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伦理与司法公正

摘 要：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公民对司法活动寄予了热切的期待，法院成为救济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而法官伦理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法官伦理建设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我国法官的整体伦理状况良好，绝大部分法官具备 “法律素质”、”职业素质”、“人文素质”的基本要求，但仍存在不足之处，这就需要法官提高自身的伦理素质，同时加以外在的制度保障，以促进法官伦理素质的不断完善，居中裁判，实现公正司法。

关键词：法官；司法；伦理；公正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9-110 -03

一、法官伦理是司法伦理的重要组成

司法伦理，是职业伦理的一种，是关于司法人员职业道德的规定，是一般伦理范畴及其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司法工作者职业生活中的具体化。司法活动的职业性，必然要求有相应的职业伦理与之配适，以满足该行业对于特定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

法官伦理，是司法伦理的一种，是专门针对司法人员中的法官的职业道德的规定。一位名人曾说过“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其操作的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由于法律判决的做出不得不依赖于法官，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任何一件由法官自由裁决的案件，实质上都是在该法官的道德标准影响下处理的”，[1] 因此在从事司法活动中，尤其是进行法律判决的时候，要做到法律判决的合理合法，就有必要提高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使他们的司法活动能遵循基本的道德原则。

法官作为法律的守护神，就司法权的最高屏障地位和法治社会中法律至上的角度而言，法官伦理应是各类型职业道德中层位最高、要求最严、义务性最强的。法官代表着社会公正权力，法官的职业道德将直接关系着人们的利益公正。而且法官的职业活动是代表国家行使国家审判权，审判的结果将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相关利益关系，加之审判结果的广泛社会性，审判的结果还将影响社会中潜在的其他相关利益关系，进而由具体某一个体波及到整个社会整体，在这一过程中，法官的职业道德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

二、法官伦理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一直以来，公正都是人们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之一，一个社会的公正程度，标志着这个社会的文明发展水平。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司法活动的应然价值目标，也是法治社会的实践支撑。司法公正的实现状况，不仅直接影响法律的权威和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以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整个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发展[2] 。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行为和司法过程，其含义有三：适用法律的平等，诉讼程序上的规范，判决结果上的公平。从理论上讲，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是：在法律活动中，处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无须通过任何非正当的手段便能依法受到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的公正对待。[3] 保持公正是司法的第一属性，没有了公正，司法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保持公正也就必然成为法官在其司法活动中必须具备的伦理素质。公正是法官的基本伦理素质，理想的法官就是公正的化身，缺乏公正意识的法官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官。

自由裁量权以及法治自身难以克服的瑕疵，要求法官有较高的伦理道德水平。自由裁量的存在，法律条文中的一些模糊的表达，有赖于法官个人的把握。[4] 法治活动的运作离不开人的因素，好的法律也不会自动产生效能，需要作为“行走着的法律理性”的法官来操作。法官的行为要确保司法公正，英国的丹宁勋爵在“通向正义之路”这一著名演讲中曾经告诫读者：“起步伊始，君当牢记，有两大目标需要实现：一是领悟法律乃是正义的，一是务使其得被公正施行”。从实践上看，司法公正的难以实现在于整个执法过程中，法官始终存在着被当事人贿赂的可能性，法外因素始终有可能出现，法官的法律认知能力、法治信念、职业道德和执法勇气常常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法官的伦理对于司法活动保持公正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官不仅要具备法律素质，更需要具备职业素质和人文素质。

由此所见，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而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的主要依据是其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水平，因而法官的伦理道德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内容。

三、我国法官的伦理历史、现状及其原因

（一）中国法官伦理的历史及现状

秦汉以来，古代中国的司法人员倍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而儒教伦理在他们定纷止争的实践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如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他直接把孔子的著作《春秋》一书中的微言大义应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再比如明代的海瑞断案时有一句名言“宁屈其富，不屈其贫”，这些都反映了法律审理过程中的道德化思维。而在道德化思维背后所反映出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即他们都把捍卫儒家的经典教义作为司法过程中应遵循的首要原则。法律审理中的信念伦理对中华法系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方面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司法具有注重实质理性的特征。但是，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信念伦理依靠的是人的纯粹的道德理想，而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

从清末到现在，中国构造现代法律制度的努力已近百年，尚没有圆满的结果，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其中，对于西方法律及其运作模式的照搬没有充分考虑我们的传统文化及现实基础，是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一个。正如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萨维尼所说：法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产物，它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渊源于传统民族的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法律由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所决定，法律文化作为人类历史的积累和沉淀，亦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社会转型中，中国固有的法意和法制悉遭批判与抛弃，而引植的西法却又与固有的人生和人心颇多格格不入，以至于百年来的中国法律，多数时候，既缺内在的伦理品质，亦乏外在的逻辑力量。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多元化阶段，以往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而从西方传播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似乎还没有在这个社会上真正地扎根。目前是很多人价值虚空的时代。当代情况似乎更糟，法官的信念伦理缺失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把效率作为司法的目标，使成本效益的考量进入司法裁判的实践，对法官的职业伦理等许多方面的确都会带来冲击。

在缺乏法治保障的市场经济下，追逐私利的最大化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然选择，贿赂成为权力设置、资源配置的重要调节器之一，各种权力的寻租现象十分普遍，而司法腐败也仅仅是各种领域腐败现象中的一种。自90年代中期以来，司法腐败似乎在滋生蔓延，且法官违法犯罪的绝对数呈上升趋势。法官伦理建设往往因此失去依托而变得十分脆弱，正面的典型教育和政治教育、作风整顿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道德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双重人格。现实中也往往会出现勇于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个体先进和典范人物，但整个司法队伍在道德上的整体完善、伦理建设上的整体推进却显得不十分理想。

（二）法官伦理问题原因分析

1、法律素质欠缺

法律素质是衡量法官道德水平的首要尺度，法律素质的欠缺将严重影响法官的伦理状况。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起步较迟，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法官队伍中的有些法官根本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素质，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但他们却在法官队伍中从事着专业要求极高的工作。还有些法官对法律的学习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对条文的理解止于表面，对案件的分析缺乏逻辑分析能力，这些都使得他们在案件审理中难以判断案件的真实情况、难以把握案件的法律适用，最终在定罪量刑上造成错误、偏差。

2、社会生活中逐利思想的影响

在权力与市场的关系错综复杂、腐败极易产生的时代，一名法官从进入司法领域、个人提拔晋升到家属就业、子女入学、招工招干或就医等各个环节，都有可能亲历不同行业的腐败，由此感知贿赂的存在和重要。这种状况对法官伦理的负面冲击可想而知。我们可以设想一名受到不公平待遇、靠贿赂才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法官会以怎样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职业，去开展司法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的伦理构成，阻碍了法官良好伦理素质的形成，使得法官的伦理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3、伦理教育的缺位

法官伦理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长期的教育熏陶。但在当今的法学专业教育中，法官伦理教育未列入法科学生的必修课。法官在职工作阶段也如此。法官在职期间接受的多是对法律法规的更新学习，对于专门的伦理学习不仅少，而且容易走形式。法官伦理教育的缺位，使得法官难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难以抵制不道德因素的影响，进而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

4、法外不正当因素的干扰

尽管法官在案件审判过程中享有独立审判权，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良干扰，无论何种形式的干扰都对法官独立审判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一些法官在决定刑事案件最终命运时，难以抵抗金钱与人情的诱惑，从而贪赃枉法、拘私舞弊，滋生了“金钱案”、“人情案”的产生。这些现象的产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良好伦理素质的形成。

5、制度设计的不合理

尽管法官的选任是按照《法官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的，但法官的职称、待遇、晋升、奖惩及相关法律保障等，却都是按照国家行政公务员的标准进行管理，并没有针对法官职业特点设计的职业化制度。在法官选拔制度上，基层法院从近些年才开始从社会招录，上诉法院的法官却没有完全像域外那样从下级法院或优秀律师中遴选，法官成长过程短平快，对选拔法官的道德考核也流于形式。此外，较低薪酬制度、粗放的监督制度、宽松的职业道德规则也是影响法官法官伦理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构建理想的中国法官伦理

建立中国法官的职业伦理应该包括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从信念伦理角度出发对法官修养、法官理念的导向；一个层面是制度角度出发对法官行为的约束。

（一）信念导向

对法官信念伦理理念的导向，应在法官中立、超然、自勉的职业伦理、职业道德原则的指导下引导法官。确立一整套良好的司法伦理准则，和执行这套伦理准则的机制。司法伦理一定是建立在对于司法官的职业特色清楚意识的基础上的一套行为准则，比如说他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他跟律师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他是不是应该远离商业、远离政治，还有他跟法学学术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他应该怎样避免自己的偏见影响司法决策，如何解决司法拖延的问题，都是司法伦理所涉及到的主要内容。

（二）制度规范

法官伦理素质的培养与提高，除了要有自身对于更高伦理道德的追求外，还辅以有关制度性规范，以保障其良好伦理素质的形成、巩固和提高。

1、法官的选拔机制

建立法官的选拔机制，可以从源头把握法官的伦理道德状况，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先天伦理素质不足现象的发生。建立法官的选拔机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方面要强化法官的任职条件，另一方面要建立刑事法官的伦理素质档案。

对此，英美法系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都是从有一定资历的、有着良好职业道德的律师中加以选任的。因此，美国建立了严密的任命法官的公开听证制度，把法官的司法伦理纳入其中，力图通过遴选机制及听证、任命等各种制度确保法官的专业知识和优秀品德，并且对高位级的法官比对低位级的法官要求更苛刻，所以英美国家从法学院学生到律师再到法官是一个漫长而充满障碍的过程，这种严厉性和漫长性决定了法官具有高尚的品德，也决定了他们地位的辉煌。”[5] 美国在法官任命时实行的公开听证制度，并把法官的伦理素质状况纳入其中，就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2、法官的教育机制

法官的教育机制主要应当包括两部分，即法学专业知识教育和法官伦理教育。法官的法学专业知识教育和法官伦理教育是一个可以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统一体，法学专业知识教育可以使法官增强法律专业技能、提高职业伦理素养，法官伦理教育又可以促进法官更好地学习法学专业知识，从而提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目前，我国对于法官的教育主要集中在法学专业知识教育方面，绝大多数法官都能够及时地参加司法领域各种新型法律法规的学习与培训。然而，本应共同进步的法官伦理教育则显得相对比较薄弱，无论在形式抑或规模上，都不及法学专业知识教育。我们应在在校期间及在职工作中大力开展法官伦理教育，使法官伦理素养跟上法学专业知识发展的要求。

3、法官的激励机制

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官都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守护者。在司法文明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法官被赋予了极高的声望，而在我国，法官并无什么特殊地位，其地位在普通百姓看来，同一般的政府官员不无他样，甚至弱于政府官员。与此同时，我国法官的工资水平普遍不高，近年，优秀法官大量流失，纷纷走上从政之路或者从事律师职业。故此，我们要建立司法系统自主的财政供应制度，真正实现高薪制，使法官享有与其知识、能力、道德相对应的财富、地位、荣誉和幸福，使法官伦理建设具有完整的精神保障和物质保障。

4、法官的申辩机制

法官伦理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事项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执行机制，我们现在一方面是一些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矫正，另一方面，法官又动辄得咎，经常受到不正当的威胁甚至惩罚。例如，对于新闻界“曝光”的某些行为，我们惯常的做法往往是不由分说，不顾正当的程序，免去一名法官的职务简直易如反掌。法官的地位如此没有保障，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严格的身份、职务以及收入保障是司法公正的制度前提。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机制，让涉嫌违反职业伦理的法官也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可以在人大中设立一个机构以公开的程序审理被追诉的法官，让他们也能够有一个公开申辩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陈淑萍.李军.论司法伦理实现之进路[J].河西学院学报，第24卷第6期（2008）.

[2] 李军.陈淑萍.浅析司法伦理与司法公正[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第20卷第2期.

[3] 李忠建.朱学英.《唐律疏议》 司法伦理思想探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第26卷第2期.

[4] 曹刚.徐新. 法伦理学研究论纲[J]. 伦理学研究，2008， 5，第 3期 （总第 35期 ）.

作者简介：

赵璐瑜，女，如东县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肖文明，如东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