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均衡视角下家庭生育文化构建

摘 要：传统家庭生育文化表现为“生育义务论”和主体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在此前提下家庭人口文化构建存在的主要障碍有，内生于传统婚育文化所积淀下的男孩偏好，从属于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外源于结构化生育政策影响下生育成本的有效规避。在人口文化的嬗变因素中，一是取决于家庭的发展这个硬性部分的最终改善，二是需要政府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关键词：人口均衡；人口文化；家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197-02

人口均衡是指人口总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等人口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外部系统适应和平衡[1]。目前致使人口内部结构失衡主要有：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性别比结构失衡，二是2000年以来的人口老龄化的年龄结构失衡[2]。正因为人口内部系统不均衡发展引起了人口外部系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劳动力供求萎缩、养老需求增加、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比过重、适婚人口婚姻挤压以及环境资源日益稀缺等等。

一、传统家庭人口文化表现

既有生育文化实质上就是国家基于自身利益需求约束或规制个体生育行为的一种道德规范，受国家制度化机制保障，辅以行政手段加以实施，以既往生育文化作为参照坐标，又受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制约，具有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发展过程。

1.家庭人口文化表现为“生育义务论”。在中国生育文化体系中，人口文化与是家庭、婚姻、生育结合在一起，在制度层面则表现为国家凭借强制力规制生育主体的生育行为和选择方式必须符合国家利益的“生育义务论”。至于“中国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的问题，最有力的依据就是中国人口太多，增长太快，资金积累则相应较慢，人口增长某种程度上正在拖经济的后腿[3]；相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力来说，人口是可控力更强的一种资源[4]。至于多在哪里，又如何对生产造成影响？在人口研究过程中，较少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关于中国人口变化及构成因素的计量和分析，人口问题的现状、发展趋势的实证分析以及科学而系统化的规范研究。在人口政策调整决策制定过程中，又极少关注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动态变化，在利益至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利益导向惠及效果又微乎其微。总体看来，当前人口政策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成员必须向国家履行的义务。

2.家庭人口文化表现为主体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传统政府执政模式“管理”职能大于“服务”职能，要求社会成员服从“义务”本位观念根深蒂固。马克思认识论认为，个体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主观之见于客观的能动反映过程。在信息共享WEB时代，网络四通发达，作为人口政策的执行客体，想要通过正常渠道参与或影响政策决定过程向政府建言的互动平台缺失，机制尚未建成。故一些个体或群体基于自身利益驱动在网络上借用一些具体事件炒作，或是散布各种言论，以此向政策决策者施加压力或影响，迫使政策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最大限度在其利益需求与现行决策之间做出妥协或让步。每每有人口政策的转轨或调整，都刺激着无数个体基于个体和群体的生育需求积极向政府表达其利益诉求的热情和对现行人口政策的展开热烈讨论。不论其观点正确与否，但有一点不容忽视，他们的讨论对中国人口政策执行主体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各级计划生育部门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受到极大挑战。

二、家庭人口文化构建存在的主要障碍

人口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非均衡的态势，理论上认为是由于人口政策上“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强化了生育个体意愿选择。微观上，生育意愿体现着生育个体生育行为的理性选择；宏观上，则表现反映了社会人口文化对个体的影响力。

1.内生于传统婚育文化所积淀下的男孩偏好。男孩偏好依然是中国生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观念形态的传统生育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渗透在整个意识形态机体和社会道德习俗中，强力支配着个体生育行为。“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延续香火’、‘养老送终’、‘多子多福’、‘孝道’、‘人丁兴旺’等生育观念根深蒂固，是传统生育文化和生育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现实需求性，又有文化继承性，至今并没有完成根本性的转变，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5] 正在构建的以婚育文化为核心的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内生于中国封建家族制“以男系为尊”，在较长时间内还深刻地支配着整个社会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选择，致使现行划生育政策对于个体生育决策及其行为的约束力极其有限。

2.从属于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从根本上说，社会成员生育观念的变迁，最终取决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提高。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较大的进步，但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依然是中国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在一些农村农民家庭致富的根本基础还是劳动力，男性是其家庭财富的主要源泉。而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一些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在制定与执行时缺乏男女平等视角，使得妇女在教育、土地分配、就业、退休、政治参与等领域与男性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妇女总体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相对不高，这些强化了人们男孩偏好的观念”[6] 。在现实情境中，当个体生育意愿和行为要是与国家要求发生冲突可能要受到权威性惩戒，因此个体为了规避风险，在可供掌握的社会资源范围内寻求平衡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而生育男孩恰好解决这一利益需求。

3.外源于结构化生育政策影响下生育成本的有效规避。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从严格的“一孩化”政策到衍生至“一孩半”生育政策。这一结构化生育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农村或部分地区生产条件不发达的现实，但映射到具体的生育政策却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结构化生育政策是国家在制度层面上“认可”男孩优于女孩的生育价值取向。实施中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对个体生育者来说，提供了一种策略抉择的参考框架，通过制度规则提供的信息恰恰是个体生育行动者把“违反规范行为的惩罚”风险程度降至最低，也就是说，实施中的“一孩半”政策虽然也能对相关的行动者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却具有相当的弹性和空间。因为在限制生育的政策下，生育主体生育孩子的数量与生育性别意愿会发生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最后形成了‘质量换数量’的生育行为，即不能多生来达到生育性别的愿望就通过选生来实现，从而造成了出生性别比的问题。”[7]

三、人口均衡下家庭人口文化的构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群体生育意愿持续下降则是必然趋势，但折射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具体，人口文化的嬗变因素中，还是取决于家庭的发展这个硬性部分的最终改善。

1.政府着力推进。真正决定人口文化发展变化最终动因仍是现有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所以政府需要一方面确保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建立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使劳动报酬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开发式扶贫以及再就业工程等，缓解和减少城乡贫困现象；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创造保障老年人权益的良好社会环境，保障老年人权益。另一方面制定相关社会政策，促进家庭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促进人口有序迁移和流动，适应信息化、城镇化、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对普通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存量；维护好市场秩序，严格劳动执法，保护劳动者合法的权益不受损害；完善劳动力市场，努力增加就业机会，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让劳动者在要素市场获得劳动力成本价格的同时，还能分享新创造价值的利润。总之，政府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体系和管理机制的动态变化中，适应客观人口发展需要，引导家庭将个体生育行为融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促使个体行动者的生育行为与社会生育目标相一致，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2.家庭切实发展。家庭发展其目的是提高家庭收入，关键在于在市场条件下提高劳动力素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贡献大小由市场衡量，劳动收入由市场决定和实施，劳动者要提高自身劳动收入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提高自身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与传统生产中普通劳动力不同，是指通过教育、培训、保健等使劳动者身上凝结和积累技能和经验，使得其个人可以赢得更多收益价值。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人类的未来不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它将取决于人类智力的开发”[8] 。个人经历、受教育程度及其形成的技能等构成人力资本影响着工资。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者拥有的劳动能力越强，质量越好，提供的劳动越多，其劳动报酬就越多，以此逐步实现劳动力市场上质量对数量的升级，提升中国在国际市场中人力资本的优势。

综上所述，人口均衡视角下发展家庭人口文化其实质是国家、生育主体在社会发展客观需要与个体自身发展需求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既需要个体在生育行为实践中“生育自由”与“生育义务”的统一，更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引导，着力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以期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1] 翟振武，杨凡.解决人口问题本质上是追求人口均衡发展[J].人口研究，2010，（5）：40-45.

[2] 卢杰华，朱荟.建设人口均衡性社会的现实困境与出路[J].人口研究，2010，（7）：20-27.

[3] 李涌平.决策的困惑和人口均衡政策—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探讨[J].北京大学学报，1996，（1）：59-64.

[4] 王金营，顾瑶.建设人口均衡社会：条件、问题及对策[J].人口研究，2011，（1）：74-81.

[5] 原新，石海龙.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计划生育政策[J].人口研究，2005，（3）：11-17.

[6] 李树茁，姜全保.“关爱女孩行动”可以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吗？[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3）：33-35.

[7] 顾宝昌.关于出生性别比问题：成因与反思[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1，（10）：11-16.

[8] [美]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M].贾湛，施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3.[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