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良知与司法公正

摘要：具有良知的司法人员会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司法人员怀揣法律梦想，心系司法公正是其基本的职业要求，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强保障。

关键词：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法律信仰；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对法律之信仰来源于对国家宪法、法律公正的崇敬，在现今未完全普及法律意识的状态下，每一个法律人对法律的信仰和良知，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如果法律人不信仰法律，不能理智的托起法律天平的公平正义，则会弱化法律的权威，贬损司法公信力。

一、审判权是司法公正的主导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是典型的、狭义的司法机关，司法公正则是以审判权为主导的公正，是人民法院裁判时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是否能够达到法律要求的公正尺度，具体指实体上的公正、程序上的公正和裁判公平公正三个方面。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法治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任何事物均不可能单独存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公正，离不开检察机关公诉和监督，以及律师和当事人维护各自权益时碰撞，在整个司法活动中，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会导致司法程序不完整。所以，在人民法院就成为司法公正中必要的组成因素，法官为司法公正中最小的客体，法官是否体现司法公正和代表法律的化身，直接影响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评价和国家公权利的信赖。所以每个法官能否真正的运用法律解决纷争和惩罚犯罪，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诉求，不单单需要娴熟的法律，还需要内心深入敬畏法律，信仰法律，用一颗善良心、一颗公道心和社会普遍认知的基本道德标准和起码的做人底线来从事法官的工作，这正所谓法官的良知，也是法律人的基本准则。

法律人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构建良性的司法环境，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公正在群众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裁量权是法官良知与否的体现

首先，众所周知，从法律的特征来讲，法律本身仅是死物，“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由人来操纵，马克思曾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1]。由于社会生活纷纭复杂，各种新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面对无限发展着的社会，“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2]。在很多时候，法律可能会缺位，可能会有缺陷。但是，“法律有时入睡，但绝不死亡”，法官在适用法律时，绝不能以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完备或欠缺为借口而不予受理，更不得以此为由拒绝裁判，否则，“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3]。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应当发挥造法的功能，因为 “法律不只是作为一种条文或规范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原则和精神存在。一个合格的法官，并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有无，而在于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以自己的智慧和法律素养，将法律精神融化于案件事实之中，进而发展法律。法律依据不只是法律条文。对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的理解才是法官的生命”[4]。那么，对于什么是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主要取决于法官心中的自然法理念及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取决于法官的良知。

其次，由于法律概念的抽象与概括及法律语言的歧义以及立法技术的失误等众多不确定因素作用的原因，法律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滞后性和模糊性等局限，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法律甚至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对此，达维德认为，“法律的实施以解释过程为前提”[5]，汉密尔顿指出，“解释乃是法院正当与特有的职责[6]”，马克思则更明确地指出，“法官的职责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7]。而何谓“诚挚的理解”，则对法官的良知提出了要求。因此，对于那些明显违背理性的恶法，法官应大胆地拒绝服从。而对于那些有缺陷的法律，法官应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通过符合法律精神的解释而使它变得没有缺陷以达到实现正义的目标。

三、提升司法公正性之途径

（一）加强法官队伍建设，完善司法机关人员的收入保障机制

针对目前律师与法官某些不和谐的关系，究其原因是法官缺少职业保障，工作压力大，职业风险无处不在，工资收入水平与风险、工作压力不配比。法官队伍的来源素质不足，资源匮乏，法官队伍断层，法官职业信仰缺失等，均是制约法官队伍发展，也是影响司法公正的根源。经过不完整调研，以2012年哈尔滨市基层法院为例，每年审理刑民行案件总数达5000件，全市法院审结一审案件42241件，每个法院几百名干警审判队伍的占一半，那么就是每名审判法官审理案件全年30-40件，有的法院甚至更多，也就是每个月需要审结案件3.5件。与律师对比，案件数量计算到律师收入中，按平均费计算就是每月3.5万元收入。试问，法官工资收入多少，因此法官工资收入与工作量的不配比，自然形成不正当的利益关系。另外，现在法官考试均通过公务员招考，年轻化和工作经历不足使法官不能马上独立办理案件，实践经验没有、日常生活经验不足，人生阅历不足影响其进入角色，而且由于工资收入不足，很多年轻法官进入队伍就会产生不良的工作和人生态度，攀比逐利自私风气盛行，受污染快。这样蔓延下去，不从根本上培养司法人员的法律信仰将扼杀法律的尊严和司法公正。尤其现在某些法院断层严重、中间力量的法官缺乏，此年龄段的法官法律信仰不足，工作劲头不够，有发展前途的不踏实，阿谀奉承，没发展前景的驻足不前，怠于工作。法院内部不和谐、不谦虚、老的不帮，少的不学，直接影响司法公正和法律工作者的整体形象。律师可以促进司法公正，但是司法本身的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是需要法律工作者共同传导正义的能量才可完善的。

（二）建立正当的交流沟通长效运行机制

法官、检察官与律师身份不同，但却为同道之人，共同承担着捍卫法律公正与权威的职责和使命，加强律师与司法人员的沟通势在必行。

第一，建立互信这座桥梁和平台，打消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法官与律师之间彼此不信任，司法将失去公信力，公众福祉首当其害。

第二，建立正当的交流沟通长效运行机制，让法官与律师共同参与矛盾化解，增强职业归属感，消除误会误解。

第三，坚持“个人之间少来往，组织之间多沟通”原则，由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牵头与法院、检察院对接，或由本地区法学会，政法委组织交流，共同探求依法解决纠纷的最佳方案。

（三）传递法律信仰，引导当事人正确把握司法救济之信赖尺度和合法的利益诉求

依法治国要求先有良法，再有善治，善治即为公正司法、执法，对于律师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经过逐年的业务学习和工作积累对此能够理解，但是对于普遍公民，法律理念仍很淡薄。律师与司法人员共同担负着普法的责任和义务，引导好当事人合法的利益诉求和对法律的信赖尺度，是维护公序良俗，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公信力，乃至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作用毋庸置疑。

1.进行法律宣传，引导当事人适当的法律信赖尺度

如前所述，首先要信仰法律，信任用法律能够解决所有矛盾，这无可厚非，这是法律的作用。但是法律不同于道义，有些道义没有上升为法律，也不可能上升为法律。违反道义的行为，不一定违反法律。法律也不可能对于所有的损害给予救济，比如精神损害，再如，由于当事人缺乏法律意识，怠于主张权利，典型的是诉讼时效理论，还有，有的当事人在平时经营合作中懒惰行为、过于轻信行为，都会为将来的权利和利益埋下隐患。所以，笔者在平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顾问时，笔者经常说，一个上万条的合同，也不如选好一个合作伙伴更重要，一场再漂亮的官司也抵不过一份倾斜的合同。信仰不等于依赖，法律对懒惰人，对愚人，对非理性逐利者无力回天。所以，对法律的信赖和敬畏应该如影随形，让法律进入千家万户，让法律生动易学，这一点法律职业人责任重大，功不可没。与此同时，引导当事人相信法律，但不可盲目依赖于法律或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良法也只能补救，不可能完整救济。

2.引导当事人正确合理的利益诉求

其实律师也好，人民调解组织也好，人民法院也好，应该帮助当事人找到权利义务平衡点，是维持整个司法公正和法制进步的基础。有一起案例，双方的证据不足，但是能够反映案件的基础客观事实，尊重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很纠结。有时法律事实则存在道德和诚信风险。所以，律师应引导当事人合法、合理、正确的利益诉求，维持当事人的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公序良俗。切不可为一已之利，调词架讼、搬弄是非。

3.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之外的途径解决纷争

现行立法和司法机制下，审判机关担负起经济发展中重大突出矛盾的解决，征地拆迁、本区域重大项目顺利进行的法律服务，小到民商事婚姻家庭、权属、损害赔偿等案件的审理。这种司法机制下，使很多的社会问题靠法院来解决。人民调解组织、行业自律组织、民商式仲裁委员会等没能真正发挥法律体制下解决社会矛盾的作用。将矛盾解决于基层调解组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将民商事案件引入行业自律组织、引导当事人进行民商事仲裁，不但化解司法资源问题，也有助于当事人友好、和平的处理纷争。律师在此问题上责任巨大，也将大有作为。

结语

律师、法官、检察官的一言一行都是社会、媒体、公众关注的法制人物焦点，社会公众从通过与法律工作者的个体打交道入手，了解法律公平正义的状况。所以每个法律工作者都是法律宣传者，普法教育者，自觉守法者。如果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坚持以证据说话，尊重事实，以法律服人，用非情绪化的法律理性解决社会矛盾，长久坚持下去，司法公正将进一步提升。最后笔者想说，让我们共同坚守法律信仰，共同为法治社会建立而提供一份正义的能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76.

[2]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39，137-143.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490-492.

[4]蒋惠岭.论法官角色的转变[J].人民司法，1999（02）：31.

[5][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09.

[6][美]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商务印书馆，2004：392-39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