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哲学》读书报告

摘 要： 《高等教育哲学》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是布鲁贝克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整个高等教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点是高深学问，并以政治论和认识论为线索展开论述。

关键词：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认识论政治论

哲学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对客观事物由表及里、由深入浅的思考。同时哲学具有反思过去、指引未来的作用，并对实践有指导作用。高等教育哲学则是高等教育在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对整个高等教育的运行有指作引用。高等教育哲学对高等教育的作用犹如一盏指路“明灯”，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一、背景

《高等教育哲学》是布鲁贝克对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全面深入研究的科学成果，原书1978年初版，1987年由王承绪等人译成中文版，之后一直被学者视为高等教育学的经典。王承绪先生在译者前言中就给予本书极高的评价，他说：这是西方第一本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许多高等教育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1]。

这部著作的成书背景首先是由于高等教育本身的需要，二战后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很多问题需要在哲学上进行理论的探讨，做出正确的回答。但是过去有关教育哲学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对高等教育的研究甚少。另外，关于教育哲学基本是由其他哲学中推演出教育哲学，没有专门的教育哲学著作，这些都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一本高等教育专门的哲学。

另外，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促成这部经典的完成。作者目睹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艰难时期”和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2]。造成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战后美国为保障退伍军人的权利，大力推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退伍军人以前所未有，无法预料的规模涌入高校[3]。大量学生涌入学校给高等教育带来很大压力。另一个原因是1957年前苏联卫星成功发射，给美国朝野造成极大的震惊和恐慌，美国政府把原因归结为教育并下决心大力投资教育，颁布《国防教育法案》，政府大量拨款资助贫困学生。从而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黄金时代[4]。但黄金时代过后，美国高等教育紧接着就进入“寒冰时代”，以前也有对高等教育的不满，但主要是对伙食、住宿等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的抱怨，但现在学生集中抨击的是高等教育的本身性质和组织结构。无可否认，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有些人在谈论高等教育的“本体危机”甚至认为高等教育出现“合法性危机”[5]。因此，布鲁贝克从解决高等教育实际问题出发，旁征博引各家学说，形成这部《高等教育哲学》。

二、简评

（一）一个基点：高深学问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复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不应面对各自问题寻找各自方法，而应从总体上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概括。布鲁贝克认为“需要的是一种普遍性的解决办法，它要求用共同背景中的各种方法探讨所有的问题”[6]。那么如何使用共同背景中的方法探讨问题呢？布鲁贝克的观点是：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关键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寻求各种答案的共同基点，而是寻求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7]。高等教育的共同基点是什么呢？布鲁贝克认为是高深知识，他指出《高等教育哲学》就是围绕“E”调深奥的探求展开论述的。正是由于高深知识、高等学问是解决纷繁复杂的实践难题的共同基点，因此成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理论原点和《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及贯穿全书的主线。

布鲁贝克以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但对此观点也有质疑之声，特别是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提出高等教育的主要论述对象是人，认为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外部特征，人才是关键所在，应该把人的发展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点。教育起源于人这种特殊生命的活动，教育的本体是人，人才是教育的原点。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满足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应当把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培养；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教育的最终目的[8]。因此，张楚廷先生的观点是高等教育是以人为最终出发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布鲁贝克和张楚廷先生是各自从高等教育的不同侧面论述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二）两条线索：政治论和认识论

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9]。这两种价值观都建立在高深学问的基础上，但在具体取向上则泾渭分明，前者所强调的是“价值自由”，而后者则主张人们在追求高深学问时的“价值判断”[10]。前者把高深学问本身作为目的，而后者则把高深学问作为手段，以达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知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以一种“闲逸的好奇”的态度追求知识，主要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不考虑其他因素。而政治论哲学则是以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大学培养高级专门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即为社会培养服务人才。因此，政治论哲学将高深学问看做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

认识论哲学强调知识本位，大学就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没有高深学问就没有大学。但认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认识论以知识本身为主体价值，忽略知识之外的社会现实。例如培根以“蜘蛛”比喻某些探究高深知识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研究专业知识却忽略社会的价值和需要。如果学者在追求高深知识的过程中一直将自己囚禁在象牙塔中，不顾社会和公众的需要，就会阻碍高深知识的发展和创新。

政治论哲学强调社会本位，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但过于强调这种价值取向，把高深知识作为手段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旦在高深知识的探究中掺杂过多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就会严重威胁人们对高深知识价值的信任。如果政治化发展到知识权力不分的地步，知识就会成为政治的附庸。

由此可见，对任何一种哲学观点的偏向都会导致严重失衡，因此在知识论和政治论中必须寻找一种平衡。首先，纯认识论哲学已经受到挑战，最好的证明就是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提出“为国家服务的大学”的观点时，没有受到反对反而得到了拥护。大学有越来越多的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为社会提供优质人才，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另外，虽然政治论获得胜利，但认识论哲学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使是某些反对大学象牙塔观点的人，对大学的某些象牙塔还是表示支持的。因为认识论哲学摆脱了外界束缚，放弃了暂时利益，为学术领域提供了一方净土。事实证明二者结合起来会使大学更有活力。

三、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不仅是世界高等教育哲学史上的经典力作，在很长时间内也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哲学填补了空白。但是西方的背景毕竟和国内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借鉴吸收的同时要立足本国国情。

首先，现代高等教育要允许两种哲学观并存，并使之形成张力。在我国大多是“政治论”占主导地位，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大学的发展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出现了“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并存的局面，大学也在二者之间张力的平衡下得到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较高水平，吸取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精华[11]。事实证明：只有在两种哲学观协调作用的影响下才能促使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另外，高等教育哲学在强调学术目的和社会目的的同时，要注重高等教育本体对人的关注。尽管认识论和政治论教育哲学观在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上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忽视高等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作用，远离教育最根本的对象――人，尤其是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领域[12]。高等教育的学术目的社会目的无可厚非，在调节这二者关系的同时不可忽视高等教育本体对人的作用，没有人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学术目的和社会目的就无从谈起，所以高等教育应注重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

参考文献：

[1][2][5][6][7][9][美]约翰布鲁贝克著.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等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译者前言，1，2，4，11，13.

[3]吴洪富.高深知识的双重性――读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J].高教探索，2009，6.

[4][美]罗杰・L・盖格.美国高等教育的十个时代[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2）.

[8]扈中平.人是教育的出发点[J].教育研究，1989（8）：33-39.

[10]肖菊梅.生命论的失语―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述评[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

[11]李金奇，郝仕进.必要张力：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的有效平衡[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2.

[12]张应强.现代化的忧思与高等教育的使命[J].高等教育研究，1999（6）：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