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与乡土文学

一个偶然,我被吸引在《遗爱大瑶山――费孝通・王同惠》的专题电视里,感动?震撼?或是痛惜?我无法形容。电视悠扬而哀婉的旋律,拂动了窗帘,拂起了心绪,拂落了眼泪。我对妈妈说:“今年夏天,我们去大瑶山吧。”

广西金秀,大瑶山交通不便,连绵的丛林,陡峭的悬崖,蜿蜒的溪水,苍茫的群峰,真的无法想象新婚燕尔的费孝通与王同惠是怎样穿越山林,深入山旮旯间的瑶家小寨。夜幕中,费孝通身陷捕虎的陷阱,勇敢的王同惠搬开他身上的石块后,执意下山寻人救援竟失足山涧。这对新婚才一百零八天的夫妻从此分离,天上,人间。1935年,寒冬。正是这感人的岁月指引着我从电视画面、从教室走进大瑶山,亲身感受他和王同惠的人生传奇,感受他们留在这瑶乡世界的精神传奇,感受中国乡村的泥土、瑶寨民风的醇厚和物质生活的落后;走进大瑶山,不仅追忆费孝通和王同惠当年的足迹,记住历史的真实,更获得了对《乡土中国》与乡土文学浅识的视角。

理想悬壶济世的青年费孝通,却在东吴大学读医学预科时意识到:人最痛苦的不是疾病,是来自社会造成的贫穷。为此,两年之后他转入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要治病救人,就得先治理社会。“就是这种关心中国社会的民族情绪和企图减轻中国人民痛苦的愿望,促使费孝通学习社会学。而他研究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企图填平由于他受西方教育所产生的他同广大中国人民之间的鸿沟”。大卫・阿古什的论断在《乡土中国・乡土本色》开篇中得到印证,费孝通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国家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他认为,他的重点是中国,是如何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社会,以便改进它。想要使中国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就必须把研究与调查深入到中国乡土。

于是,费孝通穷毕生的努力,一边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一边走出图书馆进入社会,从而去发现真理。他的实证始于中国乡土,他研究的根系也深植中国的乡土。单单广西,他就五上大瑶山,尤其初次的“蒙难大瑶山”,痛失新婚妻子王同惠。在江苏,回到老家开弦弓村。在云南,“魁阁”的条件十分简陋,禄村、易村的日子更是艰苦……正是这些困难而充实、实证而严密的田野考察让费孝通真正深入中国乡土,深入乡土中深厚坚固的乡村伦理。尤其,他独具一格的治学方法使他的著述不同于其他社会学书籍那般深奥冷僻,他善于从累积的丰富材料里提炼出理论性的精华,清晰而形象的概念、结构,《乡土中国》就是通过生动幽默、通俗浅明的论述,引领着“学生们”一面探讨一面深入。一个个课题像细线串成的珠子,剔透灵动地滑落,激起共鸣与顿悟。如今的学术研究常常脱离现实天马行空,也许就是缺乏费孝通这样向社会生活问学与治学的精神吧?

是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对于国人的概念不仅仅是记录着一串串脚步的印泥,也不只是远洋国外,家中老人在行李中包裹的一乡土。封建农业国家的思想影响至今,在国人身上根深蒂固。以至于中国人的乡土性是流淌在血脉中的神圣感,这是中国的根系,也是中国文学的根系。为此,中国乡土文学之树蔚然成荫,生生不息。

“乡土文学”之名源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二十世纪早期,鲁迅等一批客居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以笔回望故乡。鲁迅认为他们的写作“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鲁迅的《故乡》、《祝福》、《阿Q正传》,茅盾的《春蚕》,沈从文的《边城》等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笔触,把旧时代中国乡土尖锐的弊端与质朴的醇美展现在读者眼前,他们的精神之树根植于乡土,发芽,茂盛,中国的乡土文学便成长起来了。之后,赵树理、孙犁分别代表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以浓郁的乡土性真正使文学大众化;而当代的路遥、汪曾祺、韩少功、贾平凹们又以各自的笔力对时代趋势与乡土性进行了深邃的重审和新的阐析,他们都以广阔的乡土作各自的文化场景,书写父老乡亲的生存困难,寻觅使农民真正幸福的方法。这些“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最终发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乡土性中寻找答案。

由此可知,文学与社会学其实都是“人学”。

不同于作家的形象化,学者费孝通是这样论述乡土社会特性的:乡村里的人口附着在土地上,一代一代地传承,从而形成人与人彼此熟悉的安稳且自私的礼俗社会,乡村生活富于地方性,这种人和人在空间排列的静止就是生活孤立和隔膜。而中国几千年来,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育而成的乡土社会,其基本结构特性也正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我们的祖父辈,甚至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中国社会里。即使祖国正以飞速的脚步发展,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全民奔小康,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口依然是农民,大多数乡村依然闭塞落后。我曾多次到乡村,小学毕业前,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广西儿童发展状况考察夏令营”,看到今天乡村许多拔地而起的砖楼,也看到聚赌暴力和土地的荒凉,看到不少我的同龄人艰苦的学习生活,有的甚至成为留守少儿。其实,费孝通早就对乡村社会的孩子们有过解读:“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服从旧秩序的心愿。”在成人忙着挣钱的时代,他们无奈,只有服从成人世界。从过去无钱失学,到今天留守土地甚至被拐卖,他们服从父母,服从所有的成人,服从土地。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唤至今仍回响我们耳边。

针对城与乡的这种社会变革,费孝通早在1948年就敏锐指出:“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正如今天社会转型期,城市的现代化与乡村的荒原化,越来越多城市的霓彩喧闹,越来越多乡村的泥土叹息。乡土中国在历史巨变中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沉落,历史总在轮回。当农民们放下了祖祖辈辈紧握着的锄犁,告别了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儿女,离开了血脉曾经深深依赖的土地,一批接着一批,走进梦寐中的城市,即使干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土气”成为城里人的骂词,“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这是中国的无奈,乡土的尴尬。费孝通六十年前的论断颇具现实意义。

也为此,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向我们解析说:是因为中国基层社会受到很深的乡土传统的影响;明白了“闰土”会与“我”生分,是因为生活孤立、荒漠和隔膜;明白了老通宝虔诚地用蒜头占卜,整个村落因为“收蚕”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是因为依赖地方性经济得以生存的本能;明白了“三仙姑”、“二诸葛”装神弄鬼,是利用了中国乡村民间信仰中的实用和功利;明白了孙犁为何重笔农村妇女,是因为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家族以同性关系为主轴,她们常常被忽视;明白了《平凡的世界》里,主人公对土地既矛盾又割舍不了的复杂情感,韩少功《山南水北》里浓浓的乡土情结,因为乡土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与土地的关系……乡土文学真的是“为人生”的文学。

乡土社会的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好的乡土文学,在于以乡土性融汇到作品里,在乎的是发自乡土深处的生命的脉动。鲁迅的意义在于直面乡土里的国民性,他自己也说过,他笔下的人物是拼凑起来的,就是说有中国农民的通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祥林嫂背负的阴阳两界的悲苦、闰土无法更改的麻木无奈……无不体现出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惜;茅盾的“悯农”在《春蚕》的“谷贱伤农”中,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要在丰收之外寻找;沈从文展现的理想化的乡土生活,那浓郁的地方色彩、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赵树理以其活脱脱的农民语言,通俗幽默地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的乡村进步青年和落后长辈形象;孙犁则以自然的语言、明丽流畅的笔调刻画了众多劳动者,尤其是农村青年妇女的美好形象,形成了素朴深沉、优美淡雅的文风;而路遥把心贴近乡土,真心感受并记住农民的劳累与伤痛,《平凡的世界》在当下的意义也就不平凡了;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的风格,以文雅而清新的语言慢慢道出家乡的点点滴滴;韩少功的乡土回归、贾平凹的乡村白描都切切实实地从中国的乡土性出发,创造了一个个乡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乡土世界。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时代的发展与变迁,让“城”与“乡”彼此映照。乡土重建面临的难度在于乡村的空置与寂寞,老弱病残无法负担被青壮年们遗落在乡土上的重任。费孝通的意义重新燃亮了乡土和乡土文学。文学之流溢满了这样的乡土,今天本土的河床,流的已是现代文明的水,起的是现代文化的浪花。我生命的十七岁,因费孝通而流连在乡土中国里。他们催生了我的精神成长。

相宜,在校大学生,现居上海。曾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