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范文

时间：2023-02-25 06:05:02

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乡土精神；乡土文学：现代意识

中图分类号：1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076-02

一、乡土文学的起源

中国是一个负荷了沉重的乡土精神的国度，五千年的文明实际上就是乡土精神不断完善的文明。二十世纪乡土文学以一种富有现代意识的眼光，立足现实，反思历史，洞悉挖掘乡土文化精神，透视展现民族、时代的风骨神韵，形象地表明了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具有超常的再生力。

“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是鲁迅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首先提出的。鲁迅是这样提起的：

寨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窝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命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的。再看王鲁彦的一部分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的苦恼是失去了他的“父亲的花园”，他挺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还有湘中的作家黎锦明，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有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教感和热情。

茅盾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曾特意撰文论述“乡土文学”，他刊载在《在召文学》六卷二期上的《关于“乡土文学”》中是这样写的：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膺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给与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眉目。

在笔者看来，所谓“乡土文学”，是根源于乡土，是关于乡土的文学。它是作者以浓郁的乡情抒写乡土这一特殊地域里的人情世态，风俗习惯及地理自然环境，并通过这一独特的生活环境，再现出时代和社会风貌。形式上她包括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视电影等一切文学样式。

这里，值得强调的有两点：一是乡情，二是乡土，所谓乡情，不能仅理解为怀乡之情，还应包括作者对故乡的热爱及对故乡传统陋习的憎恨。有人认为所谓乡情，即是怀乡之情，从而认为只有那些怀念乡土的文学作品才是乡土文学。这是对乡土文学的狭义理解。怀念乡土的文学固然是乡土文学，但那些“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文学，同样也应归于乡土文学范畴。所谓乡土，也不仅仅指家乡的某个村寨，它实际上可以指家乡周围在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相类似的一片地域。《辞海》中关于“乡土”解释为：“家乡，故乡。……亦泛指地方。《晋书・乐志下》：“乡土不同，河朔隆塞。”我认为乡土文学与“乡井文学”在题材范围上是大小之别，选材的着眼点不拘于故乡某一村寨，但也不是与故乡完全脱离地理联系的其它乡村，这样一来，就与一般农村题材的文学区别开了。从情感流注看乡土文学作者对自己笔下的乡土具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浓郁乡情，这是儿子对母亲般血肉相连的情感。而农村题材的文学作者对笔下的乡村却缺乏这种深厚的情感基础。另外，乡土文学其目的在于向人们展示故乡之美，传达自己对乡土的强烈的爱憎和怀念之情，而一般农村题材的文学往往缺乏这种强烈的感情因素的灌注。二、乡土文学的现状与发展

作为一大派别和一种文化形态，乡土文学发展中自觉融汇了多种经验以强化个性，无论在生成还是体式上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艺术规范，亦即有别于其它文学现象的自身独特性。

究竟什么是乡土文学内核呢?乡土文学最主要、最特殊、最宝贵的价值质点和审美品格是满熏着土气，这种土气就是指家乡的地域特性，包括地方风物(山光水色、历史名胜、文化遗迹、地理气候、农事耕作、房屋构造、院落格局等)、风尚习俗(守教信仰、村规民约、家风家纪、婚丧嫁娶、节日礼仪等)和世态人情(社会世态、伦理道德、情趣品性等)，展示出异国他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风俗画、风景画、生括画。

鲁迅作为乡土文学的始祖，写下了许多乡土文学的名篇，展现了故乡浙东小镇一带的风物、习俗、人情。《孔乙己》中曲尺形的柜台。下酒的盐煮笋、茴香豆，长衣衫短衣帮不同的温酒方式，《祝福》中“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杀鸡宰鹅的祝福习俗，《阿Q正传》里的土谷祠、春米场、“龙虎斗”，《社戏》里的戏台、乌篷船，《风波》里用称的斤数命名等等，不胜枚举。赵树理从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开始，几乎篇篇都是家乡太行山区的风俗画，甚至连地名都充满了乡土特有的风韵，青龙背、龙脖上、柿树腰、红土坡、刘家坟、山神庙、旗杆院、刀把地等，都散发出黄土高原特有的山村气味，加之老赵对家乡农民吃住穿戴、起居往来、婚丧嫁娶、民间节日等风俗人情的精致描绘，更加强了作品的乡土气息。

由此看来，乡土文学主要偏向于描绘地方风习以传达独特的“土气息泥滋味”，这同时也构成为乡土文学特色的一个外在标志。一般地讲，所有文学作品都是或多或少地描绘了某些风俗习惯，攀写了各种山川景物的，难怪作家孙犁因此要坚持认为“就文学艺术来说，微观言之，则所有文学作品，皆可称为乡土文学川了。这样一来，就要以这种一般性消解、否定乡土文学的存在，我们必须特别做出明确区分，不能让那种一般性消解和否定了乡土文学自身所以能够存在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就是乡土文学与一般也写乡土的文学相比较而显示出的差异性：乡土文学把展现特有的乡土色彩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独特艺术追求，或者说作为乡土文学存在的灵魂，而不是像一般文学那样把乡土文学这一自觉追求仅仅当作某种点缀。刘绍棠在谈到这一区别时，曾将自己的创作同浩然作了一个比较，结果发现“浩然主要写京东山村，反映农村的重大变化：我主要写京东水乡，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二者的艺术视角与分野是截然不同的。无独有偶，孙犁、汪曾棋也是典型的乡土文学大家。在《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大淖纪事》、《受戒》这一类优秀篇章中，我们看到诸如战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已经被笼罩上一层淡淡的、甜甜的、柔美的诗情画意的轻纱，清新的田野的风和隐约的牧歌曲调营造了一种极美韵致。

三、乡土文学的主题思想

“五四”时期西方人道主义思潮广为流行，加之传统文人鄢种关心国事民虞的社会忧患意识，对苦难的体察成为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中最常见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的出现，既是对于乡土中国苦难的反映，同时也是苦难深重的乡土中国在新时代中觉醒和奋起的标志。芷是因为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有了尊重和维护个体生命权利的现代观念，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意识，才注入了新的生命，焕发了新的光彩，跃升到新的层次，于是才有了现代作家对农民和其他下层劳动者非人处境的敏感和关注，才有了对于造成这些悲剧的社会环境的愤怒控诉和严正抗议。

徐玉诺的《一只破鞋》、台静农的《新坟》、彭家煌的《喜期》以及高世华的《沉自己的船》等，都以令人心碎的赦事诉说了善良无辜的乡民们在匪祸兵灾中的悲惨遭遇；潘训的《乡心》、《晚上》和许钦文的《元正的死》更是真切地反映了在农村经济的衰败中人们走投无路的内心痛苦；啼饥号寒、抛妻别子的惨剧一幕幕地在《偏枯》(王思拈)、《蛆绷们》(台静农)、《为奴隶的母亲》(柔石)中上演：为在绝境中求生，铤而走险的得银(台静农《红灯》和闯关东的刘二一家(王统照《沉船》也都未能逃脱命运的毁灭性打击。《石宕》(许钦文)中被压在巨石之下活活困死的乡民与其家人的生离死别之情，《新坟》中“女儿被大兵奸死”、“儿子被大兵打死”因而发了疯的四太太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惨笑，所有这些，都以农民的斑斑血泪和声声呻唤，把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和内心痛苦推向极端，从而造成一种触目惊心、催人泪下的阅读效应，写出了乡土中国日趋破败衰亡的时代悲剧，传达出一种凝重倡郁的时代氛围。

乡土文学范文第2篇

广西金秀,大瑶山交通不便,连绵的丛林,陡峭的悬崖,蜿蜒的溪水,苍茫的群峰,真的无法想象新婚燕尔的费孝通与王同惠是怎样穿越山林,深入山旮旯间的瑶家小寨。夜幕中,费孝通身陷捕虎的陷阱,勇敢的王同惠搬开他身上的石块后,执意下山寻人救援竟失足山涧。这对新婚才一百零八天的夫妻从此分离,天上,人间。1935年,寒冬。正是这感人的岁月指引着我从电视画面、从教室走进大瑶山,亲身感受他和王同惠的人生传奇,感受他们留在这瑶乡世界的精神传奇,感受中国乡村的泥土、瑶寨民风的醇厚和物质生活的落后;走进大瑶山,不仅追忆费孝通和王同惠当年的足迹,记住历史的真实,更获得了对《乡土中国》与乡土文学浅识的视角。

理想悬壶济世的青年费孝通,却在东吴大学读医学预科时意识到:人最痛苦的不是疾病,是来自社会造成的贫穷。为此,两年之后他转入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要治病救人,就得先治理社会。“就是这种关心中国社会的民族情绪和企图减轻中国人民痛苦的愿望,促使费孝通学习社会学。而他研究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企图填平由于他受西方教育所产生的他同广大中国人民之间的鸿沟”。大卫・阿古什的论断在《乡土中国・乡土本色》开篇中得到印证,费孝通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国家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他认为,他的重点是中国,是如何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社会,以便改进它。想要使中国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就必须把研究与调查深入到中国乡土。

于是,费孝通穷毕生的努力,一边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一边走出图书馆进入社会,从而去发现真理。他的实证始于中国乡土,他研究的根系也深植中国的乡土。单单广西,他就五上大瑶山,尤其初次的“蒙难大瑶山”,痛失新婚妻子王同惠。在江苏,回到老家开弦弓村。在云南,“魁阁”的条件十分简陋,禄村、易村的日子更是艰苦……正是这些困难而充实、实证而严密的田野考察让费孝通真正深入中国乡土,深入乡土中深厚坚固的乡村伦理。尤其,他独具一格的治学方法使他的著述不同于其他社会学书籍那般深奥冷僻,他善于从累积的丰富材料里提炼出理论性的精华,清晰而形象的概念、结构,《乡土中国》就是通过生动幽默、通俗浅明的论述,引领着“学生们”一面探讨一面深入。一个个课题像细线串成的珠子,剔透灵动地滑落,激起共鸣与顿悟。如今的学术研究常常脱离现实天马行空,也许就是缺乏费孝通这样向社会生活问学与治学的精神吧?

是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对于国人的概念不仅仅是记录着一串串脚步的印泥,也不只是远洋国外,家中老人在行李中包裹的一乡土。封建农业国家的思想影响至今,在国人身上根深蒂固。以至于中国人的乡土性是流淌在血脉中的神圣感,这是中国的根系,也是中国文学的根系。为此,中国乡土文学之树蔚然成荫,生生不息。

“乡土文学”之名源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二十世纪早期,鲁迅等一批客居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以笔回望故乡。鲁迅认为他们的写作“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鲁迅的《故乡》、《祝福》、《阿Q正传》,茅盾的《春蚕》,沈从文的《边城》等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笔触,把旧时代中国乡土尖锐的弊端与质朴的醇美展现在读者眼前,他们的精神之树根植于乡土,发芽,茂盛,中国的乡土文学便成长起来了。之后,赵树理、孙犁分别代表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以浓郁的乡土性真正使文学大众化;而当代的路遥、汪曾祺、韩少功、贾平凹们又以各自的笔力对时代趋势与乡土性进行了深邃的重审和新的阐析,他们都以广阔的乡土作各自的文化场景,书写父老乡亲的生存困难,寻觅使农民真正幸福的方法。这些“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最终发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乡土性中寻找答案。

由此可知,文学与社会学其实都是“人学”。

不同于作家的形象化,学者费孝通是这样论述乡土社会特性的:乡村里的人口附着在土地上,一代一代地传承,从而形成人与人彼此熟悉的安稳且自私的礼俗社会,乡村生活富于地方性,这种人和人在空间排列的静止就是生活孤立和隔膜。而中国几千年来,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育而成的乡土社会,其基本结构特性也正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我们的祖父辈,甚至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中国社会里。即使祖国正以飞速的脚步发展,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全民奔小康,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口依然是农民,大多数乡村依然闭塞落后。我曾多次到乡村,小学毕业前,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广西儿童发展状况考察夏令营”,看到今天乡村许多拔地而起的砖楼,也看到聚赌暴力和土地的荒凉,看到不少我的同龄人艰苦的学习生活,有的甚至成为留守少儿。其实,费孝通早就对乡村社会的孩子们有过解读:“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服从旧秩序的心愿。”在成人忙着挣钱的时代,他们无奈,只有服从成人世界。从过去无钱失学,到今天留守土地甚至被拐卖,他们服从父母,服从所有的成人,服从土地。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唤至今仍回响我们耳边。

针对城与乡的这种社会变革,费孝通早在1948年就敏锐指出:“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正如今天社会转型期,城市的现代化与乡村的荒原化,越来越多城市的霓彩喧闹,越来越多乡村的泥土叹息。乡土中国在历史巨变中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沉落,历史总在轮回。当农民们放下了祖祖辈辈紧握着的锄犁,告别了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儿女,离开了血脉曾经深深依赖的土地,一批接着一批,走进梦寐中的城市,即使干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土气”成为城里人的骂词,“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这是中国的无奈,乡土的尴尬。费孝通六十年前的论断颇具现实意义。

也为此,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向我们解析说:是因为中国基层社会受到很深的乡土传统的影响;明白了“闰土”会与“我”生分,是因为生活孤立、荒漠和隔膜;明白了老通宝虔诚地用蒜头占卜,整个村落因为“收蚕”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是因为依赖地方性经济得以生存的本能;明白了“三仙姑”、“二诸葛”装神弄鬼,是利用了中国乡村民间信仰中的实用和功利;明白了孙犁为何重笔农村妇女,是因为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家族以同性关系为主轴,她们常常被忽视;明白了《平凡的世界》里,主人公对土地既矛盾又割舍不了的复杂情感,韩少功《山南水北》里浓浓的乡土情结,因为乡土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与土地的关系……乡土文学真的是“为人生”的文学。

乡土社会的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好的乡土文学,在于以乡土性融汇到作品里,在乎的是发自乡土深处的生命的脉动。鲁迅的意义在于直面乡土里的国民性,他自己也说过,他笔下的人物是拼凑起来的,就是说有中国农民的通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祥林嫂背负的阴阳两界的悲苦、闰土无法更改的麻木无奈……无不体现出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惜;茅盾的“悯农”在《春蚕》的“谷贱伤农”中,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要在丰收之外寻找;沈从文展现的理想化的乡土生活,那浓郁的地方色彩、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赵树理以其活脱脱的农民语言,通俗幽默地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的乡村进步青年和落后长辈形象;孙犁则以自然的语言、明丽流畅的笔调刻画了众多劳动者,尤其是农村青年妇女的美好形象,形成了素朴深沉、优美淡雅的文风;而路遥把心贴近乡土,真心感受并记住农民的劳累与伤痛,《平凡的世界》在当下的意义也就不平凡了;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的风格,以文雅而清新的语言慢慢道出家乡的点点滴滴;韩少功的乡土回归、贾平凹的乡村白描都切切实实地从中国的乡土性出发,创造了一个个乡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乡土世界。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时代的发展与变迁,让“城”与“乡”彼此映照。乡土重建面临的难度在于乡村的空置与寂寞,老弱病残无法负担被青壮年们遗落在乡土上的重任。费孝通的意义重新燃亮了乡土和乡土文学。文学之流溢满了这样的乡土,今天本土的河床,流的已是现代文明的水,起的是现代文化的浪花。我生命的十七岁,因费孝通而流连在乡土中国里。他们催生了我的精神成长。

乡土文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早期的乡土文学沈从文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寻根文学

中学语文教材中，“乡土文学”以其独有的风貌引来学生们的热切关注。鲁迅、孙犁、赵树理等经典代表作家也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乡土文学”一说最早见于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家。”[1]他把王鲁彦、台静农等人的农村题材作品统称为乡土文学，并指出它的主要特征：侨寓异地，关注故乡，写出胸臆，隐现出乡愁。鲁迅看到这些作家作品的“乡土”根基，他们虽然身处大都市，但仍解不开乡土的情结，描述的仍是乡土的人和事。

一、早期的乡土文学

作为乡土文学的旗手，鲁迅借鉴西方现代文化哲学透视中国传统文化，借乡土风情挖掘出民族劣根病，对民众的惨痛生活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他的主要作品《朝花夕拾》、《祝福》、《阿Q正传》、《故乡》、《风波》等，都以绍兴为背景，表现的是带普遍性的农村生活，即在封建传统文化的毒害下，乡村的民众的愚昧、麻木、不求进取。阿Q满足于打短工赌小钱的贱民地位，祥林嫂满足于“老妈子”的生活，七斤满足于进城倒卖的角色，闰土满足于多子多孙之福。鲁迅曾尖刻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2]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安命乐天的思想，促成了这些平民百姓的悲剧命运。鲁迅以清醒冷峻的眼光，来反观沉滞封闭的乡村文化，心急如焚、痛心疾首、捶胸顿足。他试图通过这些人生世相的描写挖出中国农民乃至全体国民灵魂深处的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为早期的乡土文学作家树立了典范。这些作家在创作实践上师承鲁迅，在文学理论上又自觉地遵循“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创作出一系列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作品，以各自独特的笔触，描绘了农村经济的衰败破产，习俗的野蛮冷酷，农民的麻木苦难。

女作家萧红与这些乡土文学作家的创作虽然相隔了十几年，表现的生活地域又相距遥远，但选材上的一致和创作方法上的传承，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着相通之处。《生死场》中，作家以敏锐的感触描绘了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闭塞落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租税日益增加，农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而外族入侵，瘟疫蔓延，经济崩溃，破坏了农村原有的人与自然血肉相依的关系，也使家庭关系危机重重。而对于妇女来说，伤痛就更加惨烈。“罪恶的五月节”写了两个家庭的悲剧，王婆服毒，金枝的丈夫因为还不起欠债，迁怒于女儿，将她活活摔死。《呼兰河传》中的团员媳妇，因为“见人一点也不怕羞”，活泼大方的个性很快招来周围人的嫉恨，他们希望通过打骂的方式使她“规矩”，而她的反抗使这些头脑简单的农民硬是用了极其残酷的手段杀害了她。妇女生活的最基本环境已经被彻底破坏，她们的天性在社会中也难以被接受，不同的个人的命运竟然有惊人的相似，它们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悲剧。

乡土文学从沈从文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是乡土作家中比较特别的一个。他身处战乱年代，目睹日下之世风，转而寻求故乡的自然山水理想。他的作品中流露出对传统人文理想的赞美和构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3]

《边城》中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如一首美好的抒情诗：清澈的溪水，幽碧的远山，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篁，茶峒的码头，端午节的龙舟赛，对唱山歌……湘西的山光水色，湘西的习俗，都被作者描摹得幽美戚愁。在这明净的底色中，沈从文把他饱满的情绪投入到了边城子民的身上，描绘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成功塑造了一系列“爱”和“美”的形象：古道热肠的边城子民，勤劳厚道的老船工，重义轻利的顺顺，豪放豁达的天保，沉静专情的傩送。而翠翠生于茶峒的青山绿水之中，大自然赋予了她水晶般清澈明亮的双眸，也养育了她清澈纯净的性格。她的追求，她的等待，她的痴情，乃至她伫立远望的身影，无一不闪耀着动人的光彩。

沈从文把手中的笔“用到我较为熟悉的人事上”，加上清新简约的语言，使他的小说充满了写意画与抒情诗的韵致，浸润着读者的精神和灵魂。

二、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乡土文学

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成为乡土文学的主流。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把文艺的政治工具作用和文艺家深入工农兵生活，反映和歌颂革命斗争的事业提到了立场和责任的高度。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带有中国革命的深深印记，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赞美了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变化以后的“新”与“美”，但并未脱离政治背景与时代主题，没能营造出一幅“桃花源记”的美好画卷。但是，他着墨描写了一批妇女形象，不再是受难的可怜人，而是新的女性形象，从中可以嗅出时代的气息。赵树理则长期生活在农村，在他的作品中，以一种朋友的身份来描写农村生活，具体而实在，因而乡土味更浓，在乡土民俗的描写上也更加深入。《小二黑结婚》，以农村婚俗为主线，展现出包括占卜、禁忌、起名等习俗在内的细致入微的农村风俗画。作者还写出了新旧习俗之间的斗争，进而提倡移风易俗。

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多以为题材，是解放区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比较而言，“五四”时的乡土作家与后来新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家都比这一时期的作家拥有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

三、寻根文学

到20世纪80 年代中期，描写乡村生活的寻根文学的出现，可视为乡土文学的新流变。寻根文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层面。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古堡》、《浮躁》等小说中，祭祀、占卜、自然崇拜、历史掌故、人神感应等仪式化描写非常多，在光怪陆离的初民遗风，混沌的原始意识等背景下，作家们或歌颂古朴纯净的生命力量，或歌颂现代人向往的善良美德和人性，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追寻和认同，或批判愚昧麻木的心灵。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偏重于历史变革中的文化心理的剖示。商州偏僻封闭的地理结构，使商州人保留了凝重、沉稳、坚韧的品格，也保持着敬天畏神、尊奉祖先的心理。当现代文明的大潮冲击到来之时，人们的心理也激起了巨大的漩涡。《浮躁》的主人公金狗，历经了务农、参军、复员、州报记者、辞职跑河上运输几个人生的大起落，商州的芸芸众生便随着他的生活际遇而展开。当时，改革的大潮无时不在影响着普通百姓的思维与心态。从金狗最初出发点的那个小村仙游川，到两岔乡，到白石寨县，乃至整个商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破封闭后的亢奋与躁动。

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可谓是一篇神话式小说。“不再是把焦点放在表现一种新旧思想冲突的表面主题意蕴上了，而更多的是带着批判的精神去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对于民族文化整体进化的戕害。”[3]故事发生在湘山鄂水的山寨之中，以一个痴呆儿“丙崽”为中心人物，描述鸡头寨奇异的风俗、来历，鸡头寨百姓与正常世界的隔绝，他们与鸡尾寨的“打冤”及战败后遗弃老人和孩子举族迁徙的经过。作为接生婆的后代，丙崽愚不可及，如同，然而在山寨利害攸关的时刻，他却成了占卜的活卦，主宰着全部落的命运。小说结束处鸡头寨的老弱病残都服毒自尽了，喝了双倍分量的丙崽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透过鸡头寨人的生活，读者探察到民族愚昧的沉积。它好似一个神话，诉说着民族传人的可悲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

纵观中国百年乡土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最初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以沈从文为首的对传统人文理想的赞美与构建，再到后来赵树理孙犁等人的带有深深革命烙印的创作，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寻根文学等诸多流变，在他们的小说中，乡土都是传统文化的象征，都体现出强烈的文化意味。而中学语文教学中恰恰可以抓住学生对“乡土文学”的兴趣适时进行线索梳理，对整合学生的文学知识体系、培养文学素养、扩大阅读视野等方面起到指导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社，1935.

[2] 鲁迅.坟[M].广西：漓江出版社.

[3]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社，1936.

[4] 丁帆.新时期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构期[J].小说评论，1988（2）.

乡土文学范文第4篇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30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在散文集《湘行散记》中。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人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rui）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乡土文学范文第5篇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而在台湾地区，“五四”以后亦曾诞生了受大陆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乡土文学，并于70年代成为文学主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乡土文学在诸多方面对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学意蕴和艺术品格的塑造，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然而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路风雨一路歌，先后经历了日据时的萌芽发生期、1945年光复后至70年代前的萎缩困顿期、70年代到80年代的蓬勃旺盛期。

20世纪20年代中期，台湾新文学作为民族觉醒的一环，脱胎于台湾反抗运动史的文化抗争。这一时期的台湾，历史上属于严酷的日据时期，最突出的矛盾是两个民族之间同化与反抗同化、殖民化与抵御殖民化的斗争；加之在这一片落后的农业园地，传统的封建结构、道德观念体系未被任何东西触动，台湾人民陷于殖民统治封建压迫的双重痛苦之中，广大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社会文化发展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大陆“五四”运动的感召，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投入了实际的抗日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运用文学作为武器开辟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二条战线。台湾新的“为人生”的文学的发生，是台湾民族化文学的发生，更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发生。新文学的奠基者们――赖和、杨云萍、杨守愚、杨逵等最初的乡土之作构成了台湾新文学的源头。在民族主义、人道主义两大思想的引导下，台湾乡土文学一经诞生，就具有尖锐的抗议精神和抵抗色彩，“对民族战士寄以英雄般的歌颂，对弱小百姓抱以深沉的人道同情，对殖民者和帮凶给予愤怒的批判和讽刺。”社会历史背景造就了早期乡土文学的鲜明特征：它是直面现实、寄托血泪的；它是关怀乡土、争取解放的；它是追求全体民众的集体意愿而未抒发小知识分子一人之痛的。因此，它主要以思想和内容取胜。

30年代初，由于客观形势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投身文学运动的人士越来越多，作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就在这时候，不少作家喊出了“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努力促使文艺群众化，走文学大众化的路线，“使思想、文艺浸透于一般民众的心田”，创造真正属于台湾所需要的文艺。最早提倡乡土文学的黄石辉于1930年8月16日发表了《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设乡土文学才能真正产生广大劳苦群众的文艺，他呼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写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1931年7月24日，他又发表了《再谈乡土文学》，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论述乡土文学。黄石辉的文艺主张是积极的，但却显得过于狭隘和片面，为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对，引起了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时间长达两年多，这就是著名的3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此次论争虽然偏向于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但它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从文化角度上对民族意识与地方色彩的强调，以一个极具现代性的思考，把乡土文学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方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乡土文学由此也构成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主体。赖和、杨逵、吴浊流、朱点人、王诗琅等人地乡土作品，代表了当时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由于历史原因而导致了乡土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失语状态，不仅创作数量上大为减少，而且有些已经有所成就的作家放弃了乡土文学的写作，这种现象几乎持续到60年代。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50年代“文学”的流行，60年代现代派文学成为主流文学等等，乡土文学因而受到限制。但是，乡土文学确实是“压不扁的玫瑰花”，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数量骤减，但仍然有人在为台湾的乡土文学默默耕耘着。这一时期的重要乡土作家钟理和写出了长篇《笠山农场》；吴浊流完成了长篇《亚细亚的孤儿》；钟肇政创作了《浊流三部曲》等，这些作品都是视野开阔、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浓郁的乡土风味的成功之作。

60年代，现代派文学成为台湾文学主流，乡土文学在这一时期处于潜伏之态。然而新的乡土作家也在悄悄中成长，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王拓等新一代作家以其独特的笔法引人瞩目，构成了一个数量极为可观的乡土作家群，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新高潮。他们的创作不仅表现了乡土文学的发展潜力，又透露出乡土文学从题材内容到叙述视角、艺术形式的悄悄的变化，为以后的乡土文学走向艺术的较高层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70年代乡土文学的崛起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70年代的台湾，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的动荡，民族回归取代西化成为社会主潮，乡土文学对此立刻作出积极的反应，迎来了自己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以其时代特殊性牵涉到台湾社会的众多层面，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最终于1977―1978年引发了一场乡土文学论战。这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心理、两种文学主张的一次总交锋，已经蕴育潜伏多年。它首先表现为“官方”对“在野”的围剿，譬如将乡土文学说成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乡土作家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以便将乡土文学纳入“赤化”的文学予以剿灭；其次，它表现为坚持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继承“五四”传统，发展现实主义还是逃避现实、极端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念的对峙；再次，它表现为追随西方文化和坚持民族文化立场的大搏斗。论战最终以乡土派的胜利而结束，而这次论战也对乡土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它无疑把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传统接续起来，是台湾新文学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台湾乡土文学在论战中得到复兴和发展，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使得60年代曾默默无闻的乡土文学取代现代派文学而一跃成为台湾文学主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70年代的这场论战，“是台湾新文学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学回归运动。这一回归，既是作家意识的觉醒，更是民族意识、社会意识的觉醒。”70年代活跃的乡土作家主要有陈映真、黄春明、王拓、王祯和、李乔等，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小说，产生较大影响。如陈映真的《将军族》、《华盛顿大楼》；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我爱玛莉》；王拓的《金水婶》、《望君早归》；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李乔的《寒夜三部曲》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拥抱大地，回归传统，关怀现实生活，关注乡土小人物的命运，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乡土文学代表着台湾文学健康的发展方向。”

80年代以后，台湾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和社会结构关系的多元复杂化，使乡土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正是沿着70年代那场论战提出的一系列文学问题的思考，而呈现出多元和分流趋向。从总体上来说，乡土文学从主流地位退出，与其它诸如政治文学、新女性文学、新生代文学等文学现

象一样，共同组成了台湾世纪末文学多元发展的格局；而从作家构成来看，纯粹坚持只写乡土人生的作家已不多见，作家们愿意跨越多种体裁，尝试多样艺术风格。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一些乡土文学加大了“文化”的分量，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或可直接领略中国文化的深厚与优秀，或可体味到乡野人生中仍然存在的文化冲突，或可明白作家运用现代精神去评判传统的陈规陋习的用心。肖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无论在主题、内容、形象、叙事风格、文字运用上都体现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因而获得较高的声誉。

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台湾乡土文学呈现出与大陆乡土文学有所不同的发展和困惑，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台湾乡土文学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它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由于局部地区的特殊际遇而形成的一个有特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母体的乡土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又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可以说，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二、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文学视界中的文化意蕴

台湾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其乡土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学问题。从台湾社会思潮史角度看，乡土文学的社会文化等内涵同样十分丰富，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台湾乡土文学所隐喻的意蕴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个普通文学思潮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较长时间与大陆母体的隔离，台湾乡土文学又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系统中有着比较特殊的文化风貌。一方面，台湾乡土文学和大陆乡土文学共同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二者拥有同一文化传统。尽管海峡的风浪阻隔了两岸人民携手共进，却无意中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自发展的机遇。台湾乡土文学的现实关怀，与大陆乡土文学的文化关怀，形态各异，却又相互补充。作为对“中华传统人文关怀”的承袭，20世纪海峡两岸的文学既面临着共同的坎坷命运与历史境遇，又有着迥异的社会背景，然而两者的“乡土”精神，也由此从不同的侧面得以相互补充，戏剧性地构成了“大中国文学”和合的时空。另一方面，台湾在20世纪又经历了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形成了自己某些衍生于母体的特殊景观及进程。因此，对于中国文学视界中的台湾乡土文学，我们应该运用“和合”的文化立场，“在多元共存、相互沟通的精神下，从客观的文学现实出发，探询不同背景下中国文学的歧变，以期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有更全面的把握和更丰富的积累。”

20世纪以来，台湾就一直陷于不同的文化冲突之中，台湾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一直面临着有关汉民族文化包容下的本土文化与外来各种文化孰优孰劣的思考与选择。而台湾乡土文学作为对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最敏感的反映者，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一块乡土上文化的多元性以及相互的冲突与交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故园、重视人伦、与自然保持一体、与体力劳动紧密相连的种种特性，在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的笔下有着鲜明的表现。他们或坚持民族文化的立场，尊崇乡土观念，赞赏笔下人物的草根性和传统性，倾情于一种传统的理想主义指引下的人生，以表达向传统的祭拜和回归；或不遗余力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感异常强烈。与此同时，6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入侵，对传统文化体系冲击甚大，台湾的乡土文学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相互渗透又杂然并存的局面，含有原始色彩的传统文化逐渐抵御不了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本土文化制约下的特有的人生型范被击碎。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在描绘多种文化因素杂然并存的人生风景的时候，所面临的往往是现代文明与人性冲突造成的对价值标准的两难选择。

多种文化杂然并存的现象，打破了台湾乡村平静古朴的生活，传统的人情人性受到挑战，连处于原始文化形态中的山地民族的生活、道德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们不仅部分地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放弃了人生的自由形态，而且由于都市文明的渗透，许多人出现了道德、人性堕落的状况。面对这一文化失范的局面，台湾乡土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乡愁”情结。这种文化失范，既是“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曾表现过的重要内容，也是台湾6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和大陆新时期的文学再次表现的重要内容。这几种文学都产生于新旧文化、东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作家面对着两种现实：一种是古旧的、传统的但不乏仁义、淳朴、人情、道德气质的现实，一种是崭新的、竞争的、开放的但充满唯利唯实观念的、轻慢情感、道德沉沦、人性堕落的现实。作家的理性可能倾向后一种现实，但情感却往往后顾，徘徊在前一种现实中不能自拔。他们一方面呼吁社会的进步和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又希望能避免“文明的代价”。这种对文明的困惑的心态，化作乡土文学中极其常见的对乡土情感的双重性：作为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联结的乡土作家，他们在现代文明对故土的侵袭中，痛悼故土风物的被破坏和传统人情、人性的毁灭，在描写中常用“乡下人”眼光和情感；但作为现代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城市文明的熏陶以后带有新人文主义的观念，又常用“城里人”的眼光去观照故土的那种古旧静态的生活和传统的国民心理。“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写过乡土小说的作家，都不能逃离这种情感的双重性。这种文化情感的双重性作为作家的主体投射到乡土小说之中后，往往使乡土小说焕发出更复杂的艺术魅力。”60年代以来的台湾乡土文学中，“乡愁”的味道渐渐浓郁起来，而且这味道的组成非常复杂。但总的看来，“乡愁”的抒发，总是与文化的失范和变更有关。其中最本色的“乡愁”表现为由于离乡背井而产生的“恋乡”、“怀乡”情绪；而“乡愁”更高的文化层次是表现作家对乡土社会失范的困惑和焦虑。

文化失范下的台湾乡土文学，文化已经构成强烈的生活冲突和心理冲突。如何化解这两种冲突，就成为70年代至80年代乡土文学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为了乡土文学的文化救赎使命，一方面在现代的意识之下重现人性的童真，将故园、故乡、自然、人性之童真，作为救赎的力量，使得这些具象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所指，表达出台湾乡土文学对人性和谐的向往与精神家园的回归。另一方面，他们竭力追求传统文化精神笼罩下的人生图景的再现，力求表现文化的原生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8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一样，对传统的寻根与回归，对初民生活和人性童真的追寻，都不过是中国社会对西方文明挑战的一种逆向性反应，是为了救赎社会道德的崩溃和沦丧。

乡土文学范文第6篇

李徽昭在其作品《退隐的乡土与迷茫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文学的乡土透视》中，从乡土意识、乡土省思和乡土穿越三个板块来深入剖析，并且围绕乡土的退隐与现代性迷茫两大主题而展开论述。实际上，这也是当下乡土文学所面临的两大困境。著作中依次选取了同一地域不同时代的三位作家，他们对乡土叙事的变迁清晰地展现了乡土写作意识的流变。事实上，任何一个作家都以自身的视野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因此这就对乡土题材有着不同的姿态和规定。老一辈作家高晓声1950年代初登文坛，激起了乡土写作的一个浪潮，其笔下的陈奂生形象更是凝聚了农民的多重性格。出生于1960年代的作家韩东及1970年代末的新锐作家徐则臣给予乡土写作的式微。

作家们对乡村题材的捕捉和书写，充满了乡土人文的关怀。高晓声作品中的陈奂生人物形象带有某种典型性。从“漏斗户主”到进城及后来成为采购员再到出国一系列的角色转变，事实上寄托了高晓声对陈奂生形象从写实到理想的升华，也代表了他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以来创作思想的转变，即乡土人物的觉醒意识。

李徽昭在本部研究论著中另辟新路，提出了新的分析视野，他认识到乡土意识这个概念是揭秘乡土文学的一把钥匙。乡土意识一词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它包括了乡土情结、民族意识和精神家园意识等。本部论著对于高晓声作品的分析基点就在于乡土意识，这样可以把复杂的人物性格和历史的风云变迁关涉起来，从而挖掘深层的社会心理意识结构。很明显，在高晓声的作品中，由于他本人的多重身份（农民、知识分子和党员）的底层生活经验，也会不自觉地闯入作品中来，事实上是一种明显的自我意识的强烈表达。即倾注了乡土意识的高晓声让小说人物的自我意识从迷茫走向觉醒，这可以说是对那个时代缩影的恰当概括。但在后来的乡土写作中，乡土意识升入到了乡土省思，这类反观式写作展示了新的写作视角和思考方式。

乡土写作的作家大部分都带有离乡─返乡─再离乡的模式。丁帆曾说到乡土作家是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精神上进行二度体验时，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张力中找到新的视点。正如李徽昭所言，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意识内涵主要是脱离农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还乡。韩东在童年时候随父母亲下放到农村，后来的返城，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暂居者的身份。韩东的小说《扎根》以下放干部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寻求暂时生存之根，融入之根，可是却无法扎根，最终还是返回到了城里，这是一个文化悖论。另一作品《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主要讲述了生活在贫瘠县城下放户的三位孩子，他们各自怀揣梦想，多年之后，主人公命运各异，留下的是一个失落的记忆。同样在小说《知青变形记》里，来自城市的罗晓飞成了知青。生活在生产队的他接受了冒名顶人的命运，随后一次次努力想回城，但却未能实现，终于有了返城的机会，他却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纵观韩东的乡土写作历程，是冷静的隐退与克制，因为在这些被观察的乡村人物身上也有着一种投射。它同其他作家对于知青、下放到农村的视点不同，这种反差却使得寻根投射更加鲜明。他对乡土的写作是一种记忆与理解的重构，写作的姿态是站在乡土界外，他观念中的乡土是一种断裂，代表的是一个知青作家的省思与批判。

现代化的进程中，随之引发了人类存在的普遍焦虑，主体无处寻找心灵的栖息地。于是返乡情绪、怀旧情绪、精神港湾的寻找在现代人的心灵中逐渐萌生。与喧嚣、浮华的都市生活相比，田园式的乡村生活是理想的精神家园归宿地。在徐则臣的作品中，主人公成为一个理念符号体，是位孤独的游离者，漂泊在城乡中经历着不同的文化冲突。这种反叛和逃离的意义标志着新一代青年人从物质、精神在现代都市文明的融入，得到社会的认同，但是却失败了。

作家徐则臣的系列作品中隐含的部分主题是孤独的漂泊者，或者被称为京漂小说。主人公进入城市后的尴尬与失落，心灵上遭受的无奈不得不去追忆乡村中的人和事。他的散文随笔集《到世界去――都市重压下的心灵回归》、小说《夜火车》《午夜之门》和《跑步穿过中关村》。在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生活在北京的三位边缘人物敦煌、边红旗和王一丁，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靠贩卖盗版碟、办假证和经营小店为生。他们更没有北京户口，处处受到限制。原本打算干出一番事业，却发现面对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是京漂一族中的小分子。在小说《夜火车》中，主人公陈木年一直幻想着出行，现实生活中，在一系列事情的捉弄后改变了他的命运，最终踏上了逃亡的不归之路。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出走，是自我的放逐与逃离。可以说，在徐则臣作品中，乡土意象在隐退，乡土成为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意象。

作者在本部论著中重点阐明了徐则臣写作中渗透的哲学的思考和批判以及诸多意象的运用。他认为空间意象和人物意象是小说叙事的焦点，并且寄托了作家文学与理想的抒发。这在赵树理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写作中可以看出转换的端倪，不再注重于表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文化的书写，而是逐渐转移到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更是从浅层到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剖析，赋予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寓言。

作者在本部著作中说到，不管是上世纪的农民的迷失还是知识分子的迷茫，代表了一个时代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李顺达的“跟跟派”本性，那只是简单的盲目崇拜与逆来顺受而已。老陶一家五口人的扎根却未能扎根的疏离。作为知识分子陈木年的“漂泊”与“出走”。然而在现代性面前，普通人的社会心理结构早已变的复杂至极，不单单是对生活的迷茫，而是在精神存在状态上的孤独与迷惘。这是人类普遍悲剧，都市与乡村共同面对的命运。

在中国当下每一个乡村的角落，都似乎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城乡结合的发展势如破竹，交通枢纽延展到尽可能触及到的地方，强拆乱建有增无减，小村落已被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和封闭，不论是在江南一隅还是在西部山村。广大依赖于土地的农民早已离开了祖辈们生存的黄土地，更多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已渗入到各个大中型城市，加入到进城打工的队伍里，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但他们处于边缘的位置，扮演的是“底层形象”，需要得到身份共识和地位认同。

在消费语境下，消费式欲望推动着生产力，全民陷入商品拜物教式的泥淖，这对于乡土经验本身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和消解。反思现代文明与大自然之间的冲突淡化，隐藏了乡土的本真。乡土离我们而去，存在的仅是遥远的记忆，甚至乡土成为一种奢求。或许是我们出游时的农家乐体验，或许是我们在影视剧里的一次唏嘘体验，而这些行为已被商业、消费、娱乐所华丽包装。影视传媒业发展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乡村类题材的讲述，往往会走向两类对立面。一面是偏离乡土故事的讲述，在视角或内容上都属于另一个社会；相反地，另一面会紧扣乡土的现实，对人物和事件进行相当敏锐的、引人深思的观察。

在李徽昭的《退隐的乡土与迷茫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文学的透视》一书中，他巧妙地选取了不同时代的作家，这三位作家对于乡土的思考折射了当代乡土文学的流变截面，从觉醒到寻根与漂泊。同时又拓宽了研究乡土文学的视野，并且引发了我们对于乡土文学命运的思考。现在的很多人切身地感受到穷人会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这样一来，更多的群体处于中下收入，可是这些人支撑着中国的命脉。对于乡土、底层、大众、艰辛等词而言，新出现的网络热词草根、蚁族、房奴、丝等即是自我调侃又是身份表示。乡土文学与“底层文学”或“新左翼文学”的书写并行。然而，都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阻挡不了都市。都市与乡村这种矛盾与张力映照了在遭遇现代化语境下两个共存模式的对立。尽管在现代化语境下，一方面乡村与城镇的接轨，乡村正涅着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在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市对乡村的“暴力”压榨已势不可挡。随着社会的变迁，乡土的书写正在逐渐式微，但是对于乡土题材的书写，可能在多元语境下，与其他流派的写作相融合，但不会停止，因为它是我们生存的一个根。

乡土文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乡土文学民族性格启蒙视角新世纪

前言

新世纪启蒙主义文学新浪潮是在《羊的门》、《六道悲伤》、《受活》、《丑行或浪漫》等文学作品的推动下兴起的，这些作品是新世纪启蒙主义的代表作，站在启蒙的角度去对乡村的事情进行叙述，这些乡土文学的产生表现了作家们对于乡村社会现实的揭露，但是以启蒙的角度看乡村并不是唯一的主题，新世纪乡土文学作家的立场具有复杂性与多重性，表现出对于当前乡村现实情境的担忧。

新世纪乡土文学对于“国民性”的描写与批判

作为现代启蒙主义的代表作家，鲁迅致力于对于国民性的改造，他笔下的乡村是急需改造的区域，因为他们愚昧、落后、保守、无知，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部分乡村依旧存在这些问题，因而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国民性的描写与批判。

《亡灵的歌唱》是第二届“茅台杯”的年度大奖，全文以一个亡灵的角度来对于当下农村愚昧无知的行为进行揭露。为了不让别人绝后，这一看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对于拐卖妇女的行为全村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并且将帮助被拐妇女的军校生作为全村的公敌，他们极力维护这本就荒唐的婚姻，但是对于真挚的爱情却熟视无睹，最终导致“姐姐”受到父亲的虐待，而雷老末也落到自杀的地步，这是传统文化带来的野蛮与凶残，血淋淋的悲剧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死者的舅舅为了谋取部分优待，制造出死者见义勇为的假象，全村人非但不揭露这种恶行，还帮其隐瞒，广大的村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错误的存在，还自以为维护了公理与正义，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人类的道德传统、是非善恶、人伦秩序遭遇了颠覆性的打击。

在关仁山的《民风》中讲述的是一个在现实的逼迫下，人的心理逐渐被扭曲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刀郎父子十分痛恨腐败的村长，但是在现实的逼迫下，却答应娶了村长的傻女儿，最终在村长的帮助下，在村办里谋了个好差事，刀郎父子也由痛恨腐败分子的人逐步转变为了一个腐败分子，享受着腐败带来的喜悦。文章利用朴实的语言将那种特权阶级的霸道，农民阶级的懦弱与屈从表现得淋漓尽致，阶级对立成为了时展的主旋律，淳朴的民风已经不再，现实胜过了理想，在利益的诱惑下，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是农村人的国民性，这种国民性直接关系到农村的未来发展，这是农村发展的局限性，是由于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导造成的。

《妇女闲聊录》是林白的长篇小说，全文以一个农村妇女木珍的闲聊呈现出了一个时代的发展特征，王榨村是一个原生态的村落，这是古老而原始的村落，村民对于生老病死、情爱性事、家长里短早已麻木，麻木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延续，是较为原始的生活状态。同时与此相似的还有《科学笔记》中的“大哥”，大哥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农村青年，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获得发展，但是却遭遇了一次次的失败，但是在村民看来，大哥的这种失败就是村民的胜利，他们排斥新事物的产生，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依旧固守己见，顽固腐朽，这是时代的悲剧。

新世纪乡土文学对于乡村政治生活的描写

除了对于国民性进行描写与批判，对于乡村政治生活的描写也是新世纪乡土文学的重要部分，通过对于乡村政治生活的描写表现出乡村民主建设的艰难性。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中根深蒂固，其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一切以官为本，官命大于天，这种思想处于官僚阶层的辖制范围内，在贫民阶层中得到认可，这是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带来的后遗症，但是官本位文化的传播与人的本性也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认为官与权、利是一体的，因而造成了人们过于崇拜官，导致人性不断扭曲。在《羊的门》、《受活》、《歇马七日》等作品中都对于权力进行了描写，人们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被逐步奴化，逐步失去真我，人的性格不断扭曲与异化，对于权力的过分推崇会导致人性的迷失，因而在现今社会，民主监督是对于当权者进行约束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虽然农村的干部是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的，但是这种所谓民主选举的干部能够保障村民的切身利益吗？显然，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农村的选举也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并不可能保障真正的民主，在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对于一场权力的争夺作出了详细的描写，小说中的村庄，人们将权力奉为神明，认为得到了权力就会成为农民的代言人，这是一种愚昧的思想，在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民利是要靠自己保障的，而不是所谓的干部。除此之外，胡学文的《逆水而行》、曹征路的《豆选事件》、荆永鸣的《老家》等都对于农村选举进行了描写，但是在落后封建的农村中，没有人有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本该属于自己的民利在村民眼中就像是风中的落叶一般，毫无意义，某些小恩小惠都足以让这些农村人将自己宝贵的权利交予别人，这是对于自己也是对于别人的一种不负责任，而由村民自己选举出来的村干部能够保障村民的权利吗？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在落后的农村，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这是农村人的悲哀，也是时展的悲哀。

作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民主的实现有助于保障公民权利，公民权利的保障需要有健全的法律机制作为基础。众多的新世纪乡土文学作品通过对于农村政治的描写告诉我们，农村的贫穷是普遍存在的，在当前社会，必须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于其民主意识的培养，物质与精神上共同进步才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

新世纪乡土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新世纪乡土文学站在启蒙文学的角度，对于当前的乡村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发现黑暗的乡村现实，鄙陋的习俗以及愚昧无知的封建思想。乡村生活是具有复杂性的，受到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看待乡村生活的目光是较为单一的。

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阶级立场上的革命叙事取代了知识分子的启蒙叙事，这是由于中国农民成为了革命的重要力量而造成的。20世纪40年代，农民与知识分子身份互换，知识分子成为了需要改造的对象，而农民则成为了被仰视的对象。农村题材小说代替了乡土文学，乡村视野的革命性成为了农村发展的特征。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注重对于农民优点的描写，但是农民思想上的隐患以及农村的落后则被隐藏起来了，乡村生活的复杂性逐步呈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中国的乡土社会也发生巨大的改变，贾平凹在他的《秦腔・后记》中对于当时的乡土社会作出了一个描述，当时的农村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那些旧的东西被人们所抛弃，但是新的东西却迟迟没有到来，即使来了，农民们也无法把握，农民们找不到前进的方向，感到无所适从，离开了那片熟悉的土地，在新的发展时期，农村人的生活依旧是难过的。这是对于当代农村的现实的写照。因而当前的新世纪乡土文学作家对于乡村生活具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在对农民精神疾患进行批判，进行国民性传统的改造，但是在这种批判的同时又对于乡村生活表现出无限的同情，这就是新世纪乡土文学与启蒙叙事的不同之处。

结语

作为我们重要的文学遗产，必须对启蒙主义继承，但是在继承启蒙主义的同时，我们还要对其进行完善与发展。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兴起是当代文学的重大发展，其发展必将推动当代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志孝.启蒙视角下的新世纪乡土文学[J].当代文坛，2013，3.

[2]孟繁华.乡土文学传统的当代变迁――“农村题材”转向“新乡土文学”之后[J].文艺研究，2009，（10）.

[3]刘海军.论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碎片化叙事[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1）.

乡土文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文学泛娱乐化；乡土文学；必然联系

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出现了泛娱乐化的现象，现如今的诸多文学作品都是在网络上进行传播，网络文学已经逐渐开始占据文学发展的主流地位，而随着文学泛娱乐化的出现，对传统的文学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冲击，尤其是对乡土文学的冲击最为严重。在网络文学不断发展的今天，乡土文学已经逐渐出现了衰微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文学泛娱乐化与乡土文学衰微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微妙感。

1 文学泛娱乐化的现象及发展

文学泛娱乐化，最初是从网络文学开始的，起因是刚刚以子公司形式独立运营的腾讯文学宣布，将开展一系列“泛娱乐”文化产品的开发。所谓“泛娱乐”的文化产品，就是指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游戏等。时下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文化产品越来越多，而伴随着网络文学付费阅读产业链的初步形成，继盛大之后，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也都相继冲了进来。网络文学发展十余年，网络文学作家的高收入早已不再单纯依靠小说本身，小说背后的产业链开发才是网络文学发展的关键。无论是把小说改编成游戏，还是改编为影视作品，抑或进行其他同名文化产品的创作，网络文学跨界深度合作后的市场，无疑是其更为强劲的增长点。

2 乡土文学衰微分析

乡土文学的进程，其实伴随着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它的第一个意义是记录；另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揭示、反思，以及深层的文化思考。乡土看似描写乡村，其实它的身上，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

然而，目前写乡土的作家越来越少，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期后，乡土文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进入衰微状态。近年来，乡土文学呈现出严重的叙述取代描写的趋向，乡村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情正渐次从乡土文学里退隐。

3 文学泛娱乐化与乡土文学衰微之间的必然联系

从古烁今，文学的发展趋势就在不断的变化，而在当今的文学发展态势中，从最初的青春文学，到如今的浪漫主义文学，其中都散发这泛娱乐化的气息。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展，网络文学的潜在应用价值被不断挖掘，目前娱乐市场中，大量的电视剧和游戏都由网络文学改编而来，网络文学的强大读者群，造就了如今的电视剧业和游戏产业的再一次辉煌。随着文学泛娱乐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在当今的文坛中，娱乐化的发展态势愈加明显。

而随着文学泛娱乐化现象的出现，使得大量的严肃文学以及大众文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其中影响最为严重的要属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尤为繁盛，在乡土文学作品中，详尽描述了乡土人文气息以及自然风光，在阅读乡土文学作品时，往往会给人以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而在城市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乡村气息逐渐衰落，乡土文学作家无法接触到乡村和大自然，所创作的作品无法与读者形成共鸣，这样的文学作品失去了本身的淳朴。同时，在现今的社会中，快餐文化开始出现，人们无法花费时间去了解乡村生活，自然对于乡土气息浓郁的作品无法深入的了解，这就造成了乡土文学作品市场的衰糜。但是造成乡土文学逐渐衰微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作家对现实的把控能力不足，在思想上无法做到独立，在文学性上缺乏钻研，这是乡土文学出现衰微的最根本原因，而文学的泛娱乐化是加快了乡土文学衰微的速度，其不可以说影响不深，但是也不可以说是没有影响，而正确的说法可以归结为乡土文学的衰微与文学泛娱乐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4 应对文学泛娱乐化的对策

乡土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应该得到有效的延续和继承，而要想使得乡土文学得到发展，就需要对文学的泛娱乐化现象进行有效的治理。文学泛娱乐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乡土文学的创作风格出现了改变，这种娱乐化使得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更加的风趣，其中生活气息较为浓重，而在娱乐化发展的同时，由于把控力度的不足，使得泛娱乐化现象开始出现，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内容也出现了质的变化。文学泛娱乐化使得乡土文学作品由通俗走向了庸俗，这是文学娱乐化的败笔。

乡土文学要能够对社会生活形成一种反映，而这种反应可以通过娱乐化来表现，但是其根源必须还是立足于实际生活。而文学泛娱乐化使得乡土文学的社会性降低，严重偏离了社会生活，乡土文学内涵也变得庸俗不堪。要想改变这种现象，就要对乡土文学泛娱乐化的症结进行有效的分析，从中找出关键的问题，采取有效的对策来对文学泛娱乐化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其恢复到原有的文学发展态势。

当然，乡土文学可以通过娱乐功能带动其他功能发挥作用。优秀的乡土文学并不回避、削弱文学的娱乐性，而是通过发挥娱乐功能，更加有效地实现乡土文学的认识、教育等功能。因此，文学娱乐性的正常发挥与“娱乐至死”的文化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乡土文学必须从社会的进步发展中获得自身进步发展的热情和动力，也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回归乡土文学自身，充分实现文学推动社会进步、改造世道人心的功能，实现乡土文学的审美理想。实际上，这也正是乡土文学破解“娱乐至死”、防止娱乐化倾向的正确途径。

结束语

总而言之，乡土文学衰微与文学泛娱乐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文学泛娱乐化直接造成了乡土文学的衰微，而要想改变这种现象，就要求采取有效的措施对文学泛娱乐化进行改进，端正文学的娱乐化功能，同时乡土文学也要在立足社会生活背景的基础上，恰到好处的利用娱乐功能改变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段，增加乡土文学的娱乐气息，从而推动乡土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权雅宁.论新时期文学的世俗化审美追求[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李春青.在消费文化面前文艺学何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3]贺仲明.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5）.

乡土文学范文第9篇

20世纪30年代前期左翼文学发展强大之时，正是鲁迅先生给沙汀、艾芜那封在新文学历史上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时，它从审美取向和文学发生学意义上，开启了四川乡土文学的先河，成为四川乡土文学发展史上一份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并在近80年四代乡土作家群的艺术实践和薪火相传之中，逐渐地形成一种类似“集体无意识”式的精神传统。

第一、二代四川乡土文学大家及其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其杰出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李人和他的代表作《死水微澜》的艺术价值和美学意义还是被现行的文学史低估了。以李人、沙汀为代表的四川现代乡土小说，在对地方性知识的艺术建构上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他们的小说世界中，鸦片、茶馆、滑竿、袍哥、壮丁、生人妻、“吃讲茶”等一批经典的文学符号，早就不仅是所谓乡风民俗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代码了，它们作为文化代码和文学意象已经在接受者的阅读实践中历史地产生出一种形象的“地方性知识”――也就是关于旧社会四川黑暗的乡村经验的历史知识。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包含了乡土四川深刻尖锐的历史问题和农民阶级根本性的生存困境，从而也就为乡土四川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种美学和知识的参照系，其生动形象的认知意义实在不可低估。从知识与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上来说，乡村的思想/信仰正是以乡村的经验/知识为生长土壤和生存背景的。知识是经验走向信仰的重要桥梁，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所以，乡土文学的“地方性知识”，不但事关乡村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而且也事关乡村的心灵和精神，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新农村建设无疑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乡村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肯定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古典的乡村也势必发生历史性的衰败（事实上，这样的衰败已经出现了），这就意味着乡村的体制变革和制度安排必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充满矛盾和生机的历史过程。有时候，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对于个体的乡村和农民来说，可能意味着沉重的苦难、艰辛的挣扎、悲凉的呼唤和含泪的仰望，这正是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较为残酷的一面。当然，它的另一面又意味着憧憬、希望、机遇和世俗幸福的可能性。更进一步说，在乡村现代化的历史转型期，乡村经历的贫困实际上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传统的乡村文化渐渐凋零溃败了，跟随资本扩张而来的消费主义文化大浪一样涌进荒芜的乡村，激荡起乡村被长久压抑的物质欲望。可是，乡村收入的增长，短期内不可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其过多的欲望。于是，现实经验与生活想像之间的落差将成为乡村普遍的心灵症候。在此情境中，如何重建乡村的精神和文化，重建一种乡村生活的意义体系和价值系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文化使命。而“地方性知识”对于重建乡村的文化家园和生活意义，就成为一种植根本土经验的文化依据，成为乡村文化重建的知识参照系，可以保障其有效性和方向性。

与第一代四川乡土文学相比较，当代四川乡土文学作家对于“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和表达就要匮乏得多。他们对地方性经验与知识的审美观照，更多地还局限在对四川地方方言和一些乡俗场景的书写之上。在“地方性知识”的建构方面，我认为傅恒的乡土小说倒提供了极具文化意味的艺术经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的中篇《么姑镇》就相当敏锐地捕捉和表现了乡村社会变革中的身份意识问题。在小说描述的川南乡村社会中，镇上人通常看不起乡下人，而县城人更看不起镇上人，此风张狂之时，乡与镇之间的通婚竟也不能实现。这样的地方性歧视，已经不单是所谓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了，而且还是乡与镇之间、镇与县之间、县与城之间因其经济文化的现实落差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偏好和价值取向。在这种多少有些狭隘可笑的地方性歧视背后，却凸显出四川乡村社会中因地缘等级不同造成的相当严重的身份差异。这是四川乡村社会中较为流行的一种微观的身份文化，自然它也是一种极具文化意味的“地方性知识”。这样的“知识”，呈现出一种独到的文化视角，也给人们考量四川乡村问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切入点，直到现在依然有效。

今天，我们谈论乡土文学建构地方性知识时，语境问题是无法规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换句话说，乡土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中，如何才能建构起有效的“地方性知识”？只有从全球性的文化角度和视界回望和书写乡土的地域经验和故事，文学才可能使本土的“四川经验”上升为“人类经验”，使地方性经验/知识获得普遍性的文化意义。所谓全球性文化视界，通俗些说就是要有一种从外面看里面的文化眼光，而不只是从里面看里面的短浅目光，要从精神气质和审美意识上摆脱和摒弃狭隘的“盆地意识”。从外面看里面，意味着作家与乡土经验拉开了审美距离，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种超越性的历史意识和反思意识，就可能洞幽烛微地发现本土乡村经验中原本被遮蔽着的历史文化意蕴，从而使文学的“地方性知识”建构在深厚的历史基石上。李人、沙汀、艾芜为何写出了至今还无法被后来者超越的名篇巨构？这同他们走出四川后，再走回来，用另一种文化眼光来观看和书写故土的人物和物象，从而艺术地提升了地域经验是完全分不开的。相比之下，当下势头正健的四川乡土作家，许多人来自乡村，出身于农民，其优势无须多赘，其劣势便是少了上述大师们那种出川、出国、游学、游历的人生阅历和文化资源。积累生存经验，提升历史眼光，拓宽文化视界，也许就是四川乡土文学作家的当务之急。

乡土文学范文第10篇

纵观上述大陆钟肇政研究，都是把他放到乡土文学的范畴来考察，从其热爱家乡推演为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表现为见猎心喜、急功近利的研究心态，比如武治纯说:《台湾人三部曲》“不仅是台湾同胞的，也是全国同胞的一部爱国主义的好教材。祖国大陆的广大读者在喜读钟肇政先生的‘大河小说’———《台湾人三部曲》的时候，远离故乡的老台胞，可以倍感亲切地缅怀在台湾的那些峥嵘岁月和战友的往事;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胞青年，也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和继承父辈为保卫和谋求台湾人民及全国人民幸福而奋斗的薪火;其他各省、区的同胞更将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可以从而了解和学习台湾骨肉兄弟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①这种与现实利益紧密联系的心态，赋于文学过于沉重的使命。倒是《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发表的曹亚男《钟肇政与客家文化认同———以〈沉沦〉为重点的考察》，从民俗学的视角进入钟肇政文本，显示些许新意。从文学、政治学向民俗学、人类学转向，是今后大陆钟肇政研究的方向。在台湾，威权时代是不允许“台湾文学”这一提法的，笔者能找到的文学史版本中最早将钟肇政入史的是周锦著的《中国新文学史》，该书对钟肇政的评介不多也不太高，不过这在威权时代对作家显然具有规训的作用;其论调与大陆版一致:“他的作品，充盈着台湾的乡土气息，记载了伟大民族艰苦奋斗的光荣史事，歌颂着民族和祖先恩泽。……他深爱国家，创作了顺畅流利的国语的文学。他的小说，处处表现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乡土的一份深厚情感。”②“解严”后，钟肇政研究日渐兴盛。目前尚无博士论文，而自1993年起相关的硕士生论文已有28篇③，其中《台湾人三部曲》、《鲁冰花》、《插天山之歌》、《怒涛》和《绿色大地》等钟肇政单部长篇小说被列为专文研究对象，另有《大坝》、《大圳》和《八角塔下》等三部分别与台湾其他作家小说合并研究，而短篇小说未见专文论述;“解严”后台湾多元主体社会的面貌在此得到充分反映。学术论著有:1999年11月6日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主办“福尔摩沙的文豪———钟肇政文学会议”并出版相关论文集，黄秋芳《钟肇政的台湾塑像》(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钱鸿钧《战后台湾文学之窗———钟肇政六百万字书简研究》(文英堂出版社，2002年)和《台湾文学的万里长城———钟肇政六百万字书简研究》(文英堂出版社，2005年)，陈万益主编《八十大寿纪念文集大河之歌———钟肇政文学国际会议研讨会论文集》(桃园县文化局，2004年)，杨和颖主编《钟肇政的文学影像之旅》(桃园县文化局，2005年)，彭瑞金《钟肇政文学评传》(春晖出版社，2009年)，彭瑞金主编《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钟肇政》(台湾文学馆，2011年)。2004年，《钟肇政全集》38卷出齐。

“解严”后，钟肇政投身到社会活动中，身价日涨，1990年就任“台湾笔会”第三任会长，同年任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创会理事长;1992年获“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第五届客家台湾文化奖;1994年任宝岛客家电台荣誉台长;1996年任“国家文艺基金会”理事;1998年3月任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董事长，9月任平埔族学会筹委会名誉主委;1999年获“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文学台湾基金会台湾文学奖、真理大学台湾文学家牛津奖;2001年接受台中文化学院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获“中国文艺协会特别贡献奖”;2007年获客家委员会授予的客家贡献奖;2012年获嘉义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作家身价此起彼落，背后的推手是时代语境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率先进行台湾文学研究，接二连三地推出各种版本的台湾文学史，让台湾地区文学界及其教学、研究机构自叹弗如。不过，文学无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从大陆发表关于钟肇政研究的论文看，钟肇政是充满抗日英雄情结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台湾，“解严”后人们对钟肇政的小说进行重新解读，试图剥离开钟肇政文本中固有的中华文化认同，叶石涛、彭瑞金、钱鸿钧等右翼本土论者的评论文章，尤其是钱鸿钧的系列论文如《〈插天山之歌〉与台湾灵魂的工程师》、《〈怒涛〉论———日本精神之死与纯洁》、《〈战火〉论———日本精神与塞达卡精神》等相继出炉，钟肇政被形塑为文学和鼓吹殖民现代性的领军人物。有人调侃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中的男主人公“要回来做一些抗日的工作，结果什么都没做，跑到山里面，就把山里面一个女孩子肚子弄大了”。钟肇政以“后见之明”紧随着说:“这部作品写的就是这样简单的故事，事实上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就是‘逃’，当然表面上逃，日本人要来抓他，确实有几位朋友告诉我，你在写什么日本人抓男主角，不是吧!是写要抓你吧!把我内心的话点出来了。确实的，就是写我内心里面在挣扎，要怎么逃?怎么逃?逃过的警备总部的毒手?这是那样的心态下经营出来的作品。”①他顺水推舟地加以发挥，说当时他被台湾“立法院”列为三巨头之一，心里无比的恐慌，所以赶写了《插天山之歌》发表在《中央日报》。“我觉得我的作品在党报这样发表，可能党在肯定我吧!那么你们这些警备总部不会比党更大，总不会抓我、不会恐吓我。果然，我想的好像没错的样子，我就从来没有被叫去问话。”②在洪流的裹挟下，钟肇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台湾乡土派的右翼发展成本土派，最后又蜕变成派，因此被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者所抛弃。大陆原本以乡土派为正统来描述台湾文学发展脉络，钟肇政由此被“捧红”;语境变了，钟肇政也因此被“棒杀”。

1982年3月，借陈若曦返台之机，台湾乡土派南北作家在高雄举行一次会议，试图弥合彼此间的缝隙。充当这次会议召集人的，除陈若曦外，另一个就是钟肇政。被公推担此重任，说明钟肇政是个比较没有南北偏颇的作家。台湾乡土派作家的分裂由来已久。1977年5月，叶石涛在《夏潮》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陈映真就针锋相对地在1977年6月的《台湾文艺》革新版第二期上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由此拉开南北作家分裂的序幕。1981年10月，在第二届“巫永福评论奖”评审会上，陈映真力推詹宏志，叶石涛则举荐彭瑞金，南北之争表面化、白热化。道不同不相与谋，1982年的聚会是一次徒劳的努力，南北作家由此分道扬镳。其实，在1977－1978年乡土文学论争中，尤其在中后期的胶着激烈的阶段，乡土派作家也曾协同战斗过，他们凝结成“想像的共同体”，共御外敌。钟肇政并没有热心参与这场论战，不过，他提出“风土文学”这一新概念:“‘乡土’不只是乡下的、泥土的，也可以包括水泥的、钢筋的———它们都不出‘生命’的辐射范围。在这样的范围内，撷取生命的真实(或云真实的生命)，这应是乡土文学成长的艺术胚胎了”①;“我认为‘乡土文学’如果要严格的赋予定义，我想是不可能的，没有所谓‘乡土文学’。用一种比较广泛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乡土的，没有一件文学作品可以离开乡土，我看到的许多中外的文学作品，百分之九十九还是有它的乡土味。或者，我不如说，那是一种风土。……‘乡土’，人人的眼光都放在那个‘乡’，说那是乡下的、很土的，这种说法我是不能赞同的。那么‘风土’呢?你在都市里头也可以有一种风土，不管你说你的作品是什么世界路线的，但也离不开风土。”②钟肇政这一简短的论述，扩大了周作人、鲁迅所倡导的“乡土文学”概念的外延，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这段论述中，也见出钟肇政具有虚怀若谷的胸怀，不以某种预设的立场和观念来束缚自己，标榜自己。钟肇政自学成才，其创作风格与学院派夏济安麾下的现代派迥异其趣，大多是写实的、乡土的，而不是为知识人的精神私史作传③。但是钟肇政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纳其优长，创作出《溢洪道》、《中元的构图》、《大机里灵潭》等小说，运用意识流手法，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其如椽巨笔的异彩。钟肇政还敢于向新领域拓荒，比如原住民书写和生态写作，早在1978年，他就发表了台湾生态文学的滥觞之作《白翎鸶之歌》。钟肇政乐于为人作嫁衣裳。1957年4月23日至1958年9月发起编印《文友通讯》共16次，为困顿中的台籍作家鼓劲，为钟理和的稿件寻找出路;1964年始协助吴浊流编辑《台湾文艺》;1965年为纪念台湾光复20周年，独自编辑《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10册(文坛社)和《台湾省青年文学丛书》10册(幼狮书店);1976年毅然接过吴浊流的棒，独力编辑《台湾文艺》;1978年8月至1980年2月任《民众日报》副刊室主任兼副刊主编……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钟肇政兢兢业业，以发现、培养青年作家为职志，很多作家都是在他的鼓励鞭策下写出一部部作品，因此得到很多人的尊崇。张良泽说:“上帝造人，钟肇政再造张良泽”;宋泽莱在台湾文坛上高叫“谁怕宋泽莱”到处挑衅，对钟肇政却毕恭毕敬:“在这个文坛上，有两个人我是不会对他们说半句闲话的，一个是陈映真，一个是钟肇政，他们是我文坛上的母亲，对我恩惠有加，我不会批评他们，否则宋泽莱就不是宋泽莱”④;东方白则誉之为“台湾文学之母”。开放的文学观念，丰沛的创作成果和卓著的编辑实践，堆积成钟肇政在台湾文坛的巨峰，作为战后第一代本土作家，他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抹杀的。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中言之凿凿地说:“在文学史上，他(钟肇政)的地位稳如磐石。”⑤

大陆版台湾文学史，在充分肯定钟肇政大河小说所塑造的抗日英雄形象和所弘扬的民族精神的同时，对其逐渐抬头的“”意识有所警惕，如刘登翰等人主编《台湾文学史》钟肇政专节末尾写道:“文学演变的过程一再提示，一个作家获得相当成就与影响之后，可以超越自己，取得新的成功，可以止步不前，处于强弩之末;也可以走向反面，在自己身上抹黑。历史的发展，将继续为作家作出新的判断”①;古继堂则说得更为直白:“钟肇政是台湾文坛的前辈作家，他在创作中展示出的思想和心理状况一直是比较强健的，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势力的影响下，他却发生了某种政治转向，附和‘’的观点和言论。从而导致了其人生和创作上的否定，酿成一出悲剧，非常令人惋惜。我们期待他再次地民族觉醒和认同。”②这些都试图运用“文学史的权力”，发挥其“规训与惩罚”的作用。然而，事实证明，这是无济于事的，“在‘大陆武力’与‘大陆吞并台湾论’的宣传下，岛内的‘中国’概念与‘中国意识’逐渐被严重‘污名化’，进而让‘中国意识’在台湾岛内逐渐消失，代表‘中国意识’的祖国意识在今天的台湾已淡化，‘台湾意识’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③。两岸各说各话，因而对乡土派作家的研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落差。大陆某些学者为了凸显钟肇政的“民族意识”和“祖国情怀”，有意或无意地误读钟肇政的小说，如:“《浊流》描写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推行‘皇民化运动’，陆志龙在那‘皇民化’的浊流之中，默默接受‘帝国臣民’的头衔，喝了一口又一口的混浊之水。他迷惘，但却不是坏死;他彷徨，但不投靠;他随波逐流，但不认贼作父。例如他爱上了日本军官的妻子谷清子，两人拥抱接吻，到了失去主宰，将要发生性关系的时刻，突然打住。决不混淆中国人和日本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这条根本的界限，因为两者是不可能结合的。”④这段论述可能是把这个情节与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里男主人公胡太明爱上日籍女教师内藤久子却因文化差异而自卑自秽的情节混淆起来，从而落入中国式的思维陷阱:“由于‘性’与个体的快乐和幸福密切相关，而中国传统却剥夺了它的个人性，把它纳入一个设计得十分缜密的理想体系里，只有在与种族兴亡、国家安危密切相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公开和正式的谈论。”⑤这段论述首先是对文本进行歪曲。查《浊流》相关情节，是这样描写的:是夜，陆志龙与谷清子单独在一起，突然空袭警报大作，吓坏了的谷清子情不自禁地投到陆志龙的怀里，两人自然而然地缠绵起来，当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警报解除了，陆志龙恢复了理智，放开了谷清子，然而随即后悔了，“我真不晓得临到紧要关头，竟然这样地退缩了一步是该或不该，是幸或不幸。不能否认，我的行动使我有某种控制了自己后的纯洁的感觉，它满足了我的自尊心———也许那只是无谓的虚荣心吧，然而在失去一个大好机会的懊悔感之前，它却显得那么渺小而微不足道。我真有些不晓得怎么处身才好。”⑥其次，把谷清子等同于侵略者也是一种谬论。谷清子原是日本本岛一位美丽的小学教师，和一个同事相亲相爱，战争爆发后，男教师接到召集令状出征，不到半年就战死了。两年后，一个返乡度假的大学生爱上了她，使她如枯井之心再起波澜，笑容重现在她脸上。他们预定他一毕业就结婚，可是正在筹备婚礼时他竟又被征兵了，在被遣往南洋的途中沉船而死。从此，她认命，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命运的掌握，也认为她不能再爱任何人，爱了人就会使这个人发生不幸，因此决心终生不嫁。可是，那时日本人丁严重匮乏，大家认为早婚，多育多产也就是报国之道。于是她连这么一个可怜的决心都不能贯彻了，否则将挨人们的白眼，职位也可能不保。刚好有人来提亲，于是她只身远嫁到台湾来，到陌生的地方，投向一个陌生人的怀抱，一了百了。她不再爱任何人，也不敢爱，或许正因为她对丈夫没有一点爱情，所以他出征快两年了一直安好无恙。“她常常想，如果她在那短暂的结婚生活期间对他萌生了爱，那么他一定不可能活下去的，不是他就是她，必定一个人遭遇不幸。这就是她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了。”因此，面对陆志龙炽热的爱，她把感情封冻起来，决不让它泛滥。惨痛的婚姻生活，使谷清子变成日本的“祥林嫂”，自认是克夫的“扫帚星”。最后，她被校长当成礼物送给州视学，因怀孕而自杀。这个人物形象增添了《浊流》的思想深度，使小说对战争、对军国主义罪恶的控诉入木三分。把她同侵略者划等号，十足的荒谬。再次，随意拔高男主人公的思想境界。小说中陆志龙时年十九，尚未历经人生的淬火，其思想是极其不稳定、不成熟的，小说中只是描写其爱国思想和民族情怀的萌芽;而他同谷清子的恋情更与此毫无相关。由此可以见出，做台湾文学研究，由于时空等诸多因素的阻隔，如果再戴着“有色眼镜”作浮光掠影似的浏览，所作的评论将离真相不能以道里计。尹雪曼就曾愤激地说:“今年(一九九六)四月廿二日，南京社科院的陈辽先生，应邀来台访问。送了一本他主编的《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给我。当我翻到介绍我的那条条文时，十分惊讶撰文者张鹰先生对我的评语。他说:尹雪曼‘对台湾乡土文学始终持否定态度，并且发表文章诅咒乡土文学。’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当时，我即向陈辽先生提出抗议，请他务必更正;并说明我根本没有写过反对乡土文学的文章，更不用说‘诅咒’了。如果张鹰先生看到过我所写，或‘诅咒’乡土文学的文章，盼他说明在哪儿什么报刊何时刊载?如果张先生说不出来，请他主动承认错误并道歉!人，不能信口开河;文人尤其不能乱开荒腔!当时，陈辽先生没有说什么，现在，我要重复我的抗议!”①短短一段话，尹雪曼连用三个感叹号，可见其愤懑之极。假设钟肇政看到前引的评述，可能也将提出抗议。

钟肇政鼓吹乃至殖民现代化的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怒涛》。这部小说使钟肇政在蓝绿的政治版图上一下子翻转了颜色。小说发表后，“文学宗师”叶石涛②十分兴奋，写下《接续“祖国”脐带后所目睹怪现状———台湾人的谴责小说〈怒涛〉》(《自立晚报》1993年3月5日)，欢迎钟肇政归队，彭瑞金写下《值得仔细聆听的愤怒声音》(《民众日报》1994年12月26日)，陈万益写下《谁会料想三月会作洪水———二二八小说〈怒涛〉与〈反骨〉合论》(《于无声处听惊雷》，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第103页)等等。目前，台湾地区已有两篇硕士论文以此为题，即董砡娟的《钟肇政小说中反殖民意识之研究———以〈台湾人三部曲〉、〈怒涛〉为例》(台东大学教育研究所，2007年)和刘玉慧的《历史记忆与伤痕的书写———钟肇政〈怒涛〉研究》(中兴大学文学院台湾文学研究所，2010年)。大陆学者朱双一则通过史料钩沉、文本细读和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等多个维度，对《怒涛》崇日仇华思想予以严厉的批判。③更重要的是，在台湾地区，有一股“文学”势力，趁机给钟肇政染色，从意识形态出发，对他以前的小说进行重新解读，从蛛丝马迹中寻找出“绿”色素，加以渲染烘托，把他染成一个一登文坛就是“绿”色的人物。事实上，钟肇政小说大部分写于“解严”之前，无法写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作品，当下的论者不得不乞灵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这些解读大多是不靠谱的，因为这些小说当时并没有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旧作重提，生拉硬扯，都是为营造当下的话语场域服务。哲学家DavidCarr早已指出这种“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害处:“历史研究者不只能够根据过去事件的实际后果来看待它们，而且他们经常无法避免这么做。历史阐述中的兴趣与价值，经常正在于重新找回一种对事件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由于我们的后见之明(hindsightfulwisdom)才使得我们看不到的。马丁•路德并没有什么计划、预想、或者企望那个他的行动所激发的新教的宗教改革。看待这样一个人的行动，就像他看待它一样，小心谨慎地将我们所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冻结不论，无疑应该是历史的想像(historicalimagination)的最困难技艺之一。我们应该顺便指出，这个问题不只局限于叙事史(narrativehistory)的范围，它不只是与一个遥远的历史人物‘同情共感’(empathizing)的问题而已。心态史或概念史，亦即Foucault所启发的那种历史，也类似地拒绝将过去的事件(包括理论或著作)仅仅当成后来发生者的前驱前兆，以便排除事后领悟的洞见。因此牛顿的理论，必须考虑到他所属时代的宗教的宇宙论来观察，而不仅仅被视为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物理论之先驱而已。”①然而论者却以“后见之明”发现的几条论据沾沾自喜，有人前拉，有人后推，恍惚之间钟肇政随波逐流了。类似的光复初期作家不只钟肇政一人，而是成片地“倒戈”，因此林燿德从道德的层面痛心地说:“任何一个作家/批评家都必须诚恳地面对生命发展的轨迹，承认过去的谬误和愚昧;最耻辱的莫过于篡改身世，为了今天的政治局势和时代潮流而刻意掩饰遮蔽昨日的意识形态。”②而萧阿勤则以游胜冠的《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为例，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质疑:“游胜冠强调，‘台湾意识的潜流’，并没有因为不能公开而消失，在光复初期它表现为‘坚持’，50年代是‘潜隐’，到了60年代，我们看到它已经成为台湾本土作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在如此隐喻下对于台湾意识、台湾文学、或台湾文学本土论发展的社会过程之理解，不免带有相当程度的历史目的论与演化论的倾向。”③这些本末颠倒的做法令人遗憾，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常常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意气之争、利益之争，为此牵强附会，而毫不顾惜学术风范。早在1989年，刘登翰就曾指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起始时期被戴上一定的政治使命，要求它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环境和气候的制约，经过10年的探索之后，出现了一个要求摆脱最初得益于政治、最终又困囿于政治的回到文学和文学研究自身的动向，要求从政治本位走向文学本位，“建立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对文学自身独立人文价值的研究”。④然而，20多年又过去了，这种动态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这种要求也还只是个梦想。在文学日益被边缘被冷落的新语境下，有些台湾文学研究者还主动贴上“政治”的标签，乞求回光返照。

钟肇政是台湾光复后的第一代本土作家，经历了台湾几次最大的历史变革，其写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各个时期产生的作品的语境也迥然有别。因此，考察钟肇政的文本，不能用静态的眼光，关键要回到历史的现场，既要看到钟肇政有底层认同、庶民写作的一面，也要看到他还有鼓吹殖民现代性、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面，把文本和语境密切关联起来，才能更清醒地认识这个作家复杂的整体。在两岸进行深度沟通与对话的新语境下，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等诸多领域都拓宽沟通的渠道，加大互动的力度，相形之下，曾一度作为开路先锋的文学似乎落伍了。钟肇政等乡土作家研究都具有“接着说”的广阔话语空间，我们应发挥文学特有的审美功能，在理解、尊重台湾地区当下多元主体新语境的基础上，创造深层对话的机缘，寻找两岸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自设“雷区”绕着走。有人似乎带着幸灾乐祸的旁观态度说:“大陆学者之所以过分推崇乡土文学，是因为乡土文学受过御用文人的围剿，自然要对乡土文学刮目相看。可后来乡土文学阵营发生了裂变，在‘统’‘独’两派斗争中，众多乡土文学作家倒向‘独派’一边，这对有些论者过高评价他们，无异是莫大的讽刺。后来大陆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已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⑤问题是矫枉过正偏离了正道，现在该是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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