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现代哲学观的缘起

［摘要］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探讨的是中国哲学观发生现代转化时所依的背景、根据、契机、条件等情况。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发端，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学术背景;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之初，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之时。严复的西学译介是中国现代哲学观荫生的一大学术渊薮。“义理之学”及其与西方哲学的交流，是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历史根芽。“哲学”一词在中国的通行助推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轫，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开始兴起的一个标志。哲学学科在中国的设置是促成中国现代哲学观扎根生长的一个重要契机。

［关键词］中国现代哲学观；哲学学科

所谓哲学观，即关于哲学的性质(特征)、对象、范围、方法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探讨的是中国哲学观发生现代转化时所依的背景、根据、契机、条件等情况。通过深入考察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可窥中国学术现代化和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发展之一端。

一、中国哲学观发生现代转化的学术文化背景

中国哲学观的现代转化是伴随中国学术现代化启蒙、哲学学科在中国诞生而发生的。因此，对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应放在这个背景中加以讨论。首先，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现代”是中国学术现代化意义上的现代。它指中国学术中已经包含有不同于传统的、新的学术文化精神，主要指“科学理性”和“民主理念”的价值内蕴(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又体现为学术独立、学科学类、科学方法等学术主张与实践。其次，中国学术现代化又是在西学东渐的学术文化思潮中展开的，除了有“古今”之争，还有“东西”之争。因此，中国学术现代化既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创造，也包含对西方现代学术的吸收借鉴。依上述意义，中国学术的现代时期事实上开始于清末民初。清民之际，严复《论治学治治事宜分二途》(1898)倡“专门之学”，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倡“学术为目的”，陈独秀《学术独立》(1918)倡“学术独立之神圣”，现代学术意识渐成气候。而一批现代学术著作也已产生，如梁启超《新史学》(190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严复《政治讲义》(1906)，蔡元培《哲学与科学》(1915)，等等。这些论著的治学内涵，包括价值取向、思想观点、著述形式等，都非传统学术范围所能包容。据此判断，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当在清末民初，它大致可追溯到严复对西学的翻译。［1］无庸置疑，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发端，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学术背景;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之初，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之时。清末民初，严复(1854－1921)借着翻译西书，介绍西洋哲学;“哲学”一词已开始在中国出现与通行;朝廷废科举，兴学堂，大学议立哲学门。这些都助推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轫。特别是严复，他不仅介绍了大量西方哲学，而且自身对逻辑学有十分深入的认识，能对理学(在严复观念中渐渐偏于形而上学)与物理学、逻辑学等学科进行合理区分。他翻译和界说了大量哲学术语，推动了哲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并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在中国的诞生做了较多准备。可以说，严复的西学译介是中国现代学术、中国现代哲学发端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荫生的一大学术渊薮。当然，学术现代化也意味着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发展，因此，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学术文化背景，也内含学术文化传统的根据。这个根据显著地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中国学人对于哲学概念的认知。一般认为，哲学的概念最初是“爱智慧”，用“Philosophy”表示，起源于古希腊［2］。第一位提出“爱智之学”的是毕达哥拉斯(前580－前500)。随后，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宣称智慧属于神，人只能称为爱智者。［3］人得不到智慧，但热爱并追求智慧，哲学就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柏拉图(前427－前347)认为“哲学家是最完善的护卫”［4］，哲学家作统治者理想国才能实现。最初的哲学对象是整个的人与自然，是人类的一切知识，但到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那里已显示出分化和仄化的趋向。例如，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加以区分，只有形而上学智慧是关于“最普遍知识”、“最初本原和原因”的科学［5］，是第一哲学。而中国较早接触到希腊文哲学术语Philos-ophia，并对其进行恰当解说的是李之藻(1565－1630)与耶稣会士傅泛际(1582－1653)合译的《名理探》(1630)。《名理探》将Philosophia一词直译为“斐禄琐费亚”，意译为“爱知学”［6］。以“爱知学”译Philosophia，很是贴合哲学的古典含义。这说明译者对希腊哲学概念的理解已达相当程度。只不过《名理探》对Philosophia的翻译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到了现代时期，“爱智学”被中国现代学术开山严复所采纳，并过渡到“哲学”术语的使用。严复一开始认为“哲学”一词使用不妥，他更愿用“爱智学”，也称之为“理学”。这说明，严复哲学观的重要一脉是承续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中，艾儒略、毕方济、徐光启、傅泛际、李之藻等人对于哲学的理解。其以“理学”为哲学“西文本名”，就主要本于艾儒略的用法。艾儒略《西学凡》(1623):“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人以义理超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于天近。然物之理……须陶之剖之以斐禄所费亚之学。”［7］在这里，艾儒略就将“Philosophia”直译为“斐禄所费亚”，意译为“理学”。事实上，近代以前“爱知学”通常被用来指称“理学”，西方哲学也往往用来比况中国“义理之学”。因此可以说，“义理之学”及其与西方哲学的交流，是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历史根芽。

二、“哲学”术语的通行与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轫

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轫伴随着“哲学”一词在中国的通行;“哲学”一词在中国的通行助推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生，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开始兴起的一个标志。细究起来，“哲学”一词是经日本人之手对译西语“Philosophy”所创，并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如前所述，中国较早对Philosophia进行恰当解说的是李之藻，只不过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直到19世纪西学东渐，Philosophia(Philoso-phy)在中、日、西三方的交互影响中，借助于“哲学”一词加以翻译，其含义才在日本、中国被广泛地理解。幕末至明治初年，日本对于西洋哲学“Philos-ophia”(Philosophy)的称谓纷纭杂陈，莫衷一是，大致有穷理科、物理学、格智、学师、理学、性理论、天道之学、玄学、知识学、考察学、性理学等等。［8］这些术语主要经西周、津田真道对其作了梳理和总结，并最终被确定为“哲学”一语在日本通行。津田真道于1861年撰写《性理论》一文讨论哲学问题，“性理”即借自宋明理学的术语。同年，西周为《理性论》作跋，使用“希哲学”一词表达西学中与格致相对的“论理”之学(哲学)，而“希哲学”是套用周敦颐《太极图说》中“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一语。西周于明治三年(1870)在东京讲学时，开始使用“哲学”一词表达Philosophy的意思。而在其公开的书籍中首见“哲学”一词的是《百一新论》(1974)。它十分明确地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该书说:“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之方法，谓之Philosophy，译为哲学。”［9］“哲学”在西周那里就是讲性与天道的学问，是诸学“一致之统辖”。明治十年(1877)东京大学成立，包括法、理、文、医四学部，文学部设“哲学科”。“哲学”在日本获得了正式的现代学科地位。“哲学”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大约开端于傅云龙(1840－1901)的《游历日本图经》(1889年刊于东京)、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1887年撰毕，1895年初刻)。傅著有文句“哲学者，西学中之性学”，黄著列举东京大学设“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与傅、黄同期及稍后，又有黄庆澄、康有为、梁启超提到、使用了“哲学”一词。特别是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1902)、《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1903)，已较多地、熟练地使用了“哲学”、“哲学家”、“哲学思想”等词汇，对哲学内涵已有较具体的把握。这一时期王国维(1877－1927)在译著《哲学概论》(1902)中，对哲学概念作了十分周全的解说:“哲学”之语，本译字而非本来之成语，人人知之。其原语谓之“斐洛苏非”或“斐洛苏非亚”，即于英语:Phoilosophy，德法语:Phoilosophie，腊丁语:Phoilosophia……此等诸语皆出希腊语之斐洛苏非亚Phoilosophia。……可称为“爱智”。……然而考其译语“哲学”之“哲”字……所谓“知之曰明哲”，皆与原语之“苏非亚”有所似者。……宋儒所谓“理学”，与其真义相近。然理学之语，今日用为自然科学之总纲……故不关其意义之远，而袭用哲学之名称，或反有避误解之益欤?［10］王国维对哲学概念的梳理，可以看作中国哲学概念在20世初的一个总结。同一时期，严复(1854－1921)借着翻译西书，开始较多地介绍西洋哲学。但严复直到译《穆勒名学》(1901－1902)，仍倾向以理学比况西方哲学，也更愿译之为神学、智学、爱智学，而认为“哲学之名似尚未安”［11］。严复不取“哲学”一词，也恰恰说明其对哲学的理解更加深入、透切。因为以“爱智学”译“Philosophia”，实际较“哲学”更为贴切。前者能将“philo”(爱)的意思译出;后者虽近典据“知人则哲”一语，但少了“爱”之义。不过流风所及，严复后来还是接受了“哲学”一词的使用，如他在《老子点评》(1905)中就大量使用了“西国哲学”、“哲学”、“西哲”、“哲家”、“老子哲学”、“近世哲学”等词汇。因此，严复所为无疑也助推了“哲学”一词在中国的通行。20世纪初，以哲学命名的论著开始大量出现。有译自日本的《哲学要领》(罗伯雅，1902)、《哲学原理》(王学来，1903)、《哲学泛论》(范迪吉，1903)、《哲学微言》(游学社，1903)、《哲学要领》(蔡元培，1903)。中国人自编《哲学概论》(侯生)，自著《哲学源流考识》(冯葆瑛，1906)。综上所述，清民之际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哲学”一词，逐渐取代中国本土产生的“理学”、“爱智学”、“斐禄所费亚”等传统词汇，这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哲学观已经发轫。只不过其进一步扎根生长还有赖于哲学学科在中国的设立。

三、学科设置:中国现代哲学观扎根生长的一个重要契机

促成中国现代哲学观扎根生长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大学哲学学科的设置。清末，中国朝野尚不接受哲学学科，张之洞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反对，撰《奏定学堂章程》(1903)主张大学不设哲学门。鉴于此种情形，王国维撰《哲学辨惑》(1903)一文，从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12］等五个方面，陈述利病，以排解国人对于哲学的疑虑。他最后总结说:“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而欲培养成教育家，则此科尤为要。”［13］《奏定学堂章程》颁行(1904)后，王国维又撰《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继续对张之洞等人废哲学一科的主张予以批评。提出“不但尚书废哲学一科为无理由，而哲学之不可不特立一科”。［14］并对经学、文学与哲学诸科之关系做了分析，主张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之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为五科: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而各科皆应开设哲学课程。这些课程包括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印度哲学史、历史哲学，以及美学、伦理学等。可以看出，到王国维这里，关于现代学科意义的哲学观基本形成了。不过，由于张百熙、张之洞等管学大员的抵制与阻挠，“哲学”科目(课程)在中国并不能马上通行，哲学学科(专业)还不能马上设立。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哲学观在当时还没有足够兴起。直到宣统三年(1911)，京师大学堂方设哲学专业，而且是设在经学科下，称之为“理学门”。再到民国三年(1914)，北京大学方将其更名为“哲学门”。北京大学哲学门设立后，1918年关于哲学门的学科归属又发生一次论争。论争见于傅斯年与蔡元培之间。傅斯年认为哲学不宜入文科，而应归于理科，但蔡元培不认同。傅斯年在致函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1918)中说:“以哲学、文学、史学统为一科，而号曰文科，在于西洋恐无此学制”，“哲学主知，文学主情”，“哲学所取资于文学者，较之所取资于科学者，固不及什一”［15］。总而言之，哲学与科学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多有联络，而与文学少有联络，且据历史沿革与西方经验，其应并入理科。而蔡元培复函说，现代治学“不特文学、史学近皆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如哲学可并入理科，则文、史亦然。”［16］故据研究方法，不该为出哲学门于文科之据。总而言之，上述论争反映中国现代哲学观在当时还很模糊。但以哲学学科设置为契机，各种论争促进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的扎根生长。此后又在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博学鸿儒的积极倡导和学术推动下，中国现代哲学观才真正开始兴起。

作者：黄前程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