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上海地名暗记券考

暗记券是加印有暗记的兑换券。在领券活动中，没有发行权的银行或钱庄向有发行权的大银行缴纳准备金，领取钞票使用。为区别不同的领用者，发行行与领用者在签订领券合约时，就约定在领用券上加印双方约定好的暗记，以资区别，即称暗记券。当发行行兑入上项暗记券后，凭暗记确定领用者，持之前往兑取现金，而领用者可再次使用暗记券。如此周而往复，加快了资金的流通。

关于领券制度的发展变化，迄今已略知大概。在存世的民国时期钞票中，即有大量的暗记券，券面加印有各种各样的暗记，引起了收藏者的兴趣。因暗记券是领券活动中的领用券，它的数额即等同于领券额。像中国银行这样的大银行，它的上海地名券的领用额，在1924年时为1917万余元，1927年时增为2326万余元，占当时中行上海分行发行总额的23％至31.7％之间。中行上海地名暗记券的总额在1932年时达到最高峰3200余万元，占该分行发行总额的比例则略降为24％至26％之间。其后，因主管上海地名券发行事务的中国银行第一区区域行实行了收缩领券活动的方针，各行庄的领券总额只减不增。至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前，中行上海地名券的领用额，即此类暗记券总额，降为1291万余元。从实物来看，中行上海地名暗记券以五元券居多，中央银行的上海地名暗记券则以五元券和十元券居多。

发行行通过券面上的暗记可以区分出不同的领用者，因此，券面上的暗记都有一定的意义。在领券活动开展之初，浙江兴业银行领用中国银行各种地名券时，就约定在领用券上加印一个“兴”字，以区别于本券，但与自发兑换券“同一有效，毫无区别。券面所盖‘兴’字，系为双方内部便于认识起见，对外并无关系。”当时，浙江兴业银行约定领用中行券共300万，有150万为上海地名券。

最初向中国银行领券使用的金融机构均为银行，1924年春，因上年末沪市银洋两荒，筹码不敷周转，各钱庄几次联合要求领用沪券，中行上海分行同意向钱庄开放领券，当时共有14家钱庄订约，领用总额为625万元，领用额度为50万元的有福源庄、福康庄、顺康庄、安裕庄、赓裕庄、承裕庄、安康庄、永丰庄、信裕庄、滋康庄、恒祥庄，共11家；领用额度为25万元的有兆丰庄、五丰庄、宝丰庄3家。但因资料缺乏，这批领用券的暗记无从查考。就一般情况而言，暗记为领用行号名称中的一个字。如发现实物，可从券版和这些钱庄的名称中推知一二。

从1932年起，为推广中行上海地名券的使用，中行在沪宁浙地区的分支机构开始与各地的银行和小钱庄签订领券合同，领券户日益增多，暗记券的种类也纷繁复杂。为提高分检效率，此时的暗记演变为双轨制，即暗记变为两套，一套为银行内部所用，均为阿拉伯数字编号，代表不同的行庄；一套为领用行庄所用，有的仅为领用者名称中的一个字，有的是两个字，在领用者名称中的一个字前加一个字，代表领用者所在地，如暗记“宁通”表示领用者为南京通和钱庄，暗记“汉农”表示领用者为汉口中国农工银行。因各地行庄名称的用字时有重复，也有以与行庄名称无关的字作暗记的，如暗记“典”表示领用者为松江兴业银行，暗记的由来可能与其经理人的字号或堂名有关，有待考证。

因暗记券是流通中的银行兑换券的一部分，在不断使用中，加以年代久远，磨损之处在所难免。如已发现的1926年版上海五元暗记券中，有一种暗记十分模糊，仅能辨认出为“彳源”。经笔者以之与相关的档案资料相对比，可以确定此暗记应为“衢源”，领用者为衢州巨源庄。还有的暗记因辨识不清而为收藏者误认，也可依据相关的档案资料修正。如有的收藏者认为中行内部编号为的行庄暗记为“诏商”，而以档案资料来看，此编号的暗记券领用者为绍兴商业银行，所以暗记应为“绍商”。

笔者在研究银行史之余，从大量的档案资料中辑出百余种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行上海地名券的暗记，附表于后，标明了领用者及其他一些情况。需说明的情况如下：其一，行庄暗记在编辑本文时均已改为繁体，但因繁体字中有异体字等情况，与实物中的暗记可能略有出入。其二，增加或取消项为管理沪券发行事宜的中行第一区区域行通函知照辖内行处在分检暗记券时应知的增加或取消的暗记种类。取消领券合同者，嗣后再遇有此类券时无需按暗记券剔理，视同于沪本券。其三，暗记有的为黑色，有的为红色。暗记上加注。号的表示档案中标注暗记为红色，但其他暗记也有为红色的，如“8叙”、“54宁福”。其四，因有的档案资料已破损，少量暗记只能列出部分信息。其五，原档中标注的特殊内容请见备注。

部分暗记券情况一览表：

除上数暗记外，还有一些暗记有实物可查或可从档案资料中查知，但无法考查它的其他信息，不失为研究中的一种遗憾。如笔者曾在中行档案中看到一份1934年的《检理暗记券办法》，内列有多种暗记，有的即无从查知其确实情况。本文所列暗记为从档案中所辑出的，有的未见实物。笔者希望借此文抛砖引玉，进一步探明诸多暗记券中所隐含的人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