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汉章,从大清银行到中国银行

从此改名宋汉章

应该说，是大清银行的建立，为后来出现的中国银行铺设了一条发展和崛起的轨道，因此，说中国银行脱胎于大清银行毫不为过。而要提及这之间的过渡性人物，或者说亲历其中的见证者，则非宋汉章莫属。

宋汉章（1872―1967年），原名鲁，浙江余姚人，出生于福建建宁。父亲宋世槐曾在福建办盐务，兼营木业，后协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莲珊从事电报创建工作。宋鲁早年随父到上海，就读于中西书院，很可能因父亲和经莲珊的关系，宋鲁毕业后进了上海电报局工作。其时中国政局发生了昙花一现的康梁变法，变法不幸流产后，年轻的光绪皇帝遭慈禧废黜。经莲珊不乏激进思想，对变法者予以赞助，表示拥护；深恶慈禧废黜光绪，独揽朝纲，遂联合上海绅商，通电反对。宋鲁追随经莲珊，也慨然列名其间。现在既然失败，慈禧向维新志士问罪并大开杀戒，经莲珊自然也进入了清廷的追捕名单之中，于是只得出亡澳门，宋鲁又与之一并随往。

亡命生涯自然不会好过，这天，看着神情疲惫的宋鲁一脸倦容，经莲珊顿时产生了怜惜之心。于是，他对宋鲁说，你还年轻，这样绵绵无期地流亡在外，终非长久之计，好在你不是清廷通缉的重要人物，这样吧，我身边尚有一些钱，你且拿去，另外，我给你改名叫宋汉章，如此一来，清廷就不会注意你了。在经莲珊的再三劝告下，宋鲁只得向经莲珊辞别，从此改名宋汉章，并于不久后到了上海。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采用英国银行的管理制度及会计制度，延聘英人美兰德（A.M.Maitland）为洋大班，并请咸康钱庄的经理陈笙郊为中方经理。陈经理在物色自己的班子成员时，想到了他此前已认识，并给他留下不错印象的宋汉章。25岁的宋汉章就这样成了陈笙郊的“跑楼先生”，他的主要职责是沟通洋大班和中方经理的关系。中国通商银行的业务，开始时着重对钱庄的拆放和公营厂矿的贷款，后来发展了对公私工商业，包括一部分外商的业务。在“跑楼”的过程中，勤于学习的宋汉章不断积累经验，逐渐通晓外国银行的管理制度和我国旧式钱庄的业务经营，他以自己的认真和博学，为银行执掌者所信任和倚重。事实证明，任何机遇只垂青于那些有才识的准备者。果不其然，那天，宋汉章只身前往香港为中国通商银行催收一笔呆账时，于旅途中邂逅由北京赴香港办事的同行陈陶遗。两人一见如故，一番倾心交谈后，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叹，从此引为知己。宋汉章的人生际遇也由此发生改变：先是于翌年经陈陶遗引荐，始任北京储蓄银行经理，鉴于其成绩斐然，后来他被调往上海，主持大清银行的整理工作；不久被任命为上海大清银行经理。宋汉章的事业之途，由此跃上一个新台阶。

坚持原则，不趋炎附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汉章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其时，外商银行以其雄厚的资金垄断着上海金融市场，尤其是国际汇兑，全被以英商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商银行把持。这些银行利用特权，操纵外汇汇率，主宰中国国际贸易。宋汉章上任以后，下决心要改变这一局面，于是，他以自己在银行界的地位和影响，参加外商银行同业公会，为自己日后与外商银行分庭抗礼建立了一个平台，他也由此开始在金融界崭露头角。

戴着副眼镜的宋汉章外形看上去颇具儒雅之风，但他绝不是一个甘于逆来顺受和随波逐流的人，这一点从他敢于对当时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说“不”即可看出。当时陈其美令宋汉章筹饷，宋汉章即以中国银行系官商合股，他个人不能做主予以拒绝。陈其美大为恼火，决定要让宋汉章知道点他的厉害。由于中行行址在租界内，他这个上海都督鞭长莫及，无法随心所欲。于是，经过一番筹划，陈都督终于想出了一个把宋汉章诱出租界，然后再“治”他的计划。

这天，陈其美突然邀请宋汉章赴宴。宋汉章心里明白，为婉拒筹饷事，陈其美一直对他耿耿于怀，此番邀请他赴宴，八成也为此事。但他一想，如再拒绝陈都督的宴请，既显得自己太失礼，也未免会让陈都督下不了台，宋汉章认定只要自己守住底线，赴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宋汉章哪里知道，陈其美将宴请他的地方安排在曹家渡小万柳堂，这块地方属租界越界筑路的范围，而后门恰毗邻苏州河，中国军警对这里完全可以掌控。果然，席间陈其美又提起了筹饷的事。宋汉章仍以前述理由回复难以从命。陈其美显然早已料到宋汉章会如此回答，只见他冷冷一笑，说，既如此，那就别怪本都督不客气了。随即，只见陈其美一声令下，当即从门外进来两个大汉，上前一人一个胳膊架住了宋汉章。还没等宋汉章明白过来，他们已架着他出了万柳堂后门。门口不远处正是苏州河，到得河边，宋汉章发现那里停着一只小木船。接着不由分说，他就被这两个大汉强行押上了木船。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遭到了绑架。

宋汉章赴宴未回――消息很快通过他的家人传开了，陈都督即使想瞒也瞒不住。但就这样释放宋汉章他当然不甘心。期间各界名流如伍廷芳、马相伯，甚至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都为营救宋汉章而奔走。后来在多方努力及舆论压力下，已被关押了两个星期的宋汉章终于获释。只是让陈其美始料不及的是，他的绑架反而更加凸显出了宋汉章不为权势屈服的形象，人们对宋汉章及中国银行更加信任了。事实上宋汉章也确实是条汉子，对上海都督陈其美如此，对大总统袁世凯同样如此。

1916年，中国、交通两家银行款项不断为袁世凯挪用，信用不稳，以至北京、天津相继发生挤兑风潮。袁世凯政府遂于这年5月12日以国务院名义，命令全国的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对已发行的兑换券一律停止兑现。而上海中国银行在宋汉章力主下，对停兑令就拒不执行。当时上海中国银行所发兑换券约400万元，考虑到库存现银不足，为防不测，宋汉章除吩咐以本行库存现银应付兑现外，他还亲自出马，向汇丰等外商银行争取到200万元的借款。后来“危情”果然出现，受挤兑风潮影响，大批上海中国银行的客户涌现在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上海中国银行，要求兑换现银。眼见人流汹涌，已有充分准备的中行工作人员及时向客户们公告：凡本行发行的兑换券，除随时可在本行兑换外，也可向本行委托的各处代兑点兑现；各银行和钱庄对中行发出的兑换券也照常接受。消息传开，上海中国银行的信誉又一次得到提升。

很快，这一情况传到了袁世凯耳里。有人竟敢违抗大总统的命令，这还了得，他发出话来，非得治一治上海中国银行，尤其是宋汉章。风声传出，有好心人劝宋汉章小心防备。万幸的是，不久，袁世凯的治人术尚未殃及到上海中国银行及宋汉章，他自己就一命呜呼。经此风波，上海中国银行的兑换券流通愈来愈广，几达穷乡僻壤，而外商银行所发纸币，无形中被排挤，随着其市场份额的缩小，其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局面也逐渐得以改变。宋汉章看准时机，欲经营外汇业务，以与外商银行竞争。

竞争当然要知己知彼。于是，宋汉章一方面聘请专家指导，一方面自己勤加钻研。1919年，当他觉得自己已“初入门槛”后，又聘请外商银行熟悉外汇业务的职员，与本行懂英语的人员合作，开始经营外汇业务。其具体操作规程为：进入外商银行所把持的外汇市场，买进近期外汇，抛出远期外汇，或者卖出近期，买进远期，由于二者互抵，因此不管汇率如何波动，均可获得远近期汇率差价。以此为起点，上海中国银行逐渐经营其他外汇业务，终于得以先后在欧美、日本等国银行签订合同。此时的宋汉章事必躬亲，大凡与国外往来的重要信件，都由他亲自拟稿签发。与此同时他也注重培养外汇业务人员，并安排他们出国学习。这以后上海中国银行开始在美国纽约、日本大阪成立机构，在国外增设点，使经营外汇业务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外汇储备越来越充实，直至把外商银行一部分业务吸收过来。

1926年前后，宋汉章因病两次入住医院，经治疗后又休养了较长时间，期间受在医院认识的一位法国神父的影响，宋汉章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但这并没有阻碍他对发展上海中国银行事业的贡献，该怎么做还是怎么

做，尤其是该坚持的原则，宋汉章丝毫也不会含糊，对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如此，对的国民政府亦如是。

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伸手向上海商业联合会筹款，要求中国银行先行垫借100万。宋汉章先是拒绝，后见一味拒绝难行，便退了一步，提出要求提供担保。此举惹得趾高气扬的北伐军总司令心里大为不快，后经多方斡旋，并解释宋汉章的种种不易，总算隐忍未发，但心里仍耿耿于怀。好在此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家由京移沪办公，遂由中国银行提供部分借款，然后往返折冲，经浙江财团与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蒋的要求，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作抵，由上海银钱业、上海商联会、江浙两省绅富和两淮盐商分摊认购，后又以关税附加作抵，续发库券4000万元，仍按原比例分别认购。这样一来，才终于使蒋释怀。

信奉“在商言商”

宁汉分裂以后，上海中国银行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当时武汉政府集中现金，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汉口地名的兑换券代替现洋，并集中现金条例六条。此令一下，数月内汉口地名的兑换券陡降至每元仅值银币二角，逼使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及所辖各行、处门可罗雀，几近停顿；而上海中行兑换券反受武汉市场欢迎，不仅使沪券在短期内即占领武汉市场，且遍及川、湘、鄂、豫农村。为取信于持券人，宋汉章还建议，并商得在沪中行董监李馥荪、陈光甫、徐寄等人赞同，经总行呈准财政部，由上海商会、银钱业、领券行庄、中行董监和财政部金融主管部门派员组成上海中国银行兑换券准备检查委员会，每三个月检查一次，进行公告，以示信用。对各地军政机关要求借款也可进行委托。为调节市场，疏导兑换券流量，宋汉章在汉特设沪券兑换处，免费汇沪，以推行沪券。见此举深受商民欢迎，遂又托长沙、宜昌等地增设沪券兑换分处，并在鄂、湘、豫三省的商业中心筹设机构，发行贷款，促进商品流通。这样随着沪券的流通畅达，上海中行资金运转调拨亦更为从容，终于推动上海中行步入其发展的全盛时期。

宋汉章除为上海中国银行的事业殚精竭虑外，还有可圈可点的一项事业便是于1931年主持创建中国保险公司。这也是宋氏眼见我国早期保险业均执于外商之手，保费支出庞大，外汇损失甚巨，后虽有华商保险公司出现，但社会上对保险业仍颇忽视，有鉴于此，宋汉章力主创建中国保险公司，并终于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足迹――使国人自办保险业的阵容为之一振。由于有中国银行在国外的机构协助推广，宋氏创建的中国保险公司的信誉和影响日渐扩大，地位也不断提高。业务量的提升自不待言。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银行业还是保险业，赚的钱再多，宋汉章个人却始终廉洁俭朴。除了拿一份薪水，从不滥用银行一分钱。甚至拒收客户礼金礼物。即使是工作应酬，他也往往自掏腰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他多年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还是担任中保公司董事长近20年，都系尽义务，从不领取分文报酬。如此境界，即使在今天，也属难能可贵。我觉得通过下面这则发生在宋汉章身上的故事，似乎颇能见出他的为人操守――

有一天清晨，宋汉章去拜访永丰庄经理田祈原。按说他出门是有专车的，但他很少用，为的是职工一旦运送要件可有专车。那天宋汉章穿着一件很朴素的罩袍，田祈原的工友见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求见他们经理，想当然地以为一定是有事相求，便搪塞他说经理还没来。宋汉章也不说什么，在附近等了一会，忽然就看到田祈原从办公楼里送客出来，于是便迎了上去。送罢客人的田祈原见到宋，连忙伸出双手，脸露惊喜，热情相迎，把一旁刚才搪塞宋的工友看得一愣一愣的。当他明白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和中保公司董事长宋汉章时，张开的嘴巴半天没有合拢。好在宋汉章只是礼貌地朝他一笑，并没有将他点穿，由此可以看出宋待人的宽容。

在宋汉章身上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他信奉“在商言商”。所谓“在商言商”，说白了就是不要将金融事业依附于政治。昔日上海中国银行中鲜有职员加入，应该说和宋汉章的这一信奉不无关系。而这也在相当程度上确保了上海中国银行在非常岁月中的独特地位。

全国解放以后，宋汉章坚决不去台湾，后被推选为新生的中国银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