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会消亡吗?

时间:2022-06-29 03:50:30

乡土文学会消亡吗?

最近在看一本新书,书的作者爱新觉罗・蔚然是一个曾经生活在上海的中文系毕业生,他将数年来骑车走访中西部农村的纪实报告整理了出来,推到我们面前。在详实的数据和凄凉的照片间,表露出不无震撼的叩问――“中国农村会消失吗?”

无独有偶,学术界最近举行的“社会文化变革与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研讨会,也提出一个看似危言耸听的话题,即“乡土文学会不会消失”?这个议题非杞人忧天,它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前瞻性,以美国文学为例,自福克纳之后,历史乡土小说基本就很少见到了。

当城市化一步步挺进乡土中国时,这些隐忧也一步步呈现到我们面前,总有一天,会变得迫在眉睫。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篇《情归何处》,已然透露出乡土文学在逐渐蜕化过程中的突围方向,那就是从乡土文学走向都市乡土文学。

做出这样的判断,需要我们回到文学史的脉络进行梳理。

“乡土文学”最早由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提出,他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根据这一描述,并结合鲁迅、许杰、台静农、废名、以至后来的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乡土文学中,乡土中国成为作家批判或者讴歌的对象。如20年代许杰、台静农、蹇先艾等作家,基本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落后的农村多批判而少欣赏;与此不同的是废名,他对乡土则怀着诗意般的美好记忆,此后沈从文、汪曾祺也是如此。不过,无情的批判也好,美好的缅怀也罢,他们的文学世界中始终存在一个乡村世界,如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蹇先艾的贵州等。

《情归何处》这篇小说的作者卞正锋,正如20年代的乡土派作家一样,也是来自乡村,怀着梦想来到大城市。在上海的当下,像卞正锋这样的作家不在少数,他们的处境和80年前左右的乡土派青年作家很是相似,他们的创作无法离开乡村经验,但是,他们对乡村经验的叙事大大的不同于20年代的乡土派作家。一个显然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乡土叙事带有漠视和驱逐乡土的情感元素。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做个比较。《水葬》是蹇先艾的成名作,它向我们展示了古老乡村用天经地义的心态去水葬一位有偷窃行为的青年,以及在此仪式中群众对生命的麻木和残忍。小说强烈地流露出鲁迅式的批判庸众情怀。乡土中国虽然在他的叙事中成为了豪无诗意且急需变革的地方,但是,他对乡土的情感是炽热的,惟其如此,才会承续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蹇先艾他们那批乡土派作家,始终直面乡村经验,乡土中国成为他们作品中不可回避的世界。

在小说《情归何处》中,这种情感发生了质的变化,小说女主角梅子来自乡村,在上海艰难地生存着,希望通过奋斗或者嫁个上海老公,日子能够逐渐好起来。在这篇小说中,乡土空间已经消失,不过,乡土元素还是压缩在梅子的内心世界中,我们能够从梅子身上的一些品质(如面对高峰质朴的爱情,洗头房中无奈而倔强的反抗等),找到某种乡土期待。但是,如果对这篇小说的情感进行粗疏的概括,它与传统乡土派的文学的区别是明显的,从精神层面来看,乡土世界已经不再是乡下人进城叙事中无法绕开的表现对象。在城市化进程下,乡村被判定为一个落后的、必然被征服和淘汰的角色。对于这样一个充满否定化描述的空间,已经很难承担起精神家园的重担。它不可能像沈从文的乡土世界,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也不能像蹇先艾笔下的乡土世界,牵着作家一颗外冷内热的批判之心。而《情归何处》中的乡土世界,是梅子千方百计想要驱逐、想要离开的地方。在精神层面上,乡土世界已经被放逐了,因为它不再有能力承担精神价值,即使是批判性的。所以,在类似《情归何处》这样的作品中,乡土空间基本消失了,即使偶尔出现,也只是一个空壳。

对于《情归何处》这种抽空了乡土精神能指的文本,已经不能称之为乡土文学了,不妨权且称之为都市乡土文学。这类文学还是在关注乡村人的生活世界,只不过,乡下人的生活空间已经移到了城里。进城后的乡下人,面临的第一个困境便是生存的困境,也就是对物质层面关注。这种关注,很容易遭到纯文学力量的非议,因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所谓的“人的文学”被界定为人性的、精神的层面关注。即使阿Q,这么一个丧失生存能力的农民,也只是从精神层面去剖析,而不关注其艰难的生存现状。都市乡土文学直接关注乡下人进城后的生存状况,多少让我们回想起那句常挂在嘴边却不大留心的话,即对于弱者,我们关注他们的身体;对于强者,关注灵魂。事实上,现代文学一直以来的启蒙话语,包括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地对农民的启蒙,都是剥离了肉体的梦语式启蒙,无论是对于弱者还是强者,都是在精神层面做出评判。或许,对弱者生存层面的关注,比授之以启蒙、解放来得更实在,更有效。

从精神能指转向物质能指,这是乡土文学在走向都市乡土文学过程中的一种理路。这种转向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信仰让位于物质的事实,不过,这种让位并非如卫道士所想象的那样十恶不赦,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梅子在足浴房里受尽欺凌的工作现状时,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呢?小说《情归何处》的文学史意义,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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