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范文

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篇1

“法律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的地位在中国并未真正确立。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泛伦理化的思维方式和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依然阻碍着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和普及”对法治思维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有着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对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具有以下指导意义：一是弄清法治思维的内在含义，使各级领导干部能够搞清法律思维的要素和思维途径，从而对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开辟了道路，指明了发展方向。二是通过人们学习了解法法治思维，并由其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从而为社会及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了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观念。而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又在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社会及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增强社会及领导干部抵御“人治”思维的能力；从而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能力。三是当法治思维成为习惯性思维后，法律规范的指引作用为领导干部思维方式及行为提供了标准。当这种法律思维成为思维定式，领导干部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以法律规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时时以法治逻辑来思考、认识乃至解决问题。那么，法治社会的实现也就为期不远了。四是法治思维方式有利于领导干部对法律价值的重新认识，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它对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会发生很大影响，使广大领导干部懂得法律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公民权利的保障。

一、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治思维

关于领导干部应具备哪些法治思维，目前，在这方面研究的理论成果寥寥无几，也没有一个权威定论。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应具备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思维、依法行政的法律思维、权力有限的法律思维、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的法律思维。”有人认为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主要包含了五个方面的思维内容，即合法性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公平正义思维、责任后果思维和治官治权思维等。姜明安认为为了让政府官员切实遵循和运用“法治思维”，需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合法：“目的合法”、“权限合法”、“内容合法”、“手段合法”。“程序合法”。笔者认为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治思维必然体现出法律至上、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程序正义、权责一致的五大法治理念。在这样法治理念的支配下，形成以下法治思维：

（一）法律支配权力的法治思维它要求领导干部：一是在行使公权力时，必须树立职权法定原则，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无论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还是推动发展、深化改革，都应以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包括目的、权限、内容、手段及其程序都要以法律规范审视其是否合法。对于法律赋予的职权，要正确行使，用足用好用到位，做到不错位；对于法律要求应当履行的职责，要勇于承担起来，做到不缺位；对于法律没有赋予的职权，坚决不去行使，做到不越位。二是要强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观念，强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尽快从习惯于以权办事转变到依法办事上来。三是破除以下二个观念：一要破除以权代法观念。比如：遇到问题想领导是怎么讲的多，想法律法规是怎么要求的少。二要破除以情代法的观念。讲交情、重友情的意识已经成为部分领导干部办事情的一种思维模式。要破除这种以情代法的观念，根本的一条就是领导干部要按照十报告提出的：要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事管人管权，这是法律支配权力思维的有力体现。

（二）权责一致的法治思维权责一致的法治思维要求领导干部依法享有多大的权力，就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不应当有无责任的权力，也不应当有无权力的责任。它要求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利益彻底脱钩的原则。实现权责一致的思维必须做到：一是授权明责：授予权力，明确责任；二是受权受责：接受权力，接受责任；三是履权履责：履行权力，履行责任；四是用权负责：使用权力，担负责任；五是怠权问责：懈怠权力，拷问责任；六是渎权追责：亵渎权力，追究责任；七是弄权查责：，依法查处。

(三）“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思维法治理念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要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法治社会的理想就是要使“权力”服从于“权利”，并使“权利”有效地制约“权力”。而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这种无限制的、被滥用的公权力，有悖于原则和法治理念有损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势必导致对私权利的恣意侵犯。因此，要想实现“权力”服从于“权利”的法治理念，要想实现宪法的核心和最高价值，领导干部就必须将“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思维萦绕脑际。时时刻刻不忘规范、约束自己的公权力，知悉权力范围，严格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力。认真接受“权利”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四）应具备程序正义的法律思维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保证实体公正和结果公正。程序正义是法治理念的生命线。因为存在着个人的情感在内，所以人们对于法律结果的接受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即使已经非常公平、正义的一个决定，不同立场的人也就有不同的认可度。只有完全按照法律的程序走，让当事人充分的参与到每个程序中来，其所作的决定才能更让人信服，才更有说服力，才能更好的维护法律的尊严。因此，领导干部要具备程序正义的法律思维，在行使职权中不仅要按照法定权限办事，还要按照遵循程序正当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

二、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形成路径

关于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形成的途径，主流观点无外乎在于内在法治理念的形成与外在法治环境的培育。笔者也是遵循这样的一条路径进行以下探讨。

(一)培育领导干部的常态化法治思维

“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深入人心的道德思维和建国前后几十年一贯的政治思维作崇,我们常常有意或无意间用道德思维或政治思维来代替法律思维。”法律一直是以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而出现,并没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和思维的惯性，特别是在领导干部的思维惯性中，法律成为装饰门面的工具，需要就用，不需要就不用，甚至需要时也不用。因而，法律思维被排斥在常态思维之外，因此，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形成路径首先要解决思维惯性问题，使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自发的一种心理需求。领导干部不管是决策、还是执行；不管是思考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要养成以法治理念支配、以法律规范指引、按照法治逻辑去思维的惯性，养成依法履职、依规办事的习惯，让法治思维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常态思维。

（二）建立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律学习制度

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常态思维就必须建立常态化的法律学习制度。实现学法常态化是提升各级领导干部法律思维的重要基础。这种常态化的法律学习制度包括各级党委中心组领导集体学法制度，新入职的、在职的的公务人员学法制度，领导干部提拔前和重任前的学法制度，领导干部犯错误被责任追究后的的学法制度、行政执法人员的学法制度，司法工作人员的学法制度、领导干部自学制度、领导带头讲法制度等等。其中，中心组集体学法是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的保证，学法的时间每月应不少于一个法律学习日。规定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提拔前和重任前、公务员、行政执法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每年接受法律知识培训的时间和内容，特别是针对领导干部犯错误被责任追究后的学法时间和内容做出严格的规定。另外，将学法内容纳入理论学习计划之中，学法的内容要有针对性，应重点包括：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关于民主法治建设方面的内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人类政治文明法治建设的有益成果、依法治国理论学习、宪法和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我国基本法律的学习、行政执法方面的内容、新出台的法律以及现实案例等，不断强化法治思维，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水平。

(三)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律实践

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常态思维，除了必须建立常态化的法律学习制度外，更重要的是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律实践。重视法治思维的实践运用。法治实践是法治思维的归宿，只有强化法治实践，才能检验、巩固法治思维。要多主动实践。第一，对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问题，在众多的解决方式中，要首选法治方式或者以法治为主要方式去解决。第二，在遇到权力与权利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要牢固树立“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思维，坚持依法办事，“权利本位”的思想。第三，领导干部要积极支持行政诉讼，通过积极出庭应诉、积极旁听法院庭审、调查研究分析案例、谈判等实践活动，强化法治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的能力。第四，领导干部要多咨询法律专家。领导干部不可能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在解决问题时也会遇到法律难题，应当将行为的性质、解决问题的途径、法律后果、风险预测与防范等问题，积极咨询有关法律专家。

（四）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治思维，必须摈弃“官本位”思想

“官本位”思想，其实就是“官崇拜”，其实质是“权崇拜”，是对权力运用、滥用、享用的崇拜。因此要规范权力的运用、监督、制约，使为官者不想、不便、不敢、不能滥用权力，树立对“民”之敬畏，对“法”之敬畏。同时，要明确权力的来源，围绕“权力是谁给的”这个根本问题实现观念变革，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赋的“民本位”思想。实现从权力本位向“民本位”、责任本位的转变。从而淡化领导干部长期内心形成的“人治”的思维，有利于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治思维。

（五）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治思维必须建立和完善常态化的外部法治环境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除了内在理念的培育外，建立和完善常态化的外部法治环境也尤为重要。

第一，要不断建立健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履职的权力常态化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问责制度的完善与落实工作,不断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保证对各级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监督有力、有效。

第二，要将“法治思维的应用”作为干部政绩考核和选拔任用机制的一个常态化要求。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对领导干部的评价激励机制密切相关。衡量各项工作的优劣、成败都是围绕着各种硬性的、具体的发展指标、任务，很少审视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及其所领导的地区、部门的法治生态和法治环境。为此，当务之急是建立适应法治社会要求的干部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绩效考核和选拔任用评价标准。用一些具体量化、可操作、可测量的指标(如组织学习法律的次数，法制机构的健全情况、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的受理数量及裁决状况等等)来评价政府的工作和考核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从而才能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

第三，大力选拔任用有法律背景的人担任领导干部成为常态。目前，我国正处于国家建设阶段向管理阶段转型时期，从世界范围看，管理阶段的领导人具有法学背景的人居多，这是因为，现代管理主要是法治管理，法治是调整社会各阶层利益及社会矛盾最基本的手段和方式，因此，大力选拔任用有法律背景、具有法治思维的人担任领导干部，对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治思维有着正向积极的激励引导作用。

第四，借鉴反思要常态化，创造“典型”环境。一方面树正面“典型”激励，自觉学习那些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和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干部和事迹，另一方面以反面“典型”警示，对于那些坚持“人治”思维，在决策、执法和其他行使公权力过程中违法行政、有法不依、，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损失而受到追究的反面典型与以鞭挞。从而，形成学法、用法、依法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第五，建立和完善常态化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搭建领导干部与法律专家沟通的平台。据了解，河北省从今年开始，利用三年时间，准备在全省、各地市及乡级三级政府建立和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这是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法治思维的重要举措，值得借鉴和推广。总之，领导干部具备何种法治思维？观点各异，但，在法治社会里，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培育应该是常态化的机制与路径，这样，才能让法治思维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常态思维。

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篇2

关键词：公共决策 法律思维 途径

决策是否正确，与人的思维有直接的关系。在当今的法治时代，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法律发生关系，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十分熟悉和善于运用法律。熟悉和运用法律不仅仅要把握法律，而且要善于运用法律思维方法处理各种矛盾，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思维。

1.什么是公共决策中的法律思维

1.1法律思维的含义。法律思维是指在决策过程中首先运用法律的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思考、观察、判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换句话说法律思维就是指遇到问题或者纠纷，不是凭着自己的道德感受，也不是凭着个人喜恶来随意的进行决断，而只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理性的分清法律关系，依据法律的规定来妥善地化解纠纷，解决问题，法律思维就是合法性思考，以合法性为前提，在合法性允许的范围内，去追求最大的最佳的政治、经济、道德效果。

1.2法律思维的特点：（1）法律思维是以人性恶为基本假设的思维方式。通常是指按照法律思维的人，在观察和考虑问题时都是站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以人性恶为前提。（2）法律思维是一种规范性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强调规范和服从意识，因为法律思维本身就是规范性思维，运用法律思维可以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引导人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使之守法而不逾越法律，选择法律而不规避法律，也只有法律思维在人们的大脑中扎下根来，法律才会得到彻底地遵守和实现，这也是法治社会的客观要求。（3）法律思维是一种评价或判断性思维。法律思维以应然作为结论的基点，把法治作为衡量标准，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法律性评价或判断，而其所真正关心的是行为是否与法律相符，其运用的结果就是对法律行为或事实进行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或判断，从而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是否符合法律的评判意识，决定自己的行为是否继续。（4）法律思维强调合法性优于客观性。任何结论都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这是实证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要求，也是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思维方式的重要原则。然而，这个要求和原则对于法律思维而言并不完全适用。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意味着：一是不查明客观事实就不能做出结论；二是查明了客观事实就必须做出与之一致的结论；三是不能虚拟事实并以其为根据做出结论。

2.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为什么要运用法律思维

2.1运用法律思维方式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后，建设法治政府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贯彻和落实依法治国精神的具体实践。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时严格依法行事，不仅可以确保政府握有的行政权力得以正确运用，还能在法治建设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良好的典范，起到表率作用。依法行政的首要问题是“知法”，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在脑子之中首先要思考是否具备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违法行为，心中有数，言必合法，行必循法，提高善政善治水平。

2.2运用法律思维方式可以有效处理各种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由于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中，各利益主体之间时有矛盾冲突发生。政府运用法律思维方式进行公共决策，妥善处理人民群体的各种关切，可以使人民群众的私权与政府的公权尽可能处在和谐状态，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之一。

2.3善于运用法律思维可以有效的降低社会成本。法律的要义就在于定分止争，提高社会生活的确定性，法治就是一门关于社会生活确定性的艺术。法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确定性，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确定性。法律可以减少重复博弈，它为人们提供一种可靠、稳定和有预期的生活方式，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运行有条不紊。法律制度的这种确定性还体现在人们的工作生活方面。

2.4善于运用法律思维能够使领导干部走出人治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面对无处不在的社会利益矛盾，表面上掌握着巨大的资源调配权的领导干部实际上往往承受着同样巨大的决策压力。而要从这样的困境中解脱，最好的方法就是求助于法律，因为一个法律规则的出台往往可以很大程度上分散领导干部的决策压力，从而将领导从多元利益博弈的中心解放出来，这就好比将捆在身上的拔河绳解开，直接打上一个结，然后抽身事外做个真正的裁判，让各利益群体在公平的规则下直接进行博弈，裁判的困境自然也就迎刃而解，这个结就是法律。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律制度本质上不是束缚和限制领导干部，而是在保护和解放领导干部。

3.培养领导干部法律思维的路径选择

3.1强化对领导干部法治思想的宣传教育是形成法律思维的基础。培养法律思维，应是普法教育循序渐进的必然趋势。首先，领导干部要学好法学基础理论，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古罗马谚语：“不知道法律的规定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其次，加强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系统培训与学习，并使之制度化。加强法律知识的系统培训与学习，把领导干部普法教育与《公务员法》的推行结合起来，使法律培训经常化、制度化。

3.2加强制度控权是领导干部养成法律思维的保障。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或者不懂法，或者知法犯法，其中既有工作上的失误，也有体制上的不足，这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分析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原因。针对问题应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上下功夫，使每位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警钟长鸣，时时刻刻鞭策自己，告诫自己。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干部，能否适应依法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关键是要树立宪法至上的意识，形成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宪法思维。因此，必须完善宪法实施的保障机制，完善全国人大对“一府两院”的权力监督机制，必须健全党内民主，实现党自身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3.3运用法律思维进行公共决策的前提是必须树立法治理念。一是法律至上。在现代文明中，法律不再是政府的命令，而是一种具有社会公约性质的、表达社会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共同规则。与其相对应，权力也不再表现为旧式政府所具有的那种支配一切的能力，而成为依赖于法律并被法律所支配的力量。因此，在法治社会中，最高的和最终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法律，法律从政府的工具转而成为政府的主宰和存在的依据。二是权利平等。在现代文明中，权利成为一种恒定的制度性存在，因而，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中，权利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因素，相反，对权利的平等保护成为法律的宗旨和公共权力的法定使命，这样一来，法律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就具体表现为法律所确认的权利也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

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篇3

关键词:法律修辞;合法性;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2-0017-012

生活原本平淡如水,放一些糖就是甜的,放一些咖啡就是苦的,想调成什么全靠你自己。社会生活秩序也基本与此相似,只不过,在法律秩序形成的过程中需要放置的是法律,而且放置“佐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尊重法律、维护法治的群体。法治社会需要法律思维,需要一群人把法律作为修辞,来凸显法律对思想影响和行为的规制。要想使国家和社会走向法治,就需要在思维中增加法律元素,把法律当成决策不可缺少的思维根据之一,而这其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把法律作为修辞,以避免法律人思维中的规范隐退。在这里的修辞,不仅仅是强调法律思维中遣词造句,更主要的是把法律修辞当成一种讲法说理的思维方式,不仅思维的线条符合法律规则和程序,而且还能把这些法律之理言说清楚。这就意味着,把法律作为修辞,不仅是对判断和决策进行合法性的点缀,更主要的是把对法律的忠诚溢于言表。把法律作为论据,用法律进行说服,在论辩中形成判断。从形式上看,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指用法律语言进行有效表达的和说服的技巧,但实际上,它不是要求所有的人在进行思考的时候都以法为镜,而是要把法律融贯于人们思维之中,综合法律、价值、社会关系于论辩、论证之中,并以此来形成我们对事物和行为的断定。法律应该成为对案件当事人说服的最基本工具。在司法生活中法律语词应该是法律人思维的关键修饰。法律修辞是以听众为核心的实践论辩与论证。在法律修辞实践中主要是讲法说理。这其中,不仅包括法律推理、解释的技巧,还要融进价值、道德等实质内容;不仅要实现判断决策的合法性,还要追求合理性。不能片面讲究社会效果或法律效果,而是要追寻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司法过程中,讲法律的路径主要是依靠“根据法律”的推理,但讲好法律的艺术则是看能否把法律作为修辞,增大法律言辞的说服力。在广义修辞学所构建的思维方式中,法律逻辑与修辞结合起来,共同构成法律人的完美思维方式。所以,要研究法律修辞学首先要解决什么是法律修辞?法律修辞要解决什么问题?用什么样的修辞方法解决问题?在此做简单的回答就是:法律修辞就是把法律作为修辞构建法律判断,而不仅仅是修辞学规则在司法中的简单运用。虽然法律修辞学重点要解决合理性问题,但是根本的还是要解决法律判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双重问题,即在逻辑基础上,用修辞的方法构造法律思维方式。

一、把法律作为修辞,争夺法律话语权

法官太累了,以至于出现了因累而跳楼的事件。太累,是法官们一个较为普遍的感受。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的法官都在叙说办案数量太多,压力太大。然而,我们需要审慎思考是:法官之累,真的是因办案多造成的吗?究竟是我们的体制出了问题,还是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分析。体制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关注,在此我们主要考究一下思维问题。现在的法官多数是大学法科毕业,即使不是科班出身也在法院待了多年,对常用的法律已经是很熟悉了。多数案件对法官来说似乎不用复杂的思维就能给出答案。所以我感觉到,也许法官之累不在于法律思维本身的困扰,而在于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周旋之累。学法学的人都知道,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出现,目的在于简化、简便、简洁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多数案件,即使是极为复杂的案件,法律人的思维依然可以做到清晰。因为职业法律人已经习惯于运用法律设定的思维框架进行思维。可以说,根据法律的思维是简单的,符合以简约应对复杂法治的思维模式。这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就是法治的精髓。然而,令法官们感觉到累的不是法律思维方式,而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内心纠结。在很多案件中,面对权力压力、高尚道德、人情关系等,法官们感觉到茫然,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去运作、去周旋。法官们感觉到自己所熟悉和已经掌握的法律派不上用场。于是,法治所期望的那种“以简约应对复杂”变成了“以复杂应对复杂”。法官们想不累都不可能。我们发现,现在的法律人没有把法律当成思维的根据,依法办事成了纯粹的法教义学的说辞。我们看到,法学或者说法律逻辑学中所讲的,法律规则的可修正性和可废止性,已经偏离了逻辑规则的指引,法律因失去了权威而没有了刚性,法律规范的隐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来自政治的、道德的、人情的话语都会使法律退避三舍。法律的权威在思维决策中流失殆尽。可以说在人们的思维中,法律不仅与推理脱离了关系,而且还失去了作为修辞的角色。在整个社会的主流话语中,法律话语权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法律人只能在自己的专业学术圈子里,言说只有自家人才能明白的话语。

原本“话语权”就不是法学或者法律语言,而是政治言辞,是指任何人都有的参与论辩、表达意见的权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生活中,争夺话语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社会中有多种规范,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规范,都想占据思维决策或者说意识形态的主流或者说支配地位。话语权不仅仅是表达和论辩,更主要的还在于有没有说话的机会以及论辩和表达有没有用分量。在话语权问题上,人们争夺的并不是法律上的权利,而是话语本身的影响力。话语权是一种“势”或者说影响力意义上的权力。虽然各种各样的修辞说教,最后寻求的也许是说了就算的话语力量。但在司法中法律人那句有分量的话,不是随便能说完美的,而是一个审慎的论证和思辨的过程,是对一个人经验和智慧的考验。把法律作为修辞是为法律人争夺话语权的一种方式,是在法律中寻找思维决策中那一句最有分量的关键话语,以便说服你所面对的听众。

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篇4

全文共6288字。

如果说法院改革初期，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 思想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2001年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提出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则可以说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一要求的提出，弥补了前期法院各项制度建构和改革理念准备不足的缺憾。同样也正是由于前期的法院改革仅在低层面上推进，而未注意到系统改革的跟进和人的因素，改革所带来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最高法院提出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应时出台，这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问题，属于诸项改革的关键之处，属“点睛之笔”。因为在各项因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而法官思维方式的准确定位，无疑是法官队伍职业化的重要一环。笔者拟从法官思维方式概念分析入手，对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现状及原因的分析，进而探索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应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问题，并借拙文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工程添一砖瓦。

一、 法官思维方式的概念

先来了解一下思维的定义。所谓思维，一般意义上应该指依照逻辑推理来观察、认识、判断的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以语言、文字的等形式加以表现 。

目前许多学者分析论证时往往将法官思维方式与法律思维方式等同起来，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法律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才被我国法理学理论界学者从西方法学引进并加以阐述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在长期法律实践过程中，随着对法律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系统了解了法律方法之后，逐渐形成的法律思维方法。可以说，法律思维的形成是法制（治）进化的标志，因而它要求人们使用法律思维方式来理解法律规范、法律概念和法律事实。说到底，它就是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职业法律群体的科学思维方式。法官思维方式则是指法官在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过程中，为了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而按照一定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势，它的践行主体是法官，并不涵盖法律职业群体，这类思维方式会随着法官个体因素的不同、法官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异，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法官这一特殊群体的思维方式。

二、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的误区及原因

记得有位学者说起过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位女法官在审理老年夫妇离婚案件时遇到一个难题，如果严格依法判决，房屋只能判归男方所有，而女方只能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女法官脑海里想起自己是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于是决意将房屋一分为二判给两方当事人。这样的判决，在许多媒体或者老百姓眼里，无疑是公正的合情合理的判决，甚至许多法官也会支持或同意这样的判决。然而这其中也折射出当前我国法官的思维有一种平民式的实质性思维倾向。这里所谓实质性思维，又称实质主义思维，指法官注重法律的内容、目的和结果，而轻视法律的形式、手段和过程，也表现为注重法律活动的意识形态，而轻视法律活动的技术形式，注重法律外的事实，而轻视法律内的逻辑。与其相对的是形式主义思维。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在法律与情理关系上倾向于情理。有的法官往往以“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来分析处理案件，其断案的基本方法是“衡情度理”，其判案的基本原则是“法本原情”、“原情论罪”，使每个案件的处理在规则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以外，考虑了事实的个别性和特殊性。

第二，在法律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常常以抽象的一般原则作为依据，运用简约、朴实的平民化而非职业化语言，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推理，探求法律的目的性，即使违背明文法律的字面规定也可以。这是反形式的思维。有的法官在法律解释中，可以超出文字的拘囿，根据目的需要进行“超级自由裁量”。

第三，“民意”重于“法理”，具有平民倾向，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而这种民意通常是平民意志。

第四，重实体轻视程序。传统法官对纠纷的解决首先考虑实体目标，而非程序过程。

对上述我国法官思维方式存在的误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首先是泛伦理化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受五千年儒家文化伦理思想影响的国家，古代中国人所憧憬的理想秩序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和谐秩序，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法治秩序。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伦理关系。把政治理解和构造为“伦理的政治”，把法律理解和构造为伦理型法律。泛伦理化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并延续至今，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在每一个法官心中是根深蒂固的，由此导致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思维方式的泛伦理化。

其次是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所谓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就是凡事（包括法律问题）都仅仅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思考并提出解决办法。这里所说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定势化的政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对法律理论和实践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支配着很多人对法律性质、任务的认识，而且对国家法律体制的构造、司法机关的管理方式及工作作风、司法人员的选拔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譬如，在对法律的性质的认识上，强调法的政治性质，而忽视法的其他属性；在对法治的认识上，之所以强调法治，是认为法治是实现某些政治目的和任务的有用工具，而看不到法治的独立自存的价值；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习惯于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诸如反腐败、执行难等法律问题；在司法人员的选拔上，强调其政治素质，而忽视法律专业素质。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是按照法律自身的逻辑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而仅仅从政治的观点和思路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使法律认识和实践蒙上一层浓重的政治色彩。

第三是诉讼观念的影响。主要是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片面强调法律是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手段，强调法律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忽视了法律作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即一切手段和目的都必须服从合法性标准的指引。这一观点的发展就是把诉讼程序作为实现实体的工具，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 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影响司法界最为直接的后果即是使司法人员养成“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同时，在片面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的影响下，离开合法性这个前提和要求，要求法院和法律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公平形象。

最后是司法制度本身缺陷的影响。主要包括法官管理行政化趋势、审判权易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正当干预、法官保障制度不健全及法官遴选机制不健全等方面。

综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观念和制度上缺陷的原因，导致我国法官存在实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倾向，甚至在一些地区可以说是法官思维方式的主流。

三、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及其完善

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是指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包括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等。 现代司法理念是法官的灵魂，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理论，但它是促使法官这一群体向职业化迈进的总的指导思想。因此可以说，什么样的司法理念，决定了法官群体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同样法官的思维方式也反映了该法官群体有什么样的司法理念。那么，在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思维方式应是怎样的呢？

简单地说，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应是与大众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是职业法律群体根据法律的品性对人的思维走向进行规范、概括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技术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 一般认为，法律思维方式相对于大众思维方式有如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只有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思维方式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并作出不规范行为的人，发生纠纷或出现违法行为时，必然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

其次，它是一种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思考社会现象和预测人的行为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法律的出台是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克服人性的弱点为目的的，它强调人们思考一切问题应从人性“恶”的角度着眼，并通过法律去规范和约束，以防止各种“恶”的情况出现。

再次，它是一种求实的思维方式。它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这与求真、求善、求美的思维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法官思考的问题总是时过境迁的事实，不能还原，法官也不能大胆设想，只能根据证据来分析、来判定。即法官必须以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

第四，它是一种利益性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法治国家的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是为维护人的权利而制定的，从而满足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本能，法律本身也强调利益基础上权利义务的对待性。

最后上，它在审判活动中就是一种确定性的单一思维方式。这是指用法律思维方式思考某一问题时，对事实只能作是或否的判断，而不作非此即彼的判断。

既然在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思维方式是法律思维方式中的一类，那么，它是否有独特之处？一位与海瑞同时代的英国著名法官曾经说过，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 也就是说法官思维方式，是根据法律的专门逻辑进行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养成的，它有既不同于大众思维方式、又不同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思维方式的一些特征。

第一、运用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也有学者将之称为转化性思维方式。

法律术语有三个功能，即交流功能、转化功能和阻隔功能。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官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分析、判断不就更贴近人民群众吗？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法律是一门专门的技术，其中法律术语则是这门技术中的基本因素，是法官区别于他人的基本功，法律术语可以帮助法官之间、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群体之间交流时及时抓住问题的要害，使争议点凸显，从而提高司法效率。转化功能是指所有的社会现象，不论是具体还是抽象、不论是春秋大义还是鸡毛蒜皮，经过法官的思维，都可以转化成法律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阻隔功能是指法官并不象行政机关公务员，它没有必要通过贴近民众来赢得尊重和信任。相反，他居中裁判的角色要求与民众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会使人们对司法的廉洁性发生怀疑。法律语言还能阻隔非专业思考方式的干扰，法律的发展日益与道德与政治因素相疏离，也主要是由于法律专业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法律活动的专业化又取决于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的形成。

第二、法官只在程序中思考，严守程序逻辑，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

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也是法官思维方式重要特征。是指程序在思维中占据优先地位，法官以程序为依托进行思考。例如对足球“黑哨”事件，依大众思维会考虑这些没有职业道德的裁判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而这起事件让法官来思考，则会考虑司法介入的程序问题，因为没有相关的司法程序，追究“黑哨”的法律责任无异于空谈。西方有法谚：法的生命在适用。这其实是和经典作家关于审判程序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的表述不谋而合。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将是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

此外，法官依托程序进行思考，只追求程序中的真，而不是客观事实的真。在科学研究中，学者们总是在找到事物的客观事实后下结论，在没有发现真理的情况下，是不能也是不应当产生结论的。但在法院的司法活动中，即使在影响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查证不清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对案件事实作出最终的判断，因为司法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求善，是对行为进行价值评判。法官当然要以合法性来思考问题，才能保证对每个案件均能做出及时的裁断。他只考虑以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合法性，而不可能追求完完全全的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实际发生的事实不被等同于法庭上的“事实”，法庭上的事实只是法庭上证据证明了的情况。法庭上的形式合理性是最高理性。

第三、法官的思维遵循“保守”和“稳妥”。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国家法官只不过是讲法律的嘴巴，仅是被动物，没有能力削弱法的强制性和严格性。”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则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形象地说明了法官的思维方式应遵循“保守”和“稳妥”。

一切规则都是昨天制定的，所有案件的事实都是以前发生的，法官从来没有执行过明天制定的法律和见过明天发生的案件。法官对待社会问题也好，对待法律问题也好，其态度是保守和稳妥，如果法官象行政官那样预测未来、设计未来，过于激进地思考问题，这会使整个社会的法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法官的权威来源于理性的思维、超然的态度和独立的地位，他们从事法律活动具有被动性，主要表现为法官以“不告不理”为原则，非因诉方、控方请求不作主动干预。由于法官从事的是根据既有法律判断现存矛盾和冲突的工作，而且他还必须运用法律术语在程序内进行思考。所以法官会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在分析处理法律问题时应当尽可能的依照遵循先例的原则解释和适用法律，以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而不是任意改变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言的较为稳妥甚至保守。法官思维方式的这一特性与法律的内在品质──稳定性有着天然的联系。

第四、法官思维方式具有规则性。也就是说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和情理等因素。

由于司法是法官以法律规则为标准而对于人们行为的判断。因此，法律规则及其逻辑当然就成为了法官思维不可缺少的内容。规则性思维要求法官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虽然规则性思维并不绝对排斥情感因素，但它与道德思维、宗教思维的情感倾向有着严格的界限。道德思维是一种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而法律判断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而不是首先听从情感。法官也拥有情感并捍卫感情，但是都需要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来谨慎地斟酌涉及情感的问题。事实上西方法律家的技术理性中也未完全排斥情感因素，鲍西亚在威尼斯的法律规则之中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说服夏洛克放弃诉讼请求，兼顾了法律逻辑与情感。

第五，法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确定性思维，判断的结论问题非此即彼，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特点。

卢梭说过：“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将人类一定行为固定化、法律化了。” 法官的思维具有确定性是法律内在的品质──确定性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诉讼性质所决定的，诉讼的性质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判决总是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法律必须对许多不允许妥协的问题作出决定。

显然，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是法治国家重要条件之一。在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法官思维方式，在内因上，广大法官必须摒弃一切陈旧的观念，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训练自己的职业思维能力，排除泛伦理化或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用法律的逻辑去思考、去判断一切社会现象。在外因上，要排除司法体制弊端对完善法官思维方式的障碍，避免法官管理行政化，确保司法独立，杜绝行政权力对司法权的不当干预，进一步健全法官保障制度和法官遴选机制等。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今后法院队伍建设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笔者坚信，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现代司法理念的确立，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必将趋向同一，从而进一步促进法制的统一和司法的权威性，最终实现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

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篇5

思维，是人脑对于客观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认识，以感知为基础但又超越感知的局限，属于认知过程的高级阶段。法治思维，就是运用法治的要求和规则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范式，“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1]法治思维以法治概念为基础，对于法治概念不同的理解就会产生不同的法治思维。尽管中西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法治传统，但对于法治也形成了基本的认识，那就是法治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其核心在于“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一开始就和水有关。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河水泛滥是影响生存的致命因素。治水，要遵循规律，因势利导，所以大禹治水能够成功。法治思维同样如此，也要遵循法治基本规律，顺势而为，这就是法治方式，所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内在和外在的关系，法治思维决定着法治方式。法治思维是综合性思维，它区别于法律思维。法律思维的核心是“法”，落脚点在法，强调法律的强制性，法律是一种外在的制度规范；法治思维的核心是“治”，落脚点在于人，强调法律的内化。区别于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多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法律不是一种“异己的存在物”，而逐渐变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

二、哲学视野下法治思维的基本特征

“法治思维是一种规则思维、程序思维，它以严守规则为基本要求，强调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不能触碰，凡事必须在既定的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运行”[2]。对于党员干部而言，从决策到施政，从执政到行政，必须具有法治思维，让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

（一）主体性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的国家治理由“法制”到“法治”的理念变革和提升。从“法制”到“法治”，是主体法治素养提升的必然产物，将有效地防止法治主体向法治客体的异化。法治，作为迄今为止最为理性的一种制度安排和设计，对于资源配置和正义分配具有最科学的保障。然而，作为法治核心要素的法律，从一开始，就被作为一种外部性的、异己的存在物，所以“法治从一开始就被退化为主体以外的异己力量。”[3]法治作为异己的力量而存在，正是制约中国制度文明的最大障碍。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就是要进行主体的角色建构和意识内化，让法治从一种知识发展为一种内心的认同和接受，逐步同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生活观，挺立主体性。主体性是主体实现自我意识、自我价值所表现出来的属性。在法治中国的语境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正是构建主体性的核心要素。构建法治主体性，就是法治实现“工具性操作”向“正义性建构”[4]的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法治思维无疑处于基础性的位置。法治思维是一种法治自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支撑中国快速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法治自觉对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意义确是重大而深远的，“无法无天、造反有理”的革命思维和政治思维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精神自觉是精神自信的前提和基础”[5]。法治思维是一种法治自信，它是“根植于主体内心深处的一种法治体认与文化认同而非仅仅是对规则的外在服从”[6]。法治思维的提高，就是主体对于法治的选择不是一种外在利益的考究，而是出于内在的一种生活需求，法治成为主体的生活方式而存在。

（二）系统性

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并处在一定环境下的有机整体。系统思维就是以系统论为思维基本模型的思维方式。系统是由多个要素组成，但系统思维并不是对各个要素认识的简单相加，它是从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系统和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综合地、全面地考察认识对象，是一种逻辑抽象能力，是一种整体观、全局观。法治思维是一种系统思维，它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各个环节，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体现推进各领域改革发展对提高法治水平的要求，而不是就法治论法治。”[7]法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前赴后继、长期不懈的努力。法治建设的复杂性、系统性决定了法治思维的系统性。法治思维的系统性，一方面要求我们摒弃法治无用论、法治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摒弃法治万能论、法治浪漫主义，克服什么事情“一法治就灵”的幻想。

（三）实践性

在传统认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认识论。之所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科学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将认识和实践有机统一，将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结合，“将实践提升到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地位，使其不仅具有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的意义，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也是对于哲学的一种全新理解，表明了一种新的哲学观”[8]。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思维方式，就是要人们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必须参与实践，必须在实践中促进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在实践中检验思维成果的真理性。当然，法治思维也是在法治实践过程中产生、发展，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法治思维的养成特别是法治能力的提高，更要靠实践。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就要躬身实践，在实践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没有法律规定的，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原理处理，做到既坚持原则，照章办事，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四）辩证性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法治思维是对各种价值观和正当利益进行合理平衡的综合思维，是权衡性和辩证思维的集中表现。法治思维的辩证性核心要义就是辩证看待法治本身。法治建设作为一门理性的科学，有着自身规律，但是又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欧洲特殊的历史环境、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产生了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法治传统，这推动了欧洲的发展。中国，从文化源头就致力于建构“大一统”，宗法制度建构的熟人社会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礼治传统。法治与礼治的结合，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另外，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其本身就只是一个相对“善”，有其局限性。孔子曾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建构起以羞耻之心为代表的道德主体，才能弥合法治之缺陷，所以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于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于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三、哲学视野下养成法治思维的路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方法决定工作方法。党员干部用不同的思想方法考虑问题、谋划工作，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于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强调必须掌握六大思维方法[9]，其中，法治思维是其中之一。

（一）培育敬畏意识

敬畏，是人面对神圣事物而产生的恐惧、尊敬及惊奇的感受。时刻持有敬畏之心，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素质，是内在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的自然外化，孔子将是否有敬畏之心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提高法治思维，首先就要有敬畏之心。一个无知无畏的人，不可能有主体意识的，更不会有法治思维。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养成法治思维首先就要培育对法治的敬畏意识，心有所敬，行有所循，心有所畏，行有所止，自觉尊法敬法、守法护法，把法治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和信仰追求，敬法畏法，守法护法。敬法畏法，是法治威严的外现，也是法治信仰的体现，始终相信法治能够解决问题、处理矛盾、维护公平、坚守正义；守法护法，是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不僭越不逾越，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二）增强整体意识

法治思维的基本特征就是系统性，就是全局思维或者整体思维，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的要求和体现。因此，培养法治思维，立足和把握依法治理全过程至关重要。在过去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法治建设还不完备的时期，“先行先试”思维让很多改革突破法律的规定，改革“于法无据”，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但对于法治建设乃至于构建政治文明而言，是不利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够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这实际上科学回答了改革和法治的辩证关系。新时期新形势，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要求其在行使公权力的时候，时刻审视其行为的目的、权限、内容、手段、程序是否符合法治要求，牢守法治底线和权力界限,守好底线，不碰红线，不越边线。

（三）提高民主意识

民主，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沿着“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轨迹，努力追寻着民主价值，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努力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十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提高法治思维，党员干部要逐步增强民主意识，不断提高民主素质。增强民主意识，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是凝聚智慧、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是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党性修养的重要体现。增强民主意识，必须切实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一方面“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另一方面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10]，用责任倒查倒逼科学决策。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作出了明确要求，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四）克服侥幸意识

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不要心存侥幸。何谓侥幸？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曾说，人生最大的错误,往往就是由侥幸引诱我们犯下的,当我们犯下不可饶恕无从宽释的错误之后,侥幸隐匿得无影无踪，而我们下一个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它又光临了。心存侥幸，就会胆大妄为、胡作非为，自以为能够瞒天过海，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古人常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心存侥幸，必有不幸。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仅要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还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筑牢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制度笼子中、在阳光下运行，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对党员干部的法治教育，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促进党员干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五）树立人本意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员干部增强法治思维，就是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由内而外的自觉养成，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以道德支撑人文精神，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另一方面需要各级党组织由外而内的持续培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党纪国法，带头依法办事，用工作实绩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11]作为执掌党的执政权和国家公权力的特殊群体，其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能否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直接决定着领导工作的有效性，直接决定着能否建成法治中国。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自觉培养法治美德，当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

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篇6

关键词：人治思维；权力；权利；制度；暗箱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010-02

当前，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要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首先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人治思维是指崇尚一个人或少数人依靠个人素质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人治思维在我国历史上根深蒂固，在现实中仍然有相当突出的表现。人治思维存在着膜拜权力、蔑视权利、拒斥制度和暗箱操作四大误区，它与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水火不容。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

误区一：膜拜权力

膜拜权力是人治思维的显著特征。在人治思维中，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是应当膜拜的圣物而非必须受到制约的对象。人治思维对权力的膜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法律是权力的婢女。美国思想家潘恩说过：“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1]。在人治思维中，永远是权大于法，权力是最高价值，法律始终处于依附权力的次要地位。人治思维中的法律体现的是当权者个人的意志，当权者的个人权威始终凌驾于法律的权威之上。法律只是权力的婢女，是管控民众的工具。当权者可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可以因一时的需要，随意立新法、废旧法，也可以对现有的法律随意解释。

在法治思维中，“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2]，法律的基本作用是制约权力，限制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英国哲学家洛克说过：“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3]。无论是权力设置还是权力运行，都必须有法律依据，缺乏法律依据的权力任何人都可以抵制。而在人治思维中，人们不相信法律，只相信权力，有权好办事是普遍被接受的信条。当遇到冤情或无法处理的纷争时，老百姓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清官。浓厚的清官意识是人治社会许多底层民众心中永存的慰藉，似乎只要遇到了清官，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第二，权力是评判人的价值的根本尺度。在人治思维中，权力是衡量人的价值的根本尺度。一个人只要拥有了权力，立刻就会身价倍增。无权者千方百计要与当权者拉上关系，有权者绞尽脑汁渴望得到更大的权力。民众对当权者、权小者对权大者都处于仰视状态。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显示法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法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4]。然而，在人治思维的词典中，没有“平等”二字。每一个人都被按照有权无权、权大权小分为三六九等。权力被神秘化，当权者也被神秘化。只要得到权力灵光的照耀，当权者的缺点可以变成闪光点，丑行可以美化为壮举。

人们膜拜权力，实际上是渴望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巨大利益。在人治思维中，权力被视为利益分配的核心标准。一个人拥有的权力越大，得到的利益也越大，他不但能很容易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且能很容易得到自己不应当得到的东西。反之，一个人距离权力中心越远，得到的利益也越少；他不但难以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且当自己的正当利益遭到侵犯时，他的维权之路将会布满坎坷和艰辛。

误区二：蔑视权利

德国学者格哈德・鲁别尔兹说过：“法治实质因素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确保基本权利。”[5]与法治珍视公民的权利保障相反，人治思维的典型表现是蔑视公众的基本权利。在人治思维中，权利是伪概念，真诚地谈论权利是可笑的、幼稚的。人治思维对权利的蔑视主要表现在：

第一，宣扬无权利的义务。人治思维惯于割裂权利与义务的辩证关系，当权者拥有大量的特权却不必承担什么义务，而普通民众没有什么权利却需要担负多如牛毛的义务。当权者随时可以把一些无中生有的义务强加给民众，民众不堪其苦却也无可奈何。人治思维对当权者享受的众多特权视而不见，却对普通民众抛开权利大讲特讲义务的神圣性、崇高性，要求民众必须把义务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毫无怨言地承担自己的义务，甚至牺牲个人的所有利益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

第二，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在人治思维中，法律只是当权者管控民众、实现自己特殊利益的手段，难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做坚实后盾，普通民众的正当权利经常受到有权有势者的随意践踏和侵犯。当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利惨遭蹂躏时，普通民众难以找到有效的维权路径。在人治社会中，无论是维权的法律路径，还是寻找清官的维权方式，对普通民众而言都不断地被事实证明是代价昂贵、成功希望渺茫。于是，普通民众面对侵权只能忍气吞声，把忍耐当作利益、权利被侵犯的惯常应对方式。然而，普通民众的忍耐阻止不了有权有势者的侵权，反而使他们更加嚣张，更加蔑视民众的正当权利并肆无忌惮地加以践踏。这样，普通民众越是忍耐，他们的利益和权利就越是遭到蔑视和蹂躏。天长日久，一些民众的心态就会失衡，心理出现压抑、异化，神经也会变得异常脆弱。一旦遇到导火索，这些人就可能铤而走险，以非理性的极端行为制造事端，对社会稳定极其不利。

误区三：拒斥制度

人治思维过分夸大个人素质的重要性，轻视制度的重要作用，不知道用科学的制度有效遏制当权者、当事人的主观任性。人治思维对制度的拒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忽视从制度层面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与法治思维习惯于从制度层面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同，人治思维拒斥制度，处理事情时常常视野狭窄、就事论事，把制度抛在一边，不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系统，是人类对长期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公平合理的制度能够提高人类实践活动的水平，在激励好人善举的同时有效遏制坏人恶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如果制度缺乏公平性、合理性，就会诱发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腐败猖獗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反复出现的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分析才能认清其形成的深刻原因；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必须从优化制度、创新制度的角度发力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到法治思维重视制度，从就事论事处理问题到以制度范式处理问题，是人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第二，制度执行效果极差。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环境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往往形同虚设，其执行效果极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拒斥制度，人们普遍不把制度当回事，经常出于一时喜好或当下利益的考量而随意抛弃现有的制度。二是因为人治思维主导形成的制度常常缺乏严密的程序，制度漏洞随处可见，很容易让当事人钻空子，无法有效遏制当权者、当事人的主观随意性。与人治思维忽视制度的程序支撑相反，法治思维特别强调运用严密的程序确保制度的有效运行。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是法治从法律形态到现实形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6]。美国哲学家罗尔斯也指出，“公正的法治秩序是正义的基本要求，而法治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主要通过程序来体现。”[7]因此，为了提高制度的执行效果，必须摒弃人治思维，倡导法治思维，认认真真地对待制度，不断完善制度的程序支撑，提升制度执行的规范化水平。

误区四：暗箱操作

法治思维强调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相反，人治思维对暗箱操作情有独钟，千方百计阻挠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法治思维的视野中，权力来自民众并服务于民众，当权者代表民众行使权力，权力运作公开化、透明化天经地义。只有权力运作公开透明，民众才能及时了解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是否滥用了权力，是否真正代表了民众的利益。如果权力运行流于暗箱操作，民众无法及时了解权力运作的真实情况，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就很容易滥用权力，导致法治思维限制权力的理想变成空想。因此，法治思维坚决反对暗箱操作，极力倡导权力运作公开透明。

在人治思维的视域中，暗箱操作是约定俗成的权力运作模式，人们对暗箱操作习以为常。由于暗箱操作的常规化，民众对权力运作过程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无法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一些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易如反掌，腐败现象必然普遍存在。在人治社会里，当英明的统治者执政时，通常会强势反腐，实现一段时期的政治清明。但是，只要暗箱操作的权力运作模式存在，腐败现象必定反复出现，政治清明难以持续。

在暗箱操作的状态下，少数当权者控制着大量与民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信息资源，这些信息资源公开不公开、何时公开、怎样公开不是根据民众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少数当权者的利益和喜好。民众渴望得到的重要信息由于当权者的信息封锁而不能及时得到，民众只能凭空猜测，一些迎合民众心理的传言、谣言也会不胫而走。因此，在人治思维主导的环境中，各种传言、谣言往往大肆泛滥，成为不可消除的痼疾。

总之，必须走出人治思维的误区，才能更好地构建法治社会、实现政治清明。

参考文献：

[1][美]潘恩.潘恩选集[M].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5-36.

[2][美]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潘大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84.

[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86.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72.

[5][德]约瑟夫・夏辛，等.法治[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3.

[6][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2.

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篇7

关键词：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检察干警；运用能力

法治建设是检察工作的内在要求，更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的坚实保障。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治建设目标，以构建公正、为民、高效、权威的检察体系为重点，将加强法治建设贯穿检察工作的全过程。法治的基本内涵可总结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本质要求，服务大局是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当前，检察事业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面临着诸多困难、风险和挑战。这就要求检察干警要准确辨析判断时代形势，认识面临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与预见性。新刑诉法的修改，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对检察干警的执法理念、方式、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法治思维、方式的出世为检察干警提升执法理念、改良执法方式、提高执法能力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精神指引。检察干警是检察权的执行主体，整体法治素养的提升将更好的促进检察权的运用。在此，引发思考，何为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当前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状况怎样？如何提高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能力？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论述。

一、法治思维、方式的概念

就检察司法领域而言，法治思维是指检察权执行主体在认真学习法治理念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法律精神、原理、逻辑和规范对办案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思考、辨析、整合、从中总结规律，得出结论的主观思想认识的活动过程。

主要内容有：

第一，以法治理念、法治精神为指导。具体是公权力的行使，无论是决策阶段，还是在执行过程中，都应以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为准则来审视其行为的合法性。法治思维是一种以法治理念、法治精神为指导，以宪法至上、法律至上为基础的思维模式。

第二、以权利与义务为分析线索。法律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因此法律关系即使是权利义务关系。有关公权力决策和实施措施的主要针对对象大多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他们是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义务主体，而绝非是可任人随意侵犯的客体。法治思维就是对他们权利的绝对尊重、坚决维护和确实保护，而典型的人治思维恰恰是对他们的权利进行漠视、忽视、任意剥夺侵犯。

第三、体现公平正义精神与原则。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价值追求和重要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法治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精神和原则，自然法治思维要反映此内在要求。公平正义的主要含义包括合理合法、平等对待、及时高效、程序公正四个方面。自古以来，公平正义就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与不懈追求，是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

法治思维方式的意义：一是从党的执政历史的全过程来看，体现了治国理念。二是凝聚了深化改革的法治意识，改革的成效是衡量运用法治思维深化改革能力的标尺。三是符合了当下社会管理的需要，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备的首要能力。

二、现阶段检察干警法治思维状况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治实质具有双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

司法实践中，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状况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突出表现在于：

第一，有些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没有树立牢固。认为人治思维更符合中国的社情、国情，办关系案、人情案，觉得法治思维呆板滞缓不现实，迷信“政策办事”，仍受“权大于法”的人治思维的影响。

第二，有些检察干警没有养成从法律角度思考处理问题。沉迷于上级领导的“独断立行”，觉得法治思维人人之平等的价值追求打破等级和权威，减弱自身的执行力，降低自身办事效率。

第三，有些干警将发展放在工作首位，担心当发展与稳定冲突时，运用以强调追求公平正义的法治思维会吃亏。更有甚者置国家法律法规、干警纪律于不顾，以身试法，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从一个执法者堕落成一个违法者。典型的就有发生在平南的“10.28”案。

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能力有所提升，原因在于：首先，自身从事着法律职业，有一点的法律知识基础，有一丝丝的法律文化底蕴。能很快的进行理论思想学习的吸收。其次，从建国至今的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活动过程中，对培养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较清楚的认识。最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与健全的形势背景下，在不断遇到办案工作新情况、新因素和新挑战下，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判断、处理问题和指导工作的自觉性有所提高。

三、提高检察干警法治思维能力的措施

提高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能力是全面建设依法治国战略、推动检察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提高检察干警的法治思维能力的措施主要有：

（一）培养法治思维理念

法治理念是法治思维的基础，坚定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以宪法为最高的法律规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学会从正义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坚守法治思维的逻辑底线。学会从规范入手，从行为着眼展开法治思维。

（二）学会运用法治方式来处理日常工作

法治方式是指遵循法治思维，充分运用法律精神、原则、规则、逻辑对所遇到的客观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从而形成结论，作出决定、加以执行的方法。法治思维决定和支配法治方式，法治方式体现和强化法治思维，法治思维需要通过法治方式来体现。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成为检察干警“依法办案“和开展检务工作的基本功。在工作中多思考，多调研，深入群众当中去创新工作方法，面对面倾听群众的意愿和心声。从而改变工作作风，转变工作思路。

（三）推广正反典型经验

多渠道了解有关的典型经验，正面的经验起到激励自身作用，反面的经验教训起到震慑警戒自己作用。从法治教育、法治事件中吸取法治思维，如从王立军案中我们可以吸取的法治思维可以概括为：不讲法治平等原则，重国有轻民营；没有权利尊重意识，重权力轻权利；没有程序正义观念，重实体轻程序；无人权保障理念，重打击轻保护。

四、结语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党的十为中华民族开启了追逐中国梦之法治梦的新的征途。法治思维体现的是宪法、法律至上，民权为重，民主为本。维护司法的公正、独立和权威，以司法力量保障法治思维。检察干警作为一支强有力的司法队伍，其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能力的提升，将强有力的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步伐。我们为此努力的目标，就是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注释：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参考文献：

[1]张穹：当代检察官的职权（N）.检察日报。：1999―06―02（3）。

[2]韩大元，刘松山：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J），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3]余辉胜：我国检察权属性应然定位之探讨，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4期。

[4]郝银钟：检察权质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3）：71―76。

[5]林钰雄：检察官论（M）.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

论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篇8

关键词：领导干部 法治思维 有效途径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28-01

培育法治思维，就是执政者在执政治理的过程中，站在法律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判断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且使之更加规范、更具原则性、更能综合分析得出结果，在这里就要特别强调提高党政领导法治思维能力对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推进深化改革、解决社会矛盾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需要以法治理念和倡导精神为依据，在面对日常纠纷和矛盾的时候用法治思维方法理性的去处理，自主的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去维护相应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一、明确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培育是新时期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

首先，我国目前处在法治国家的建设时期，在一个法治国家当中，相关的权力领导部门以及执政党的行为就应该时刻受到法律的制约。新形势就需要与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制定出新的治理方案，就需要给领导干部做出新的规定和要求，由于我国传统教育方式都是以按部就班为主的，所以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大部分领导干部都惯用以往的思维模式来解决问题，导致解决矛盾不给力，资源浪费严重，造成群众与干部间关系紧张。

其次，建设全面法治化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长久目标，法治社会同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是必然的统一体，是法治走向发展的革新体现。有了法治的思维才能建设法治的国家，所以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能就是强化法治思维，让法治思维的发展融合到现实需要和时代要求中去，实现全面法治化。

第三，党的十以后，逐步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显著要求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一次深刻注解；也是新形势下党政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培育以及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

二、新形势下培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

第一，确定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思维合法性。在执行任务、决策判断还有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领导干部要行使公权力，保证其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其中要求行为内容要合法，行为手段要合法，行为目的要合法。合法性思维既包括制度合法也包括规则合法，要按制度办事，用规则制约。

第二，保证法治思维过程的公正公平性。法治思维反映了公正公平原t，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做决策时，不是像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样自作主张，而是要让公众也能参与到决策中去，这样就可以起到集合各方意见，体现决策的公平和公正。

第三，遵循法治思维内容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权利义务受法律制约，同时法律也维护权利义务，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应该受到权利的保护并且履行相应的义务，党政干部在行事过程中，绝对遵循法治思维内容的应有之义，确保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公平性。

第四，承担法律行为中必然的后果和责任。法治不仅是行为之治，同样也是后果之治，就像是不管谁犯了罪，触犯到法律，就必须为其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但是对于不正当手段和违法行为所侵犯到的合法权利，就应该采取法治的保护措施，对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对违法犯罪的，依法给予惩处。

三、培育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有效途径

首先，要不断丰富法律知识，把握法律技术，训练规则意识。要让领导干部自身懂法，加强他们对法律制度的学习，制度是前提也是基础，只有正确的认识法律制度，才能自觉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才能确保法治思维的先进性。

其次，要从规范入手，从行为着眼展开法治思维，时刻倡导法治理念。一种理念代表的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听起来显得虚无缥缈，虽它只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里面，但要将其升华理念，将它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一种行为能力，一种处事原则，就是要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领悟它的核心作用和丰富内涵，从规范入手，从行为着眼，将理性化的观念转化为时刻铭记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

再者，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树立正面形象，运用法治方式来处理日常工作，养成习惯。做到严格守法执法，一部法律是否有效不仅取决它的人性化，关键还在于执法人的执行力度，只有严格遵守法律，做到遵法实施，如果不能实现严格执法，那么任何的法治都只是纸上谈兵，唯独只有切实的执行法治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硬道理。作为领导干部都有使命履行执法任务，执法是执法人的职责和义务所在。各级部门的领导和干部应坚守各自岗位，明确各自执法责任，从严执法。只有把握好源头，才能树立起法律威信，才能建成良好的法治社会。

最后，要从正义的角度思考问题，坚守法治思维的逻辑底线，要以弘扬法治精神为己任。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将法治精神深入到内心中去，这样才能保证在实际行动中不忘践行法治。只有做到心里所想和手头所做的统一结合，才是领导干部符合法治思维的最基本要求，如果心口不一，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小则危害个人的利益，大则危害国家的利益，甚至严重影响法治社会的发展。

总之，培育和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对国家全面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和重要的意义。把培育法治思维作为培训党政干部的重中之重，结合现代科学发展成果，深入研究法治思维对于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贡献，以此探索出符合法治教育的可行之道，从而提高法治教育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和时效性。根据时展特点和新要求及时改良学习方法，从而优化知识结构，培育锻炼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推动依法治国的全面建设。

参考文献

[1]姜明安.法治是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的良性互动[N].北京日报，2012-10-15.

[2]人民日报评论员.让法治思维更加深入人心[N].人民日报，2013-02-28.

[3]熊瑛.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研究[J].重庆行政.2013，（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