工作，学会自己管理”。。条例规定，工农检察院的职责是：对一切国家管理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各社会团体的工作实施监督；同一切机关中的和因循守旧进行斗争；检查苏维埃政策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监督管理机关遵守法律的情况等。为了保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列宁认为它应只受中央机关领导，保留检察机关对地方政权机关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是否合法的观点提出异议的职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维护法律统一、保证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保证国家意志的最高权威性、反对地方主义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针对当时法律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还存在相当数量的违法犯罪的社会现状，列宁认为，“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地道的俄国现象作斗争。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呢?是我们的法律吗?是我们的宣传吗?恰恰相反!法律制定得够多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斗争没有成绩呢?因为这一斗争单靠宣传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帮忙才行。”社会主义国家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代表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使国家职权的。人民对其代表守法情况进行监督，也是无产阶级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列宁鼓励工兵农群众勇于同破坏法治的行为作斗争，并保证他们行使揭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作用。列宁要求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信件，调查属实后即对当事者严肃处理。同时，为了保证群众监督的实际效果，列宁重视处理人民群众申诉、控告的制度建设。1919年1月，列宁批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命令您立即向我汇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收到的对所有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控告，其中书面控告应在24小时内、口头控告应在48小时内向我汇报。办公厅应对这类控告进行专门登记，同时责成办公厅的办公室主任认真检查我就这些控告所作批示的执行情况。”
四、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为实行法治创造良好条件
列宁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法律观念等文化因素与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密切联系。他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性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俄国取得胜利的，在这个经济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性的无政府主义，给实行社会主义法治造成许多消极的影响。长期实行专制统治的沙皇俄国，缺乏实现法治的历史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不可能指望广大人民群众一朝一夕就培养起守法、爱法、护法的思想观念。再者，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旧法律深恶痛绝，也影响了对新法律的态度，有一部分群众的观念中往往分不清新法与旧法的区别，将对旧法的仇恨情绪泛化为对全部法律(包括社会主义法律)的仇恨。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为了保卫、巩固新生的政权，政府不得不以军事的、行政的命令推动政策，这使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偏好单纯的行政手段的倾向。因此，为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就应该清理人们的思想观念，使其分清哪些是与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相容、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哪些是与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相排斥、需要予以清除的。然后，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在这方面“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长期的巨大的努力”。。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将是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应循序渐进，而不能操之过急。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3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法学理论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就法的概念、本质、产生发展规律、价值指向和作用等问题加以阐释的一套核心观念、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依赖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也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法学理论的指导。但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法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指导作用时，一定要注意区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法学理论所包含的两方面的内容: 批判性的法学理论和建构性的法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法学理论包含着强烈的批判性内容，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一著名表述中。
马克思主义法学创始人从不认为工人阶级应当遵守法律19 世纪资产阶级各国的法律。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批判性内容是由19 世纪无产阶级的历史性任务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于19 世纪中期，这是一个充满革命要求且不断爆发革命的时代。19 世纪前期、中期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这是一种以所谓个人权利至上为首要原则的法律制度表面上赋予社会中所有人平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由于在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中，强者和弱者在起点上并不平等，并且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中的强者( 资本家) 根据法律赋予的表面上平等的权利不断侵占弱者( 工人) 的剩余劳动价值，所以，强者和弱者的贫富差别不断扩大。这种状况发展的趋势和结果不仅使弱势的工人阶级因难以生存而奋起反抗，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照自身发展规律为自身的灭亡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和形成准备好了条件。
因此，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获利的阶级资产阶级会竭力利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维护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维护社会上的实质不公正，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发展，阻碍新的、代表着更高程度的公平、正义的制度的形成。所以，新的生产方式若要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就必须冲决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的束缚，打破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其历史使命的物质力量就是工人阶级。新的生产方式和旧的生产方式的矛盾因此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工人阶级打破资产阶级政治法律统治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认为工人阶级应当遵守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也不可能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代表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正义和公正。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法律思想对法律制度实际上是19 世纪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制度的解读始终是否定性的、批判性的、解构性的。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法律思想认为，面对实质上不正义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人们不必遵守它; 人们打破它、破坏它是合理的、正义的，也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规律的。
这种否定性、批判性、解构性的法律思想完全适应着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需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法学理论还包含着建构性的内容。在批判资本主义法律制度表面上平等、公正而实质上不平等、不公正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预见性地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有指导意义的法律制度原则，它们包括: 普遍自由原则、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原则、约束国家权力原则、工人阶级直接选举原则，等等。
二、当代世界一般法治理论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承认，法治是西方国家在先行进入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率先发现的一种较为先进的国家治理形式。人类从公元前4000 年左右进入农耕文明状态。农耕文明是人类迈向文明发展的第一步，其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社会成员相互间武力争斗的问题。如英国思想家密尔在《论自由》中所述，在一群鹰中，它们相互争斗，强者欺凌弱者，为了保护弱者免遭强者欺凌，就需要以一个最强者为王，去压服鹰群中的其它的较强者。农耕文明时代形成的国家组织就起到了鹰王的作用。农耕文明的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禁止民间的武力争斗，通过行使有组织的暴力，惩罚那些对他人加以侵害的行为，使社会处于相对和平、有序的状态，这为人类的经济发展、社会交往、文化繁荣提供了基础。但是，密尔进一步指出，鹰群中的鹰王出现后，存在另一个问题，鹰王自己也喜欢欺凌其它所有比它弱的鹰，这就需要对鹰王加以防范和限制。
与其相似，人类国家产生后，国家权力执掌者( 君主或一个统治群体、统治阶层) 也有压迫、欺凌社会其他弱势群体及其成员的倾向。国家权力作为有组织的暴力，其力量之强大远超过鹰王的力量，其一旦被任意使用以对付每一个个人，就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灾难。这就需要对国家权力( 对国家权力执掌者) 加以约束和限制。这就是人类进入商工文明时代之后所发明的国家治理形式法治。法治把文明进一步引入国家政治领域，在设定国家权力、授权国家机构从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维护社会和平秩序的活动的同时，又约束国家权力，确保国家权力执掌者不得随意、任意使用国家权力来对付普通社会民众及其中的每一个成员，要求根据由社会成员事先同意的法律规则来行使这种权力。
三、当代中国本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当代中国本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指，由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法学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思考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伟大法治实践，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对中国法治建设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为满足这些特别要求，我们需要在中国法治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再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指导中国法治实践。当代中国本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法学理论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又因为它独立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所面临的问题并形成了自有的理论框架，而成为一套有着自身特点的法治理论。所以，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法学理论的指导和借鉴世界一般性法治理论成果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还必须要有当代中国本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导。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法治思想。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4
关键词：人文素养 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6-0347-01
一、人文素养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渊源
1.人文素养内涵及特点
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强调以人为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的思想观念。素养即平日的修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到人的生活与行为。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是其鲜明标志，最大特点就是不可以量化。
2.人文素养的历史渊源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原指人的各种传统属性。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中断对人文素养的重视和培育。《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大学》中说“国不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强调“君子必慎其独也”，还有孟子说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等等强调人文素养的格言警句一直流传至今。
近代，人文一词在西文中是Humanism，译作人文主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学者，在超越和反对中世纪宗教传统的过程中，把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作为一种归依，来回皈世俗的人文传统。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历史原因，人们的人文素养处于受抑制的沉睡状态，而此时欧洲已经有了人文学科。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们开始重视人文素养的培育，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价值观取向，其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们在反思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一味的发展而丢掉人文素养的培育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3.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的辩证关系
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二者即有区别又有联系。人文素养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主要是精神生活领域）的基本知识。人文知识是外在的东西，可量化。而素养是内在的“能力”，是一种精神。有人文知识又有人文素养者可称之为“君子”，有人文知识而没有人文素养可能成为“小人”，有人文素养而没有人文知识的可能仅仅是个“好人”。人文知识又无人文素养的基本上就是“愚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君子，抑制和改造更多的小人，合理使用更多的好人。因此，在培育人文素养过程中，注意处理好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的辩证关系，将二者兼顾，才能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二、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的关系
1.对法治社会及我国法治现状的基本认识
法治社会是和人治社会相对的，它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并且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执政者的个人喜好及亲疏关系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既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
自十五大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执法司法不文明、不公正、腐败问题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就不可能长久安定，小康社会，“两个百年”目标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实现。
2.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的相关性及其内在联系
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是相辅相成的，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人文素养的培育是基础，法治是手段。当今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多发，自私、贪婪、嫉妒、残暴等人性中的负面因素被超级放大，造成社会矛盾冲突频仍，突发事件、公共危机事件影响巨大。只有“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成为人们的基本信仰共同行为时，社会才能良性运行，真正进入德治的和谐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
三、抓好人文素养培育，重在实现“四个统一”
1.培育人文素养增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将外在的学习与内在思想行动统一起来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人文素养的一个方面，但这种素养不是自然生成的，一定要大力宣传教育才能进入人的头脑中，进而变成人的行为方式。当今社会主要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由于利益冲突和公权力的滥用使人们失去了对法治的信任，而去相信权力、关系、金钱，取而代之的是 “潜规则”。所以要扭转当今社会的不良风气，树立起法大于天的素养就是要培养人们的法治意识。让法治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有机会参与法治实施和司法审判。
2.培育人文素养要与民族优秀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
一个民族的素养高低、好坏是以文化积淀为基础，“仁者爱人”，“君子与人为善”，“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不义而富且贵，与吾如浮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积善成名，积恶灭身”，“大丈夫”精神、还有仁、义、礼、智、信，孝，忠，我们应吸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实社会服务，为法治社会建设服务。
当前和今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强调以德治国。这个主流价值观念不树立起来，高尚的道德情操就不可能在人的心里扎根，人的思想观念就会处于漂浮可变的状态，只有加强教育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才能固定下来。宣传教育一定要说在嘴上，表现在行动上，用生动的典型和实际行动，感化人教育人。
3.培育人文素养要从小抓起与学校的素质教育有机统一起来
培育和提高人文素养，建设法治社会离不开教育，马斯洛在《人本哲学》一书中写到：“力量如果不与正直和善良的灵魂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只是邪恶的原则的化身”。好的人文素养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幼少青年是学知识的年代，更是人文素养积累的年代，我们的父母、教师、学校、社会都要承担起责任，把素质教育真正重视起来，让我们的下一代不仅有知识，更有高水平的人文素养。
4.培育人文素养要与广泛的全民读书学习风气统一起来
高水平的人文素养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要多读书，读好书。为了能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笔者认为，最好是多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因为文学能使人感动；史学能使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哲学能使人安静和智慧。如果13亿多中国人绝大多数人都爱读书，都能读到好书，这对人文素养的培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到那时中华民族才会成为真正了不起的民族。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法治社会要求人们的人文素养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境界，这才能保证宪法法律的执行。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崇高人文素养的支撑下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一定能够建成，相信到那时“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参考文献
[1]《周易》
[2]《四书》
[3]《史记》
[4]《人本哲学》马斯洛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5
关键词：庞德；社会控制理论；局限；启示
罗斯科·庞德（1780-1964）是美国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美国法学界最有权威的法学家之一。他曾当过律师、法官和大学教授，一生著述颇丰。他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其社会法学理论，其中《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影响最为深远，至今依然是法学入门者的必读著作。在该书中，庞德详细论述了其社会法学理论的核心，即社会控制理论。
一、庞德社会控制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庞德系统地提出了建立在利益论基础上的社会控制理论。在该理论中，庞德从文明、法律与社会控制之间关系的角度入手，详细阐释了“法律是什么”、“法律的任务是什么”以及“法律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等问题。
1.文明和社会控制
庞德首先从推进文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社会控制的必要性。他认为，文明是各门社会学科的出发点，法学也不例外。而文明本身则是人类力量不断地更加完善的发展，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对物质自然界的控制和对人内在本性的控制是相互依赖的。人类在征服自然界的同时也要控制自己的内在本性，才能继承这个世界并保有和增加所继承的东西。那么如何控制人类自身的本性？庞德认为社会控制可以保持这种对人类本性的支配力，这样的社会控制是通过人们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的。施加这种压力是为了迫使他尽自己本分来维护文明社会，并阻止他从事反社会的行为，即不符合社会秩序的假定行为。庞德认为施加这种压力即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在近代世界以前，道德和宗教负担了大部分的社会控制，在近代世界，法律则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今天，社会控制是国家的一项职能，并通过法律来实现这种职能。
2.什么是法律
在论述什么是法律时，庞德首先批判了“消极放弃”的哲学，并提出是什么使法律这一问题难以回答的重要根源是三个不同的东西都以法律来命名，而且人们还试图以其中一个去解释其他。庞德提出用法律来命名的三个东西分别是法律秩序、权威性资料、根据或指示以及司法和行政过程，这三种意义统一起来就是社会控制。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制度，它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使用的权威性法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在此，庞德给他的社会控制概念做了一个定义。庞德认为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律，即权威性资料，还包括各种法令、技术和理想。法令是由各种规则、原则、概念和标准组成的。权威性的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和适用法令的技术、法律工作者的业务技术足以用来区别当今的两大法系。而公认的权威性理想则是一种法律传统，是解释和适用法令的背景。
3.法律的任务
在知道了法律是什么之后，庞德继续探求法律的任务是什么。一般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正义。那么正义又是指什么？庞德对此给出了一个经典的论述：正义是一种制度，是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它能使生活物资和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和做某些事情的各种要求的手段，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给以满足。而这种要求、愿望或需要在目的法学派创始人耶林看来就是利益。庞德的利益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耶林的影响。由此，庞德提出了自己对利益的定义，即对于人们个别地或通过集团、联合或亲属关系，谋求满足的一种需求或愿望。庞德的利益理论也构成了其社会控制论的基础，他认为，利益是法律的核心，是客观的，也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因此，法律秩序的目的就是承认某些利益；由司法过程（今天还要加上行政过程）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适用的各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和实现那些利益；以及努力保障在确定限度内被承认的利益。由此，庞德将利益分为三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庞德利益理论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4.价值问题
庞德认为，法律作为保护利益的一种方式，必须对利益的价值进行判断和比较，以求在最小的成本消耗下获得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存在着以下三种价值尺度。第一种是从经验中去寻找某种能在丝毫无损于整个利益方案的条件下使各种冲突的和重叠的利益得到调整，并同时给予这种经验以合理发展的方法。第二种是以个人生活的尺度来看待各种利益。第三种则是公认的、传统的权威性观念。在上述三种可供立法者、法院和法学家采用的评价利益的方法中，我们能看出，第三种方法虽然曾是法学家的主要依靠，第二种方法在本世纪也很为人们所主张，但这两者现在已经很少有用处，而且在实际运用时遇到了困难。这是由于我们已从一种社会秩序过渡到了另一种社会秩序，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制定出一个为所有人都接受的理想，或提出我们可以确信其为有效的各种法律假设的程度。但是法律秩序不能停顿下来，在公认的理想或假设形成之前，庞德认为我们要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使其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效果。
二、对庞德社会控制理论的反思
再伟大的理论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都会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甚至不顾社会的发展变化的使用会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在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提出大半个世纪后，我们也应当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对这一理論进行反思。
1.实用主义的批判
从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的思想渊源来看，实用主义是其学说的哲学思想渊源。他的理论脱胎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伦理原则”：“以最少的牺牲，取得最大限度的社会利益”。詹姆斯的这一“原则”又来自于边沁的功利主义，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庞德非常注重法律的效用。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法律的目的在于调和社会上各种冲突的利益，即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这些利益。
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庞德非常重视法律的社会效果，他认为实用主义非常重视行为的效果性，不在于它们所欲达到的理想，而在于它们能达到其目的和满足人类最大需要。因此，衡量法律的标准就在于它是否有用，能否产生社会效果。我们仅举一例就能推翻这一论断。纳粹时期的种族灭绝法律，从社会效果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是有用的，并且满足了纳粹统治的需要。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好的法律。因为，某些不正义的法律规范由于强力的支撑很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社会控制乃至社会压制的作用，那么这样的法律就成了强力和威胁。因此，实用主义的思想会在潜移默化中将整个社会变得自私自利，甚至极端化。
2.法律的社会控制不适用于所有的历史阶段
庞德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提出的，自这一理论提出后也未经历过社会形态的历史转变。那么不得不让人产生困惑：在社会历史形态转变时期，法律能否发挥社会控制的作用呢？在社会历史形态转变时期，如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旧有的法律已被打破，新的法律还未建立时，社会控制就无法通过法律来实现。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未能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学家罗斯的社会控制学说对庞德社会控制论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在对社会控制的类型的分析上，庞德并没有完全借鉴罗斯的观点，毕竟罗斯在《社会控制》一书中对阶级控制还是花了一定的篇幅进行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庞德完全放弃了罗斯曾做的尝试。因此也就导致了庞德的社会控制论无法对阶级控制作出解释，从而影响了其理论的普适性。
3.没有明确的价值评价标准
虽然庞德在其利益理论中对利益进行了精细的划分，但是如何评价这些利益，如何在众多利益中进行取舍以及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对于这些问题庞德未能作出明确的说明。而且庞德认为一种利益不一定永远只属于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中的某一个，从不同的角度，一种利益可能会划归不同的范畴。这些问题导致了庞德精心构建的利益理论并没有一个真正清晰的框架。
正是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受到了当时一些中外法学家的批判。但正是这些理论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才有今天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三、庞德社会控制理论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虽然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显现出局限性，但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吴经熊、何世桢、张知本、陈霆锐、王传璧等法学家都曾受到庞德学说的影响。虽然自其理论提出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中所蕴含的法治精神对我国当代的法治建设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1.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重点强调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即走法治的道路，是依法治国的思想基础。人治和法治曾经在历史上被激烈地探讨过。庞德认为人具有扩张和私欲的本能，因而需要运用法律对人自私的一面加以控制。即便在当代，法治依然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我们应当始终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庞德在论述社会控制的手段时提出道德和宗教应当是社会控制的辅助手段。基于我国古代“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法律文化传统，我国的社会控制模式应当是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也是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发展的需要。在科学立法、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同时，我们也要加强道德教育，重视道德舆论的引导作用。法律侧重外在控制，道德侧重内在控制，两者相结合做到内外统一，社会秩序将会得到更好的维护。
2.用法律控制权力
在“什么是法律”这一章中，庞德反复强调法律不是强力、威胁或权力。法律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它将权力系统化地组织起来用以维护和促进文明。这也是现代法治的核心目的之一。在当今中国，仍有部分官员将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力用以谋私和腐败，将法律用于为自己的权力服务。而庞德的这一论述提醒我们要用法律来约束权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论断正是庞德用法律控制权力的具体体现。在当下的中国，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滥用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除了客观因素外，人本性中扩张的私欲起到了主要作用。而要从根本上预防和遏制这些丑恶现象，法律是最有效的手段。因此，我们要通过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在通过法律赋予权力的同时，也要通过法律控制权力，从而使权力在法律的控制下得以规范地运行。
3.通过立法和司法解决利益冲突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逐利行为的多样化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在庞德的社会控制论中，法律秩序的目的就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抑制和消除利益最大化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冲突和对抗，使各利益主体在一定的框架内平等有序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法律制度，就成为控制当前社会利益冲突最理性的选择。那么通过法律控制利益冲突，首先要建立一个利益整合制度。实现立法对利益的控制，核心是要建立一个服务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利益整合制度，用这一制度来实现利益的分配、保障和协调。
在复杂的社会中，即使通过立法对利益进行了选择与分配，也仍会产生利益冲突。对此庞德认为要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使其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效果。这种经验的方法主要就是指通过法官的经验来解决这些利益冲突，也即通过司法的手段解决利益冲突。实现司法对利益冲突的解决，首先要树立四个观念：平等保护观念、正当程序观念、司法独立观念和权利救济观念。其次要处理好合法利益、非法利益与法外利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即保护合法利益、抑制非法利益、包容法外利益。对于合法利益之间发生冲突也应当遵守优先原则、共同抑制原则和社会正义原则。通过对利益的分配、保障、协调和救济这四个环节来实现法律对利益冲突的控制，也是法律的社会控制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历史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254-03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萌芽和产生
1949年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萌芽和产生阶段。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一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的具体产物。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主要有：
（一）人民民主理论
同志提出的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学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中明确地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国家与法的学说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关于对人民敌人采取的政策和原则，这是的独创。他说：“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在改造人的方面取得了成效，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和一批战犯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博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赞许。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人生观的核心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是首次提出来的。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这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最初表述。1944年，他在追悼张思德所作的讲话中，把为人民服务明确作为对我军我党和一切革命同志的普遍要求，并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1957年，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中，他又一次申明：“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对无产阶级人生观所作的这些富有点的概括，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命题，科学地解决和回答了什么是无产阶观的根本问题，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的这一思想成为我们今天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执法为民这个本质的理论基础。
（三）实践中注重立法建设，加强法治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分重视建立社会主义的法规，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并亲自着手这方面的建设，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
1.在制定宪法中的创造。指出：“世界上的，不论是英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因此，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最广泛地组织全国各界参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2.关于遵守革命法治的问题，他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治。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治。”“法治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的这些思想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立和发展时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发展出了邓小平的法治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法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成为中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和发展。邓小平的法治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理论。
1978年12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其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不仅对过去作了科学的总结，并着重强调：“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宪法和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二）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理论，强调维护法律权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确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针。随后，中国的立法机关开始了大规模的立法。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一天之内通过了七部重要法律。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要以法律治理国家的思路。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现行宪法。新宪法确立了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法地位，规定了社会民主法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这表明我们党己经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对南方考察谈话时再强调：“还是要靠法治，搞法治靠得住些”。邓小平对法治建设推进法治化进程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写进了，写进了宪法，这是我党在法治建设方面趋于一个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法律和制度是治国的根本
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以“十年浩劫”为例，强调说明法律和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实现制度文明。他认为应该把制度摆到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通过建立健全党内各项规章制度，有效地规范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组织形式和工作规则，使党组织的运行建立在党内法规、制度和秩序的基础上，建设也就能走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制度建设开始逐步得到重视。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根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化时期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化时期。
（一）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8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常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
从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实施依法治国，对中国人民来说，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同时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
（二）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的领导
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法治建设必须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保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一法治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保证。
（三）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的吸收继承了中国古代以及西方的治国理念赋予法治德治以新的含义，在党的工作大会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选择。同志一再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极大的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解进一步深化。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成熟时期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实践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成熟。
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主要有：
（一）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了中国法治建设经验、教训和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又一次大飞跃，它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共同树立了当代中国法学史上第四个里程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标志着党和国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律的深刻认识，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具体内容，是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与各省党委负责人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2007年，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依法治国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至此，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上了正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相结合，逐步探索、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架构。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007年6月25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精神”是两个内容互相衔接的科学命题。在党的十七大上，总书记再次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认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
（三）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法与国家的思想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成熟时期。
总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历经萌芽和产生、确立与发展、深化时期、成熟时期，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党的四代领导集体都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完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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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治社会建设篇7
[关键词]协商民主；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12-0026-06
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同时又在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和法治环境四个维度上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作用。法治秩序、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和平等自由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法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又是大力推进协商民主的外部环境和保障条件。这是因为，以会议协商为直接表现形式的协商民主，并非每一次协商都是既成的现实而只是可能。要使协商行为变成现实的民主，变成一种民主习惯，就必须制度化。形成民主制度的前提是人人遵守这种制度，这就既需要人的法治自觉更需要依靠强制力的保障。法治就是这种强制性的力量，是协商民主制度重要的保障条件。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四个法治维度当中，法治道路是法治建设和发展的路径选择，它体现的是往哪走的问题；法治理论是法治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指导，也就是指导法治实践活动的理念问题；法治体系是法治建设和发展的联系形式，是法治自身内部各要素以及法治与其他方面的关系问题；法治环境是法治建设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影响。这四者，法治道路是根本，法治理论是灵魂，法治体系是要求，法治环境是条件。在推进协商民主发展中，法治道路对协商民主的作用体现在，它决定了协商民主需不需要法治的问题，关系到协商民主自身建设和发展的目标设定和建设路径。协商民主的法治道路就是建设法治的协商民主，就是协商民主的法治化问题。法治理论对协商民主的作用体现在通过什么样的法治理论来建设协商民主，用什么样的法治思想来推动协商民主走法治道路。没有法治思想、法治理论的指引，就不可能确立法治道路，走了之后也未必能坚持下来，甚至还有可能走上歧路。法治体系对协商民主的作用是体系化的保障协商民主体系，协商民主程序、机制、制度、体制、体系是多层多维复杂的，哪一层级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都会影响整个协商民主的效果，因此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体系就是满足协商民主体系建设的诉求。法治环境对协商民主的作用是为协商民主建设提供各方面法治的要素和条件，创造法治的环境和氛围，使协商民主文化与法治文化相交融，促进协商民主健康发展。
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基础上发展协商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法治中国的根本道路，中国民主制度的法治化建设必须走这条法治道路。全面依法治国既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体系化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法治保证，也为协商民主指出了法治建设路径。
1.法治道路是协商民主发展的根本道路
全面依法治国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法治道路就是让人民群众通过规范化、制度化并由法治保障的协商民主程序，实现平等、公正、有序的协商议事，共同协商讨论关乎人民群众自身权益的事务，以此彰显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就是方向，如果道路的选择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人民的期待，就会缘木求鱼、南辕北辙，注定走向失败。我国协商民主的法治道路，必然要与我国法治建设和发展的道路相一致，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反映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是对法治建设经验的总结。选择这条法治道路，是缘于中国近代法治曲折发展的教训：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法治建设的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法治成果被窃取，军事独裁背离人民的法治进程，促使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也是缘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法治建设的探索所取得的有益经验和“”使法治遭到严重破坏的沉痛教训。同时也是缘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缘于对西方国家优秀法治成果的批判借鉴的实际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能够确保协商民主沿着正确的法治道路进行建设。
法治道路对协商民主的具体作用体现为：一方面，使协商民主实际运行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有法可依。作为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协商民主是平衡社会利益的一种民主方式，这种方式必须与法治相结合，走法治道路才能维系持久。法治的平等性、长期性、共同性和强制性特征，可以使人们公正、有序、合理、自觉地处理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可以避免陷入每一件事都要临时定约解决的困境，因此，法治是协商民主处理各种矛盾的蓝本。全面依法治国所确立的这一法治道路为协商民主规划好法治的方向航道，使协商民主的发展更稳健、更具有生命力。另一方面，使协商民主适应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要求。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有各种指标，在民主政治领域，民主的制度化与法治化就是民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民主的过程只有通过法律确定下来，得到法治的保障，民主制度才能够稳定持续，才能使民主的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走法治道路就是通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标准，全面依法治国就是通过法治的标准来规范协商民主的发展，使协商民主依法而建，符合现代化要求。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中协商民主的法治基础
法治道路之所以是协商民主的根本道路，是由两个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顺应法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法治是社会进步的优秀成果，是人类自我治理选择的最佳方式之一，在一定程度超越了人治与权治的局限，使人类社会能更公正、更有序地治理自身。法治文明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同历史阶段的法治发展水平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传统、思想文化传统和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呈现出不同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是由低水平、小规模、简单化、分散化向高水平、大规模、复杂化和聚集化方向演进，因此人类的治理方式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朝着更人性、更理性、更科学、更体系化趋势转变。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人治是主导的社会治理方式；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契约的影响占主要地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法治是最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虽然不同历史类型的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治理方式不同，但法治思想和法律法规却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走法治道路，建设法治社会是人类的一贯追求。二是由改革的客观要求决定的。现阶段，我国的改革进入到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挑战，既要克服根深蒂固的旧矛盾又要克服不断出现的新矛盾，社会变化起伏波澜，利益诉求之强烈，思想交锋之迅猛，对民主制度带来极大考验。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任务之艰巨复杂可想而知。因此，只有“以法治思维化解矛盾淤积”[1]，以法治为强有力的后盾才能有效维护民主制度的稳定。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有在法治的保证下，协商民主才能更好地完善自身建设进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确保法治道路对协商民主的法治基础和保障作用，必须确保协商民主走正确的法治道路。这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的发展要求，即按照法治道路的规定性来规范协商民主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从而确保法治道路对协商民主基础和保障作用的根本要求。首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也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政治特色。离开政治的法治是无以为继的，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党的领导始终是推动依法治国全面展开、有序进行的重要保障。我国协商民主的法治建设也要坚持党的领导，并贯彻到协商民主建设的全过程，为协商民主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法律法规、法治思想进而法治制度产生的社会制度平台，规定了法治制度的运行空间。我国协商民主走法治道路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这是协商民主法治建设的制度框架与制度依托。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2]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建设协商民主，决不能沿袭西方自然法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法治理论，要使协商民主法治化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维护人民主体地位，确保协商民主体系建设更科学、更有效、更符合法律规范。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引下发展协商民主
全面依法治国明确提出了法治建设的总目标，为此必须贯彻法治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提出，为我国协商民主的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坚实的思想基础。我国协商民主建设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指引下向前推进。
1.法治理论是协商民主法治践的理论基础
法治理论对协商民主发展的作用是，为协商民主的法治实践活动确立正确的目标、设定法治的价值理念和提出法治的方法选择。协商民主的建设是法治化的建设，是法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离不开相应的法治理论的指导。法治理论一方面产生于法治实践，反映法治实践的需要，是对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概括。另一方面法治理论也为法治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推动法治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继承法治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领域法治实践和法治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建设法治中国的理论基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法治理论指导。
法治理论对协商民主法治实践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是法治理论为协商民主法治实践提供价值评判依据。法治是对利益关系的规定与调节，法治理念的产生是基于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当新的利益关系所形成的价值理念与原有的价值理念产生不协调甚至冲突时，就需要进行价值评判，需要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准。这就需要法治理论提供评判依据。因为，法治理论总结了历史上有关法治价值的认识，能够为实践中的价值问题提供解答，同时也推动法治价值理论的完善。因此，一定的法治理论能够为协商民主的法治化建设、为协商民主过程所涉及到的价值判断问题提供法治价值评判依据。二是法治理论为协商民主法治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导。协商民主法治实践面对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涉及到多种多样的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因此，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必须采用合理的、科学的、民主的、法治的方法。法治理论也是法治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法治经验方法的总结，能够为协商民主制度的制定者和参与者提供法治方法的指导。三是法治理论为协商民主法治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支撑。相对于法治理论，法治实践总是处于能动的状态，特别是当原有的法治理论不能满足新的法治实践需求时，法治实践的创新就会被提出来，并需要法治理论为法治实践的创新提供认识上的逻辑起点和历史材料依据，以此推动法治实践的创新发展。
2.协商民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
协商民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重要理论指导，是因为该理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法的认识不能从法的抽象形式、法的理念来理解，也不能单纯从法的理论演变来理解，而是要从法背后的动因，也就是法的形成条件，即“根源于物质生活条件”[3]p591来理解。法是相对于经济基础的法律上层建筑，法的内容反映的是经济关系的内容。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的法律进行批判时就已经指出，法律是阶级意志的体现，阶级意志本质上就是生产关系的意志，“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3]p48可以看出，法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法也是有阶级性的。我国现在的法治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反映，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所确定的生产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的法治思想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资本主义法治思想开始于启蒙运动时期，在封建专制制度，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由此体现的价值理念上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对人类法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主要的理论渊源是从古希腊城邦时代的自然法思想中演变而来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来看待法和人的权利，认为“支配宇宙和人的理性就是自然法”，[4]它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准则。资本主义的法治思想名义上是全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得到法治的保障，实际情况是只有少数资本家才充分享有法治的保障，因为法治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经济地位，大多数人则无法真正享有法治保障的权利。
坚持法治理论对协商民主发展的理论指导作用，必须巩固和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理论同时又不断创新，才能使法治理论更好地指导协商民主的法治的民主实践。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指导，不断发掘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真理性，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并在实践中结合每一个具体的法治实践活动，不断丰富新内容、创造新形式，使之注入新内涵。协商民主法治实践的发展就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基本原则指导下，确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思想。就协商民主的各个环节、民主协商的程序、机制、制度等进行法治的设计与规划，反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使协商民主每一制度的建设都能体现法治精神，都能有利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民利。
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规范下发展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体系是协商民主各种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方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应了协商民主体系化建设的实践诉求。
1.法治体系规范了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
法治体系对协商民主的作用，就是体系化地保障协商民主体系的建设，使法治体系与协商民主体系相互联系，彼此嵌入到各自的体系中，连接成民主法治的一个整体。协商民主体系的每一个环节、机构、程序、制度的设定，都要有法治的确认、监督与实施，而法治体系的要素、结构、功能和过程的展开，都需要经过协商民主体系的认可与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反映当下国情，满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而构建的法治体系。该体系分别由法律、实施、监督、保障和党内法规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且每一个方面又是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每一个体系都在各自的范围内对协商民主建设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法治体系对协商民主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为推进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提供基本遵循。法律体系是法治体系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立在法律体系基础上。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能够促进完备的协商民主体系的建立，同时科学的法律体系能够为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提供科学的指导。二是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能够促进协商民主体系效能的构建。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能够使社会利益关系、人民群众的权益问题及时带入到协商民主制度内进行商量讨论，通过法治规定的协商民主机制，保障各参与主体的权利，通过协商民主程序做出决策，达成协商结果，并有效实施。三是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能够保障协商民主的全部协商过程受到有效的监督，在协商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协商结果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侵犯了协商主体权益等方面，得到有效监督，使协商民主体系朝着更公正、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为协商民主体系的建设提供坚实的保障，协商民主体系是涉及多个领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配套的法治保障体系为支撑，协商民主体系就很难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也很难持久下去。五是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为协商民主得到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保证提供支撑和基础。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及党的领导的坚强有力是建构协商民主体系的根本保证。现代政治生活由政党主导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政党作为相对独立的组织，必须有完善的法规规范自身的行为，这样才能焕发出党的活力，对领导和推进协商民主体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支撑了协商民主的建设诉求
协商民主之所以需要法治体系的支撑，是因为协商民主是体现民主原则的制度形式，民主原则是在处理政治、经济、社会等事务中体现出来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具有不同层次、不同地位、不同范围的特征，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结合组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在处理事务时必须既体现民主原则，又把握好整体性，协调好各种要素，发挥民主的制度化、体系化作用。协商民主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包含大至国家社会、小至单位个人的社会民主系统工程。如此宏大的体系建设没有法治体系的支撑是难以实现的。协商民主体系与法治体系不是相互独立、自洽的封闭系统，而是相互融合、联系紧密、相互发挥作用的体系。当前协商民主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更好地发挥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反映人民意愿诉求、解决人民利益矛盾的民主制度形式，建成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这一目标的实现，没有法治体系的保驾护航是难以完成的。
确保法治体系对协商民主体系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必须使法治体系与协商民主体系紧密联系起来，使法治体系的各个部分能够参与到协商民主体系每一个维度和层面的保障上来。一是在协商民主过程这一维度，需要构建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如协商民主的程序规范机制、危机预警机制、群众参与机制、意见采纳机制、决策落实机制、意见反馈机制、监督评价机制等，使协商民主过程有机统一，使协商民主体系处于动态的运行过程，各种协商机制的构建则要纳入法治体系，得到法治体系的配合与协调。二是在协商民主参与主体这一维度，各派、人大、政府、人民政协、人民团体和涉及到相关权益的群众等，都是协商民主的参与者，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权力范围与责任的划定等，同样需要法治体系的确认。三是在协商民主组织结构这一维度，从中央到地方以至于到基层单位等，在诸如协商民主体系的地位、权力的配置、组织结构的功能、职责范围等方面，以及各自内部的不同职能部门的构建、彼此的关系等，同样离不开法治体系，需要得到相应的规范与保障。
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环境下发展协商民主
法治环境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外在条件，是全面依法治国所要塑造的法治的社会环境。同样，这一社会环境也是一种法治条件，是社会其他方面可以借以利用的法治资源。全面依法治国对协商民主的基础和保障作用就直接体现在这一法治环境中，它提供了各种法治的要素和资源。
1.全面依法治国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
法律是规范和调节经济利益的产物，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器。从现代社会法律的形成过程看，法律产生于民主认同。协商民主制度既是法律法规产生的制度形式，也是法律法规所要规范的目标。只有得到法律规范的民主制度，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通过协商民主程序做出的决策才具有权威性。法律法规能为协商民主程序的机制，如群众参与机制、矛盾协调机制、意见采纳机制、决策落机制、监督评价机制等的设置提供法律依据；能够使协商民主程序、制度的制定得到法律的确认，使之成为法律化的制度程序，确保协商民主在法律的范围内，在制度的框架中有序开展；协商民主过程中涉及到的人民群众的权益，必然与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有关，因此法律政策的公开与共享，能使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路径解决问题。
2.全面依法治国为协商民主提供法治队伍保障
协商民主制度的法治建设需要具有法治素养的参与主体来构建。法治的建立是人的一种实践创造活动，因此离不开具有法律知识背景的专门队伍。法治队伍的专业化，能够确保协商民主程序和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专门的法治队伍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开展工作，能够对协商民主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进行监督，确保协商民主过程依法进行；能够对协商主体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与援助，确保协商主体的权利得到维护；能够对协商过程所涉及的法规、规章进行法理评判，对协商全过程进行全记录；能够对通过协商民主做出的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督察，确保协商民主制度的高效运行。
3.全面依法治国为协商民主提供法治氛围保障
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决定着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水平。因此，协商民主的法治建设需要良好的法治社会氛围的保障，通过塑造法治的社会氛围来促成协商民主制度内在的法治化构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2]要让人民能够真正信仰法律，就必须使法律能够充分保障人民的权益。一个对法律和法治充满信仰的社会，其协商民主制度必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建设法治的社会氛围就是为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创造条件。人民群众是法治氛围建设的主体。要让人民群众懂得法律是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工具，“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5]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教育，使人民群众养成守法用法的行为习惯，成为一种信仰和光荣，在全社会形成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氛围和法治社会氛围，为协商民主的法治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
4.全面依法治国为协商民主提供法治认知保障
协商民主的法治建设是以协商主体法治意识和法律知识为前提的。由于人民群众在受教育水平、文化背景、法律知识掌握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致使法治意识和法律知识匮乏的协商参与者，在民主协商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从而影响协商民主的质量以及协商制度的公正性。因此，必须提供相应的法律和法治知识的保障，为协商民主参与主体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服务，把法律服务体系纳入到协商民主体系的建设中。全面依法治国就是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救助制度，确保人民群众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得到法律帮助，弥补法治认知的不足，更好地参与协商民主，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在民主协商中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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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治社会建设篇8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中国的法学学者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倾听着时代的呼声、回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地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思想成果并将其运用于中国的法学学术研究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之中,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深入展开,不仅推动了在执政党的核心政策层面而且在国家政策层面、在国家和社会治理架构上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了我国的治国方略,而且也在思想和理论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给予了多方面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从而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践和相应的思想和理论,不仅具有特殊的地域性而且也成为一个令全世界都感兴趣的课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实践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法制与社会发展成果,中国法学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治实践的思想阐释和理论研究也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成熟程度。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特别地给全国的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在理论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这也是中国对于世界的思想和理论贡献。从法学来看,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和已有的法学理论研宄成果,全面总结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法学学者的重大历史使命。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本课题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有助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具体内容来看,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军事、科教、外交等各个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所构成的。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毫无疑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归纳、提炼、深化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践所依凭和展现的法律思想与法学理论成就并将其体系化,将有助于推进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学术研究走向繁荣与成熟的基本标志。如何把当代中国众多的法学研究成果和法律实践智慧整合升华为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法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法学界必须完成的重大学术任务。通过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梳理、升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的法治思想与方针政策、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实践和法学界的理论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必要的理论论证与学术准备。
再次,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进程。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将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攻坚阶段,也是我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必然面对更为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因而需要更加切实有效的理论来引领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所包括的诸多法律思想和理论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通过系统地梳理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所提出的丰富的法律思想和法治理念,并在合理地借鉴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内的国外法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所包含的各项重大理论,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提供更多富有时代价值和操作意义的思想理论资源。
最后,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法学研究的理论成就。在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包括前苏联的法学研究成果在内的国外先进的法学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借鉴,民族的特色则显得不够,对世界法学的贡献也极为有限。针对这个问题,中国法学界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强对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的理论开掘,加强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将承续这一理论努力,致力于总结出一批真正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法学理论成果,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法学的理论贡献,提升中国法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基础资源
从现有成果来看,国内法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等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上,中国法学界在法的本质、法与经济、法与阶级、法与国家、法的作用、法与权利义务等问题上,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共识。这部分研究成果,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原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对法学的理论指导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国外尤其是西方法学家在有关法律的技术性原理方面的优秀成果,从而打破了法学理论上的僵化和机械论,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这是我国学者重构中国法学理论的自觉尝试和努力。
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上,中国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的研究。研究的内容既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法律思想的总体性研究,也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某方面法律思想的研究,例如,对马克思的法本质的思想、法律发展思想、人权思想、立法思想、司法独立思想、国际法思想、法经济学思想、法社会学思想的研究,对列宁的法律革命思想、党与法关系思想、法律监督思想、司法思想的研究。?第二部分,对毛泽东、董必武、邓小平、彭真、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法律思想以法制与社会发展及民主、法治和宪政思想的研究。
①第三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及其理论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等。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梳理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脉络,特别是详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及其基本样态。
①第一,对于新中国建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宪政建设实践的历史回顾与反思。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既体现为大量的学术论文,又体现为众多的专题着作;既包括法学理论界的学者的成果,又包括法律史学界的学者的成果以及部门法学界学者的成果。这些成果立足于历史的真实,在相应的制度层面的描述基础上,对支撑这样的制度及其实践运作的思想、观念、意识和理论进行了总结,并认真研判了这些思想、观念、意识和理论本身及其在当时这种总结性研究从重大理论争论的梳理、标志性学术成果的遴选、重要理论创新的概括等方面入手,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中国法学界所取得的丰硕的理论成就进行了高度浓缩的理论归纳、概括和提炼,从而为我们系统地梳理出中国法学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做了很好的前期研究工作。
②第二,对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现实理论以及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应该说,这部分研究是目前法学理论界科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对法治建设现实问题的理论回答,也是对中国法学本身的发展的自觉思考。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自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命题后,中国法学界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本质属性、基本内容、落实措施、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当然,中国法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相关主题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是上述几点就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出来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中国法学界在上述这些方面对相关主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仅仅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前提和铺垫,是我们深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思想与理论素材,但这些成果而并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我们有必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学术梳理、理论整合和思想提升,努力清晰地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做出理论贡献。
而且,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研究,主要限于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虽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深入批判和解构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并且提出了若干具有启发意义或借鉴意义的法律思想、学说和理论,但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思想本身仍属于资本主义法律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非常有兴趣,对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道路及其实践非常有兴趣,因而也开始了对其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总结。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的政治报告给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全面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经验、科学地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体系的历史重任。中国的法学学者在这样的历史与现时代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理当承担起总结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时代任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基本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总结、归纳、概括、提炼出与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内在思想主旨和理论内涵的逻辑真正一致的,确实属于‘‘中国”的“独特”的法学理论“模型”。既然是一种属于中国的独特的法学理论模型,就不能是个别的、单独的、碎片化的那些属于中国、也比较独特的法学理论的侧面与碎片,而是一个全面的、成型的整体,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大模样。显然,这就必须、也必然地同时要思考并展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是如何在分析总结出来该理论体系的各个个别化的片段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片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发掘和整理,建立起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理论体系整体。换一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清晰地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要重点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和“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这两个核心问题。
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就是要把零碎的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那些成分与片段,按照完整的理论所应该具有的内在逻辑顺序及其结构加以组合,从而建构起体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有机结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时代成果与现时的时代精神内涵的彼此关联、也体现出尊重和吸收人类基本价值共识和文明成就与中国独特法律文化传统水乳交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与宏观样式。
因此,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很有必要首先着眼于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与理论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的思想养成和理论支撑的角度,历史地、纵向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思想传承与方法论原则;其次有必要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文化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精神影响角度,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中国文化(文明)”元素或者说“本土资源”,从而构成其‘‘中国特色”之基本内涵之一;再次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归纳、概括和挖掘其所蕴涵和依凭的法律观念、法律思想和法律理论,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特殊质素;最后还要从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入手,从包括各个部门法学在内的整体法学角度,全面总结、归纳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
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就不能不从如下方面展开:第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条件的探宄。理论体系的建构既是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以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进入相当成熟的阶段为现实基础的。深入考察当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诸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有助于我们理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通过考察当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思想、学术、实践等方面的条件,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深刻法律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西方资本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包括前苏联的法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中国法学界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取得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理论元素。
第二,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性质与方法论的研宄。理论性质与方法论问题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的前提性问题。理论性质问题主要包括两个问题:和古今中外的法学理论体系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有哪些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在中国和世界的法学理论发展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处于何种历史地位,能做出什么样的理论贡献?也就是说,要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这一命题所包含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学理论体系”的深入解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质、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而方法论问题所主要关注的是这样的问题:如何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学术界和法律实践界在实质上所创造出来的众多思想理论成果整合并升华为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法学理论体系?只有遵循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和有效的建构方法,才能确立起一个逻辑严谨、内容丰富的法学理论体系。在方法论原则问题上,主要讨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包括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如何借鉴西方法学理论、如何总结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等问题。在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上,主要讨论如何提炼出支撑整个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纲领、哪些理论成果可以纳入到法学理论体系、众多的法学理论成果以什么样的框架结构或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等问题。
第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成或者说理论模型的总结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一方面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和宪政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重大理论,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全部法律,即从实体性法律到程序性法律、从纯粹国内法律到国际性法律,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实践上都体现出来的用以支撑的理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在事实上也是宏观的和一般性的法学理论及其体系与微观的具体的部门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有机结合。与任何别的理论体系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也是由众多理论元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次序组合而成的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结构的有机整体。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之理论构成或者说基本模型而言,其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实质内容之所在,而它本身又是、也理应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即在一般抽象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样式,以及在部门法学的具体层面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微观架构。
第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发展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实践的发展,随着全球社会发展与法治进步,也随着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发展问题,一方面是要依据总结、归纳、概括出来而在事实上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指称的中国特色的法律及其实践运作的基本规律和道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来引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实践,促其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要不断地总结、归纳和概括发展和进步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实践所催生和发展出来的新的法学理论质素与成分,不断地更新、补充、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问题点
从理论逻辑的完整性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要真正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要真正能够客观真实地总结、归纳、概括和抽象出基于独特的中国法治道路和法治建设实践的‘‘中国模式”的“法学理论”的‘‘中国模式”就有必要紧紧地围绕着几个核心问题点来展开思考:
第一,有必要在中国与世界的空间交汇、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节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总结、归纳、概括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在内在逻辑和具体内涵上,就既展现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又充分尊重和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和世界上不同社会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的有益的经验;既体现了民主、法治和宪政的理论与实践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延续,又体现了民主、法治和宪政的理论与实践建设的现实发展与进步; 同时,这也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孕育和催生了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成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又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有必要在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中,特别地集中于展现该理论及其体系的在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实质内涵上具有的真正属于“中国”的性质、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典型特征,而不能是作为外在的标签和符号的‘‘中国”和‘‘社会主义”的直接宣示;法制与社会发展同时,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法治建设实践是世界法治建设中的一种独特的模式,那它就不能只是纯粹的‘‘中国”的特殊性的东西,而应该是把“中国”的特殊性作为一种特别的约束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作为世界法治理论的一种理论模型理应具有任何理论模式在其各自的约束条件下都具备的“普遍真理”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必须揭示出这一点来。
第三,有必要在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样式与微观架构方面,特别地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结构上的完整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一方面要体现出其宏观样式层面的理论成就对于其微观架构的引领和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也要体现出其微观架构层面的进步对于其宏观样式的形成的支撑与丰富作用,从而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法学理论学科层面和各个部门法学学科层面所具有的具体与抽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与有机结合。
针对这些问题点,我们要综合运用知识谱系分析、范畴分析、文献分析、比较研究、历史考察、逻辑分析、调查访问等研究手段和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开展系统的研究。知识谱系分析主要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与其各种思想理论渊源之间历史联系的研究;范畴分析主要用于对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法学范畴体系的研究;文献分析主要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上重要思想文献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界重要学术文献的研究;比较研究主要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与古今中外其他法学理论体系间异同的分析;历史考察主要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历史演进过程的考察;逻辑分析主要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分析;调查访问主要用于对国内外研究机构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或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情况的实地考察。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宄,意在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成果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具体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悠久文明的真实传承状况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对于人类文明,特别是以西方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成果为主要代表的政治法律文明成果的吸纳中,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基于本国国情而进行的制度与组织创新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进步中,客观地总结、归纳、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升华,从而在理论内在逻辑重整的意义上建构出作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实践的思想与精神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模型。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应该达到如下目标: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应该全面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思想渊源上如何体现了中国空间的法律文化与传统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国情的时代精神的结合,应该展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中的一脉相承与发展创新,应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共识的自觉接受与消化融通。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应该既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在法学理论层面上系统地总结、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样式,又在各个具体的部门法学层面分别总结、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微观架构,从而建构起逻辑一致、结构完整而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宏观样式上说,这个理论体系应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与权利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法律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运行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理念与国际法治理论等基本理论。从微观架构上说,这个理论体系应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法学理论等部门法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