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后感范文

乡土中国读后感范文第1篇

【关键词】乡土中国；差序格局；认识

《乡土中国》贯穿着费孝通先生对中国农村乡土性的理解和认识，本书共十章对农村各方面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论述，并着重说明了中国礼俗社会中的特点，以及中国社会特有的――差序格局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本文皆是对费老提出的该格局进行的在认识与解读。

一、差序格局

在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中，格局是对现在和过去存在状态的描述。而差序格局就是费老所生活的时代，对中国农村的描述。费老认为差序格局是“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头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像一块石头一样，仍在水里形成的层层联系，由此形成了由你推出的社会关系，并通过波纹圈推挤，最后发生相互的联系。同时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圈子也是不一样的。

以我们自己为例，身边的亲属关系就是我们扔石头形成的波纹，这种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从而形成了社会网络；你和你的父母是这个圈子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开始的，更是最牢固的，等到你长大成人，在社会关系中的涟漪中逐渐扩大，并通过婚姻的原因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格局。并通过这样周而复始的继承和发展，将此波纹和格局，代代相传。“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我们在民俗社会的生活中，也可以明显的发现其中的特点，比如在葬礼上，不同的亲属穿不同的孝服，表示亲属关系的远近是否出五服，其实就是通过象征，将差序格局表现出来。

二、“家”和“自己人”

差序格局所形成的圈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个人逐渐发展、成长的过程中变化的，而这样的变化是对个人而言。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况下，我们由差序格局所形成的“家”和“自己人”的观念，也是变化。“费孝通举了由亲属关系构成的差序格局和由地缘关系构成的差序格局，然而通常并不存在这样单纯的差序格局，事实上的差序格局总是几种关系混合而成，包括亲属关系（这里面又可以分成主要亲属关系和一般亲属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朋友关系，等等。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通常构成差序格局的主体。”

孔子曾说过“推己及人”的观念，因此该格局是可以一直推出去的。而所谓的“推己及人”就是可以在这个波纹中可以包括无穷的社会关系网络，或者根据情况自我建立的临时社会关系网络。其实中国古语“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费老用该格局，解构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观念的本质。在“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这是一条通路，”也就是《大学》里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我们传统里，所能想象的社会关系的极限就是模糊不清的“天下” 而国是皇帝之家，天下、国、家的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推出去的，并形成社会网络。所以克己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从己出发可以影响到家国天下，这也便是中国人赋予自己人生的意义与信仰。费老认为次格局的“推”是并不是西方所谓的个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主义。

三、中西格局的不同

中国古典的哲学思想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这体现了中国乡土性的“私”。同时人们拥有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只要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

西方社会与我们的社会是不同的，西方是一捆一捆的柴，而我们就是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所产生的涟漪、波纹。中国古代社会注重伦理，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最注重就是水纹波动向外扩张的“推”字。由推己及人的己，然后向外扩展，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而西方是团体格局，个人是就团体而说的，需要的是权力，是权力的最大化，是建立在平等的条件下的。“西方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 一伙，对于团体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一个人可以参加多个团体，并享受各个团体的权利。

同时在西方的团体格局中，是不会无限的扩大，他们有特点的界限和标签，对是否是“自己人”进行划分。而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此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四、结语

《乡土中国》这本书从根本上是记录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性和特征，其差序格局是费老对中国农村社会和中国社会提出的最基本的格局认识，并通过差序格局由此产生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制度和习惯法，并最终对社会的整合和控制。费老还利用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说明了该格局所具有伸缩性。我个人认为，差序格局不仅具有当时的社会时代特征，也是现在中国底层社会关系的写照，因此对差序格局的再解读和认识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周晓宁.《乡土中国》读后感[J].商界论坛，2013（22）.

[3] 涂骏.论差序格局[J].广西社会科学，2009（6）.

乡土中国读后感范文第2篇

教材中规定的单元作文主题要写要练，而主题与学生的生活实在太遥远，学生茫然失措，老师指导乏力。怎么办？有可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将“虚”的主题变为“实”的写作内容，即将“虚作”转化为“实写”。我通过思考和学习，尝试用自主、合作、探究的项目学习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项目学习把学生引向“实写”

我在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走进田园，热爱乡村”主题的教学中，开展了《走，到乡村采风去》的项目学习，通过一系列阅读和实地采风等探究性的实践活动，进行乡村主题的写作教学。

1. 分组、做计划、建立博客交流平台，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在单元学习之初，对学生进行头脑风暴，宣布将进行为期两周的《走，到乡村采风去》的项目学习，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分组，定研究主题，合作制定学习计划，把自己定位为作家、诗人、画家、生物学家的角色。同时，我在天河部落建立了班级博客群组，供学生学习交流。每个学生自制个性化日志本，记录活动过程中的趣事和感受。第一天的准备工作完成后，许多同学在当晚的日志里写下了对活动的期待，活动还没开始，写作活动就已开始，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情感，不用苦编，不用“虚作”，信手拈来。

2. 将单元习作融入阅读教学中。每学习一篇课文，我都让学生拓展阅读相关主题的文章。如学完《麦哨》，推荐阅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还在班级博客上传了众多乡土文学作品。这些充满乐趣的文字对生活在城里的孩子来说是精彩无限的，读完后意味无穷，我趁机引导他们写下了一篇篇精彩的读后感。他们在读后感中既向往作者自由自在的乡村生活，又感叹自己课余生活之乏味，阅读文学作品后的感受触动了学生写作的弦，让他们联系起了自己所接触的现实生活。写作的素材就这样产生了。

3. 引进教学的辅助力量：听家长讲乡村故事。文学作品远远不够让学生了解乡村，于是，我引领学生回家让父母家人给他们讲乡村生活的故事。我联系了几位有乡村生活经历的家长写了一些回忆乡村生活的文章与学生分享。我也写了几篇下水文供学生参考。这些文章让学生间接地了解了乡村，找到了写作的素材。

4. 引导学生到现实生活中体验和感知：走，到乡村采风去。在家委会的组织下，学生到乡村采风。“作家”进入农家，在农家洗菜做饭，写下了《乡村做饭记》，“诗人”在田间、山坡游走，在田间即兴创作了诗歌《乡村美》，“生物学家”走进了菜园观察昆虫，写下了《乡村生物研究报告》……此时，学生已不是被动作文，而进入了一种自觉的写作行为。他们从乡村获取了用之不尽的写作素材，有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可写，何必“虚作”？

5. 加强相互促进和切磋：搭建展示平台。我将学生的作品编成集，学生将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相声、小品、绘本故事等等，学校将学生作品做成展板，供全校师生欣赏，并邀请了专家、家长来观看展示课。学生用心地展示着他们的作品，得到了老师、家长的鼓励。同时，我们还借助天河部落博客平台，让学生上传作品、互相交流，老师、家长也在网上进行点评，极大地增强了学生对作文的兴趣和自信心。

二、探索后的思考

整过程都是学生在自主学习，合作交流，老师只充当了指导者、参与者的角色。本来如“太虚幻境”般虚无的单元作文，学生却在田园上找到了创作的现实乐土，成功之处在哪？反思这次作文指导，我总结出四大成功因素。

1.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乐于表达。“乐于书面表达，增强习作的自信心”是课程标准中对第二学段习作定的首条要求。这一要求，《语文课程（2011年版）解读》给老师做出了具体的指引：“作文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书面表达的兴趣，而且要让学生感受到自己书面表达能力一步步提高的成就感。作文教学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关键是要让学生有表达的欲望，做到有话要写，有话会写，有话能写好。老师不断地给予引导与鼓励。”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引导和鼓励是关键，将“要我写”变成“我要写”，让学生愿意写，有话可写，这是习作教学的关键。自主合作探究项目的学习方式与新课改作文教学理念是十分契合的。这次活动中，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依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阅读、访问、采风，激发了写作欲望，也就是乐于表达，当学生乐于书面表达时，就不再为凑字数而“虚作”。

2. 实践活动――从“虚作”升华为“实写”。课程标准在写作的“评价建议”中指出：“要引导学生通过观察、调查、访谈、阅读等途径，运用多种方法搜集材料。”新课程改革后的写作教学特别注重倡导“生活本源”这一先进理念。小学生的写作离不开生活，学习写作必须深入生活。“生活有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的区别。”在这次项目学习中，我通过引导学生开展了三个板块的实践活动，阅读和访问家长的实践属于从间接生活中获取素材。到乡村采风属于从直接生活中获取素材。双管齐下，写作的素材无疑就扩大了无数倍，有了素材，学生就有了“实写”的资本。

（1）阅读与写作有机结合，获取间接写作素材。单元作文在教材中是放在单元最后，一般老师也是在单元后期才进行作文教学，事实证明这种安排不甚合理，不利于学生写作，因为给予作文教学的时间短，准备不充分，就会出现“虚作”的现象。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我让阅读与写作有机结合，将单元作文教学融入课文阅读教学，并拓展阅读。这不仅降低了作文的难度，激发了学生对作文主题的兴趣，还让学生从阅读中获得了大量间接的感受，也就是写作素材，从而有话可写，转化成一篇篇质量上乘的读后感。即使是“虚”的主题，也可以让学生“实写”了，在“写作”的沃土中，种上了“阅读”，获得了收获。

（2）实地采风，获取直接写作素材。城市里的孩子常常忙于补习和参加各种兴趣班，缺乏乡村生活的体验。“在小学阶段，学生对周边事物的认识大多数是从具体的事物入手，学生常常喜欢直接参与，直接感知然后获得经验。”为了让学生直接地感知乡村生活，我就创造条件让学生到乡村采风，获得灵感，帮助写作。在田野奔跑、小溪戏水，在菜园捉虫，到山坡摘杨梅，看石磨，逗小狗、吃野菜，这些都是活生生又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素材，真实的见闻感受都写不过来，哪有时间“虚作”？

3. 助学者――写作的推动力。项目学习的教学空间是广泛的，社区和家长都可以成为助学者，在这次活动中，家长给学生讲述乡村故事，给学生写文章参考，并且一起组织去乡村采风，在采风活动中，家长扮演了指导者的角色，帮助孩子了解乡村。家长的关注和参与，也让孩子的写作热情更加高涨，对写作是强劲的推动力。

4. 多彩的展示平台――增强写作自信。这次项目学习给学生提供了多种作品展示机会：天河部落博客群组、展板、展示课，当他们的习作成为“作品”供人欣赏时，他们的自信心得到增强，特别是原来写作比较差的学生因为自信心的增强对写作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对写作有兴趣了，有信心了，他们也就乐于书面表达和交流，写作就有了持续性的动力。”对学生写作的长期发展来说，影响是深远的。

5. 日志书写学习过程，升华写作成果。活动中，学生用日志的方式写下学习过程中的见闻感受，于是，一本本独具特色的日志本记录了这次项目学习中老师看不到，却实实在在发生着的精彩故事，如学生小组学习时的争论、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在家的学习情况等。没有“虚作”，全是“实写”，学习的过程那么精彩，不怕没有东西可写。

乡土中国读后感范文第3篇

作为传统文学作家转向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代表，刘玉栋创造了新的文学地理。他也为乡土中国的童年表达提供了一条道路：朦胧的白雾中，少年在诗意的故乡，探寻快乐、未知、生命、伤痛、命运……

用儿童小说打开新的世界

4月12日，春意正浓的济南，刘玉栋和本刊记者一起，回到童年，回到鲁北平原那个雾气缭绕的村庄，回到文学的内核。

多年的纯文学创作，刘玉栋早已为儿童文学写作奠定了基础。比如发表于1999年的成名作《我们分到了土地》，“爷爷为了能分到一块好土地，决定让孙子来抓阄，结果我抓到了五个最不好的地头子。”刻骨的儿时经历加上包产到户宏大的历史主题，使得小说一发表就成为其代表作。

儿童视角作为创作的一种方式，他曾驾轻就熟，也曾产生警惕。“其实那时就有一个想法，将来有机会的话，给孩子们写几本书。”

2013年春天，女儿中考前夕生了一场病。刘玉栋在极度紧张过后，有了写儿童小说的冲动，下半年写了《泥孩子》――三个童年伙伴，在桃花源世界逐渐消失的乡村河边玩耍的故事。

第二年春天，他看到首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征稿的消息，顺手投了过去。后来，他几乎忘记了这件事，没想到2015年春天突然接到话，说《泥孩子》获得了银葵花奖――这个由著名作家曹文轩的代表作《青铜葵花》命名的小说奖，在国内有着不错的影响。

曹文轩说：“道义、审美、悲悯情怀等大概是这一奖项永恒的取向。”用这句话来评价《泥孩子》以及刘玉栋的其他作品，也是很恰当的。《泥孩子》获奖词中说：“作品回到乡村日常生活，回到儿童的世界，又透出环保的主题，温暖而感动。”

《泥孩子》出版后，又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很多朋友发现了他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独特优势，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几家出版社相继前来约稿。2016年3月，《我的名字叫丫头》出版，影响更大，进入“中国好书”月榜，获得2016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他又用半年时间完成了目前最满意的《白雾》，并于2016年12月出版。

儿童小说的写作，使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并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梳理了过去童年视角小说的创作情况。

三部作品，在孩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个10岁男孩看了《泥孩子》，请求他能不能再写续集。一位中学生读了《我的名字叫丫头》，被其中父亲去世，化身一条黑鲤鱼的情节感动，在读后感中写道：“有些事情，当我们年轻时，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时，却已经错过。丫头的父亲走了，带着对他深深的挂念，遗留给他永无偿还的心债。丫头已错过，你也想错过吗？”

这几年，刘玉栋还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比如《风中芦苇》《回乡记》《南山一夜》《锅巴》等，连续三年被《小说选刊》转载，持续产生影响。

人是有童心的，就像种子有胚芽

“那一年的深秋，妈妈带着我，从城市回到一个叫白雾的村庄。从那一天开始，我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完美的开头，《白雾》集中展现了刘玉栋的儿童文学创作理念。

因为爸爸所在的地质队要远行，冬冬跟着妈妈回到了乡下，在这里，他结识了小伙伴童木、树墩、张得月，和他们一起度过了愉快而又难忘的一年。

那是一个怎样的村庄？小说中，姥爷讲述白雾村的来历：明朝靖难之役时，燕王的大军在一个早晨经过村子，天地间突然起了大雾，整个村子被浓浓的白雾包围，军队从村外的枣树林穿过，竟没有发现这个村庄。村人幸运地躲过灾难。

雾的形象无处不在，就连在梦中，“我”也会进入一片迷蒙：“好大好大的雾，雪白雪白的，如同风吹白纱那样飘忽不定。周围静悄悄的，我好像是站在南大场上，但透过白雾的缝隙，前面好像是一片树林。”

雾既是童年记忆的化身，又是独特文学表达的呈现。刘玉栋说：“雾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朦朦胧胧，代表记忆的不确定性。”现实中，他老家的村子就叫齐周雾村，“那个村子地势低，一下大雨就被包围了，号称‘小台湾’。”他曾在很多小说中提到过齐周雾、雾村、雾镇。沿着记忆的脉络，北方农村浓郁的生活气息在雾气中弥漫。

人生漫长的岁月，基本上是童年的一种延续。作家苏童也把童年生活视为写作的最大秘密。刘玉栋回忆自己的童年，“10岁之前，非常快乐，父亲在外工作，爷爷是大队会计，妈妈和姑姑是小学老师。”他有很多亲戚在外面的大城市，经常带好吃的东西回来，爷爷曾做过木匠，又当了三十年会计，在村里德高望重。他也曾跟着帅气的父亲，去父亲的工作现场，到过章丘、莒南、东阿。和其他孩子不同，他从小就知道，自己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不同的世界。

然而，10岁之后，家庭产生很大变故，他开始感受到人世的世态炎凉，爷爷生病，姑姑出嫁，赶上分产到户，母亲回家种地，生活压力陡增。直到高中毕业，他来到济南和父亲一起生活。

生活的反差很容易在一个孩子内心深处留下深刻痕迹，他从小就是一个敏感的人，“不过以前没意识到，如果不写作，很多事可能就一直埋在心里了。”

几年来，刘玉栋发表了长篇小说《年日如草》，聚焦中国“农转非”这一特殊题材，在当代社会的广阔舞台上，一家人、一代人的聚合，成为时代变迁的缩影。同样，在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既能读出纯美的田园牧歌，又能感受到命运的忧伤。

很少经历乡村生活的当代儿童，在“白雾村”里寻找到了他们的伙伴，也找到了优秀文学作品带来的对人性的思考，对朦胧命运的透视，对高尚价值观的坚守。文学的普遍相通性在此处得以呈现，抛开地域、时代、国籍，“真善美”在作家和读者之间架起桥梁。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前主席海飞评价《白雾》：“他是在以文学之美，‘记住乡愁’；以乡愁之美，展现现代化进程中‘白雾’般的精神诉求。”

评论家马兵很看重《白雾》中不断写到的“离别”：

在最后一个告别里，冬冬在梦中看到了白雾村河道里的一艘白色大轮船。就像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轮船”一样，它属于一个童年的、自由的世界，它是我们，或者可以说大一点，是人类童年记忆的象喻，也是对不义的成人的救赎――

“人是有童心的，就像种子有胚芽一样”！

自觉地把个人情感转化为普遍情感

《齐鲁周刊》：您的儿童文学作品都以乡村为背景，创作这些作品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

刘玉栋：过去有很多乡村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曹文轩老师的《草房子》。现在这个题材越来越少了。因为我熟悉乡土，也有童年经验，写乡土题材是自然而然的事，感觉特别舒服，有一种乡愁融化其中。

《齐鲁周刊》：您也承了向读者普及消逝的乡村世界的任务。

刘玉栋：对，现在的孩子根本不知道父辈当年的生活状态，我就在审美、故事、时代气息上让他们感觉到那种生活。《白雾》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呈现，但语言跟现在紧密结合，《泥孩子》里还有一些方言，《白雾》几乎没有。

《齐鲁周刊》：三部小说的写作背景有何联系？写作过程有何心理变化？

刘玉栋：如果有联系的话，主人公都是男孩，都有几个孩子之间的友谊，包括同情、怜悯、分离等各种情感。必须尊重儿童的阅读习惯，在创作中考虑到读者是少年儿童，字里行间有一种美的气息，让孩子们感受语言和故事中的情感。

《齐鲁周刊》：“父亲”这一形象有着亘古恒久性，您的写作经历中，对“父亲”的认识有何变化？

刘玉栋：我的很多小说中，父亲是缺失的。《泥孩子》中，主人公的父母去城市打工了，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我的名字叫丫头》中，父亲最后消失了，变成了一条鱼，其实就是去世了。《白雾》里，父亲是勘探队员，“我”本来跟着父亲在城市生活，父亲去了西北找石油，“我”才跟着母亲回到老家。

父亲是一条隐线，缺失却又无处不在。这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父亲是地质队员，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很少见面。我小时候没有太多和父亲一起生活的经验，有时候并不是刻意，自然而然就这样写出来了。

《齐鲁周刊》：如何看经验写作？

刘玉栋：我的创作不是构思一个完全陌生的故事，更多还是沿着个人生活经验来写，不是技巧性写作，而是生活化写作。

经验写作并非只写自己内心那点儿事，如果只盯着自己的小情绪，是没有意义的，要自觉地把个人情感转化为普遍情感。你看《呼兰河传》《城南往事》，那种童年记忆，都有普遍的东西在里面，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有普遍共鸣。

《齐鲁周刊》：如何把握小说里的疼痛度？

刘玉栋：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伤痛，不管这个伤痛多么浅、多么淡。小说中会不断出现离别、淡淡的忧伤，《泥孩子》里还有环保因素，环境恶化，桃花源世界逐渐消失。我不会写完全纯美的东西，文学不是风花雪月，要真实、准确地把握生活。

《齐鲁周刊》：中国的儿童文学写作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

刘玉栋：当前，文学界和出版界特别关注儿童文学原创，但真正优秀的作品很少。从审美角度，儿童文学应该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能只写一个热闹的故事，要对孩子的价值观负责任。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不见得非得迎合市场，要坚持自己的审美取向。

《齐鲁周刊》：您创作儿童文学的理念是什么？

刘玉栋：首先，要回到初心，有一颗童心；其次，要有一颗爱心，要有对儿童世界的感受能力；还有，要有一颗诗心，不管写悲伤、离别，还是写欢乐、喜悦，都要有诗意，情感故事里渗透着诗意，这样才能让孩子感受到美的存在。

《齐鲁周刊》：童书的读者群是儿童还是成年人？有一种说法，作家因为远离儿童方阵，有些跟不上潮流，您怎么看？

乡土中国读后感范文第4篇

记者：为什么书名叫“土地的黄昏”，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背后蕴涵的是什么？

张柠：书名中或许包含着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绪，一种对农耕文明、乡土文明消失的隐秘焦虑。离开故乡多年，回看乡土世界，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用“黄昏”来比喻。我在绪论里一开始就来描写“黄昏”的感受，它不是一种绝对的黑夜，也不是绝对的消失，它以一种另外的形式在运动和生长。它仍然在那里改变着，以一种潜藏在暗夜中的形态。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白天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晚上它是以一种元素和分子的形式在运动”。“动”与“静”是一组辩证关系，因此我用“黄昏”这个比喻，一方面象征农耕文明、乡土文化的消失；另一方面，“黄昏”本身不是一个绝对死寂的状态，它还是有转换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可能性。

记者：这本书的内容很多是基于您个人的乡土经验，按社会学常识来说，较为丰富的个人体验往往带着比较强的主观性，但读后感觉您写得很克制，作者的主体性在隐退，您在写作时是无意识地还是有这个自觉呢？

张柠：我觉得，这是搞文学的人的一个长处，擅长在叙述过程中选择和使用更合适的词语。我在写作和选择词语的时候，态度力求冷静，叙述力求客观，比如对形容词的使用就很谨慎。因为形容词主要是对一种个人感受的表达。面对同样的对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之中也有不同的感受，因此形容词很不可靠，使用的时候要谨慎，特别是在学术著作中更是如此。但在文学创作里，为了加强文学性，达到个人对世界认知的强烈效果，会经常使用形容词，特别是古典浪漫主义的写作，它用大量的形容词来渲染情感力量。我不反对民俗志写作中对形容词的使用，但我自己比较谨慎，在写作的时候，我极力过滤个人色彩，尽量多地用名词和动词去描述，让观察和叙事视角往后退，保持视角的相对客观。当我脑海中的某个事物通过回忆的方式摆在我面前时，我会描述它是某一个空间结构里的一个要素，呈现它跟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形容它，尽管我有大量的个人经验，仍然尽量滤去个人化的感受。

记者：既然书中所写的内容并不单纯停留在个人经验的层面。那您是如何实现从个人层面的乡村经验向集体层面的跨越的？比如您是江西人，但我作为福建人读后也有同感，可能贵州、云南等地的读者看后也有共鸣，这是如何做到的？

张柠：面对农耕文化，我会发现一件事情表象背后更根本的一个构成方式，或说，这个事物、动作表象背后稳定的规律，我要捕捉的就是那个不变的东西。如果我只描述事物的表象，它就成了一个太个性化的对象。比如说刈草，蒙古人的割草方式与江西人肯定不同。而当我不关心割草的表象，而关心割草动作和工具背后的一些原则，情况就大不同了。比如农民用短柄镰刀割麦子，用长柄锄头锄草，不是随意设计的，它要符合农具使用的两项基本原则，即“在场原则”和“节约原则”。在场原则就是你必须把农具抓在手上，如果你用电门来控制它，那是使用机器，不是农具，也不再属于农耕文明范畴，而是属于工业文明。第二个原则是节约原则，如农具的柄要安多长，必须是根据农民弯腰和直起腰来所使用的、消耗的能量来计算的。锄草时要用长柄，因为草除掉之后，不需要再回收，直接让它在田里晒干或者腐烂，还可以做肥料。因其不需要回收，农民就可以省去弯腰捡拾的动作，所以锄头用长柄，劳动时拿在手里保持站立即可。割麦子就不同了，它需要弯下腰割下麦子再捆绑起来，这时用镰刀，省去了一个再直起身的动作，这就是是节约原则，节约动作、时间和体力。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我在对农民使用工具的描述过程中发现了其背后存在的稳定结构，在场和节约，无论你是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内蒙的，如果不符合这两个原则，那就不是农民了，农具也不是农具了。所以通过对一个客观事物的呈现，力求发现它背后不变的恒量、程式。我不直观地去描述表象，所以我的方法还不能完全说是民俗志的写作方法，描写是一个起因，结果是指向背后的规律的分析，或者叫文化哲学的分析方法也可以。民俗志的方法就是我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哲学的分析方法却是我看到许许多多的表象，但我要对它进行归纳、抽象成一个模型。这样不存在地域差异，不同地方的人看后也会产生认同。

记者：您的书里描述了最日常的乡土生活，对有过乡村经验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但您以一种重新发现的眼光对它们进行了陌生化的加工，这会不会反倒拉开了读者们的心理距离呢？

张柠：这本书的读者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学的文科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从事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在喜欢读的人里又有两类，一类是情感式的阅读，这类读者熟悉乡村经验但自己不知如何表达，他一方面觉得你说的很新奇有趣，另一方面也勾起了他对乡村的回忆，所以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是伴随着乡土文明的情感的。另一部分读者实际上对乡村不熟悉，对农村没有太多情感，但他会发现这本书所运用的方法本身的智性触动了他。我的描述跟一般的理论书不同，是把事物从杂乱无章的符号世界带回到原点，再从原点出发，重新描述和编码。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一种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展示，这对于乡土经验不丰富的学生来说，是有挑战性和新奇感的，看到把众多无章可循的东西拼成这么严谨清晰的图案，他们更感兴趣。

记者：还有个问题我比较感兴趣，您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但事实上您已经离你的家乡很远很久，那现在您觉得和家乡的联系，包括情感上和身体上的，或者说故乡在你心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张柠：童年回忆镌刻在你的记忆之中，往往是比较深的，甚至是潜意识的，它的存在不因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爱它还是不爱它而有所改变，是一种镌刻得非常深的印象。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国度里的人，天生有着对土地和祖先记忆的基因。我们没有更高的、具有超越性的仲裁者，我们只有一个出生地的概念，有人称之为“我的血地”，有人称之为“我的第一哭处”，我更愿意称之为“出生地”。我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在乡村生活的时间，但为什么我的潜意识里有一个叫做“张家村”的故乡的记忆呢？其实不仅是作为出生地的“故乡”，凡是生活过的地方都会留下记忆，比如我曾经生活过的上海和广州，我都会回忆它。比如，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有很多记忆，这些记忆是和一些场景、感官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某一条街道、街道拐角的一棵树、某种食物的味道，某处的气息等等。这些记忆的呈现，往往是作家的重要写作动力。我的书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童年回忆。我只不过是想把我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地方，它镌刻在我记忆里的一些痕迹，重新描述出来。我说的是“痕迹”，痕迹不是情感、不是颜色和气味，可能是一个几何图案，以及这种图案的文化背景。此外，的确还包含着一种寻根的冲动，我们来自哪里？将要到哪里去？我们的根是在土地和血缘，我们没有全人类意义上的兄弟姐妹的概念，只有血缘意义上的兄弟姐妹的概念。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一个价值问题。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怎么喜欢“同乡会”那种东西，我不认为只有家乡的人、姓张的人才是兄弟姐妹，我认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兄弟姐妹的观念。这种价值观打破了地域和血缘的限制，是“世界城市”的新要求。所谓的“世界城市”的观念，就是不同的人群，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契约”关系上重新结合在一起。

中国乡土“熟人世界”是不需要契约的，靠传统道德规范就行了，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圣人”和“君子”，要求太高，所以经常出现“伪君子”。伪君子就不如“先小人后君子”，意思就是先订契约来限制你。乡土社会里的人对“契约”很不习惯。到了城市里面来，和陌生人打交道，契约也没用，中国人是不讲契约的。除非变成兄弟，喝酒喝成了兄弟，他可能会很关心你，或者是老乡说一样的口音，这是农耕文明里的人还能团结在一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从这个文化里面出来的人的非常大的局限性，他只跟熟悉的人、共同血缘的人打交道，不熟悉的人一概视为潜在的陌生人，潜在的敌人，是需要提防的、反对的、消灭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必须先变成亲属关系，比如说兄弟、姐、婶，换成家里面的称呼，他才可以跟你交往。对这样一种价值观念我内心是不认同的，我纯粹是把我所知道的乡土文明的东西，变成一个解剖学的对象，将它的元素呈现出来。

记者：那本身这种乡土经验对您的价值观，对您的心理有多大影响，或者您现在回头看，对您有什么影响？

张柠：潜在的影响还是有的。比如说，我对城市生活中那些变化的、新奇的东西比较敏感、比较好奇、喜欢刨根问底。但是我也有很保守的地方，你比如说自己的生活中不喜欢变化，迷恋重复性的东西。饮食中我就喜欢那几样东西，老吃，吃家乡菜的口味，抽烟我不抽洋烟（生烟草或者混合型烟草），洋酒我也不喝，只喝中国的烧酒。我儿子一代喜欢吃的西餐，我都吃不惯。所以我的肠胃还是一个“乡土肠胃”，这个“肠胃”习惯隐藏得很深。表面上我会说“吃什么都行”，其实我喜欢的还是家乡饭菜的口味，喜欢长江流域的口味，或者说南方的口味。北方菜我也不习惯的。我也不大喜欢山水、风景那种东西，小时候就在农村长大的。整天看风景，有什么好看的？我着装也不喜欢变，比如说一双皮鞋我很喜欢，穿破了，我还买一双一样的。就是这种很细微的，跟身体层面相关的，跟肠胃相关的，还是很有农民性的。我称之为有着一副“农耕文明的肠胃”。

乡土社会：“熟悉”与“陌生”

记者：关于宏观权力说法较多，如“皇权不下县”以及1949年之后我们对农村的改造，您在书中却回避了对宏观权力与政治的直接解析，而以微观权力切入乡土社会的肌体和灵魂，为什么您会产生这样一种视角，并用它去分析乡土文明或说乡村意识形态？

张柠：“微观权力”实际上是被词语判定的一个静态事件内部细微的动静。宏观权力可能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微观权力却是在一个看似静止的动态内部的细微的冲突和矛盾，它可能会表现在乡土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和细微的变化上。

乡土文化、农耕文明之所以逐步地会在全球范围内，被工业革命所取代，被城市文化所代替，我不认为完全是宏观权力的原因，当然宏观权力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包括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城市文明的全球化和全球文化变成城市文化的一种大的格局。我觉得这种格局的出现，这种巨变的背后，还是会有很多细微的动因。动因之一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在农耕文化里感到不舒服，想离开。这群想远离乡土的人里大部分可能是智力很发达，体力不是很好，敢于求异、求变、求新的人。而能够忍受乡土社会静态状况并且恪守那一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可以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愿意过一种用身体和自然进行能量交换的生活的人，就留在了乡村。留下来的人一来是身体素质比较好，二来可能是思维中固化的比重压倒了变化的，不愿折腾。我认为之所以导致一批人在乡土社会里感觉不舒服而要离开的现象，就是其中的微观权力在起作用。农耕文明排斥那些体力不好但智力很高的人，排斥那种不能忍受重复生活而求新求变的人，排斥那些脑子很活泛、想法很多的人。我想这是我从农村走出来，将城市生活与之相比较而发现的一个冲突。乡土社会作为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可能很有诗意，但当你真正身处其中却感到不舒服。这个不舒服的根源，就是我所要描述的微观权力。

记者：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乡土的研究是比较多的，他曾说，从根本来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乡土的中国，您在书里也突出了现代性和传统农民文化心理层面的对比和冲突，但其实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也是有着相互渗透和博弈的，对此您怎么看？

张柠：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研究不仅是中国理论家的原创，在世界的社会学研究里也有特殊的地位。是他首次把一个无法用现代逻辑与语言言说的对象，通过几本专著阐释出来。其中有些命名十分精辟，比如“熟人社会”“差序格局”“无讼社会”等，都用很简短的术语，就把我们不曾知道或知道而无法名状的一种“存在”一语道破。前辈对于乡土文明、乡土社会的研究也是我的研究的基本起点，还包括杨懋春、许烺光、林耀华，这一批老一辈的学者的著作我都读过。在阅读过程中，我一方面惊叹于他们高度抽象总结和命名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发现他们的有些命名在我熟悉的乡土经验中也并不完全能解释通。他们作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所做的田野考察，有它特殊的敏感性。但是，像我们沉浸在乡间十，对乡下的农民的一举一动，眨巴眼睛，叹一口气有什么隐秘含义，都非常熟悉，而这种东西是田野考察考察不出来的。

我在这本书里面十分关注的不只是“熟人社会”，还有它的镜像：“陌生人社会”，它属于“熟人社会”共生在一起的，同时又是对立面。既然“熟人社会”是描述乡土社会是怎么团结到一起的，那么“陌生人社会”则是描述这个共同体是怎样分崩离析的。熟人社会内部也是有很多陌生性的，它要维系这个熟人社会的高度的统一性、整一性和团结性，必须在不断的生产实践和道德规范里面排除掉陌生性。而这种熟悉性和陌生性，是一个完整的人性内部共同存在的两个要素。农耕文明排斥陌生性，也是压抑和制约人性中的要素之一，所以有些人会感到不舒服。

农耕文明的熟悉性，建立在高度统一的血缘宗法制的基础上，所以它的家族繁衍和两性关系的道德准则的建立，是首先维护熟悉性而否定陌生性的。比如，血缘的熟悉性对学院的陌生性的排斥，体现在对所谓的“家种、野种、杂种、私生子”这四类人的不同态度上。因为它搅乱了血缘关系的纯粹性和熟悉性。另外，还有价值观念上的陌生性。比如说，农耕文明认为劳动或生产（谷子和儿子）才是唯一的最高价值标准。而有一种陌生性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但被压抑下去了，那就是“惰性”——不愿意用自己身体或汗水与土地进行能量交换的这种人，在乡土社会是受排斥的。其实这样的人往往是用脑力代替体力的人，商人和科技发明的人就是属于这一类。这样一种使得世界上的资源得到高效的运用的智力行为，在农耕社会却被排斥。所有乡土文明社会内部微观权力的争斗，都是以熟悉性去排斥陌生性为底色的。所以我的书的重心是用陌生性来描述乡土社会的离心力，而用熟人社会来描述的是乡土社会的向心力。因而我这本书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乡土社会的分崩离析，而且它崩溃的原因并不只是工业革命和现代文化，也来自于乡土社会内部的离心力，人性的复杂，我描述的就是乡土文明价值观是如何排斥陌生性的。

记者：我阅读完这本书可以看出来在书的理论建构上综合了各种学科，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知识和方法，体现了一种跨学科的尝试，那您是如何做到在书中融合这么多学科，以及这种尝试给您带来的困难多一些还是便利多一些，比如说，它可能也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张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现象，因为我在构思、设计这几大版块的时候，并未有意识地想到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新史学的方法，但这些领域的著作是读过很多，也许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觉得我的思路与那些学科的方法有所不同。现在我们的学科设置往往不是寻根究源的，而是从事物发展的半途开始的。而我觉得学术思路应该是，让任何一个问题都回到它的原点上去。特别是人文学科，多是关于抽象的“人”的问题的讨论。回到原点就是回到“自然人”（生物学、动物学），然后才有“种的人”（人类学）、“群的人”（社会学）、“精神人”（美学和心理学）。人首先是一个生物，是自然的一部分，随之你会考虑自身如何在自然中凸显出来，求得生存，如何学会一系列的技巧，这实际上是人类学的问题。之后你生存在这个世界就要与别人打交道，怎样压制个人欲望，摆脱丛林法则，与人相处，相处的规则是什么，这些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最后才是精神科学，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逻辑思维应该是这样的。因此我的思路就是把我所有的经验部分，我所想到乡土世界里的所有要素全部还原到最初的源头去。

正是基于此，我在整个社会构架的前面，加上了比较抽象的关于乡村时间和空间描述，也是我要客观呈现的乡土社会的事实。这个事实首先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结构，在此基础上，生活在这个时空内部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个身处其中的时空坐标，这两方面共同呈现出乡土社会的基本时空结构、生产实践方式、对时间的理解等内容。在明确这些之后，我开始写乡村器物。这些器物包括家具、工具、农具、玩具，它们是跟人的身体最相关的、直接发生接触的东西。在一个村落集团里面，这些工具和器物被如何使用，它们又是怎样作用于人的身体，这其中的规则和秩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比如，有时通过工具使用的不同方式去实现群体间的不同程度的合作，透过器物可以看出乡村内部社会化的过程。接下来就是纯粹社会层面的分析，如对人际关系、等级制、族长制、权力、职业等的描述，再后来才是文化层面的解读，如声音、歌声、传说、故事等。循着这样一种正常人的发散性思维的路径去写，它可能会歪打正着地把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等全串联在一起。但我当时在写的过程中，是严格地遵循了一种逻辑学和分类学的方法，有学者把它描述为从代数学、几何学到微积分，或者逻辑学、分类学、发生学的方法，这些方法我一直强调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方法——从里向外，从物质到精神，从具象到抽象。

那么现在各个学科的人都从中看到自己研究领域的影子，但实际上这个著作，如果单独从我们目前的学科分类标准的任何一个角度切入，它都不像。就像有一位民俗学的学者说我的这本书看似是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但因为描写的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替换的对象，所以在这个维度上，它超越了一般民俗志的写法，它变成一个可替换主体、对象和内部零件的模型，这也许是很多人觉得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可以把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根据人与物的接触、人和自我、人和他人的接触而重新梳理出来。

乡土文明：现状与未来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是你会发现大部分人都在说“沦陷”，但回过头去挽救这种“沦陷”的人却很少，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离开乡土。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这样的“沦陷”是不是不可逆的，或者说随着越来越多人的离去，会使这一“沦陷”加剧？

张柠：这里的“沦陷”本身是个社会管理范畴的概念，这一过程是个社会学的问题。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究竟如何剥夺农耕文明的资源来养肥城市的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沦陷”是资源配置这个意义上的“沦陷”，而不是说农村已经消失了，全是城市了。解决这个问题已有两个思路，一是既然城市各种强势，就让农村彻底消失，也变为城市；二是提倡城市反哺农村。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这就是十二五规划所谈的“城镇化”。我个人觉得“城镇化”最关键的问题是让农村“升级”，就像一个杀毒软件，升级后还是这个软件不是别的杀毒软件。同理，农村升级后还是农村而不是城市。比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这几件事情：搞卫生，建厕所，打水井。我觉得十二五规划中的“城镇化”实际上是对十一五规划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延伸和补充，举措不再仅停留在打水井、建厕所、搞卫生的层面，而是让自来水、抽水马桶进家，让村民室内过着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通邮、通水、通电、通路。这在西方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叫“居室革命”。这是“农村升级”的硬件方面。软件方面主要是教育网，不仅要让农民的孩子上得起学，还要推进到孩子毕业后，能够有能力反哺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京漂”“沪漂”“广漂”，还要到家里去要钱。所以归根到底，我觉得资源配置的平衡是个重要的问题。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北京、广州这样的城市扎根，因需要花费的成本太大，但是其他地方的资源与这些地方相差又太大，所以人们不得不重返北上广。如果各地的资源分布是较均衡的，人们就不会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而是觉得每个地方都是我的家。

记者：现在还有个现象就是，一边是所谓的农村文明的萧条，一边是很多城市人对“农家乐”“乡村游”的热衷，这能代表一种乡土生活的“回归”吗？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张柠：农耕文化变成消费品进入了城市人的视野有下面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文艺青年的好奇心，比如说把农村的农具、手推磨、犁买回来，挂在酒吧的墙上或摆在地上。农耕文明对城市里的青年来说是正在逝去的历史，他们把农耕文明的遗物作为收藏，并把它作为招徕顾客的道具，这一消费农村的文艺行为，实际上是历史消费的一部分，真正作为商品的是历史。

第二种形式，是农耕文明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就是到农村去吃“农家乐”，实际上只是消费行为，而并不是打算返回乡村。

第三种是把乡村变成旅游景点。有些地方会把民国时期或晚晴时期乡村的完整的面貌保存下来，包括住宅里的厨房、客厅、门口的陈设或设施等。有的地方还会安排当地民风民俗的展示，比如浣纱、捣衣、车水等。农民都变成景点上的演员了。

最后一种情况是，部分城市人厌倦了城市。其实城市的优势在于教育、文化、权力各方面的资源和资本，但论空气质量、生活悠闲等都不如农村。所以有一类人进入城市掌握城市的很多资本后，一边骂一边还生活在城市。也有一类人掌握了很多资本，但是他厌恶了这种生活，就到终南山、峨眉山去隐居，有看破红尘的意思。还有一类人在城市里面资本掌握得不多，也没有享受到山水、新鲜空气，他们也返回到乡村去居住了。

不论是哪一种返回乡村，成本都很高。比如一个人卖了北京的一套房子，到广西阳朔、贵州的长寿村去居住，但一般住不长，久居会改变思维方式不适应城市生活，但他们的资源、资本还是来自城市，所以还要以城市生活为主。

由此可见，返回乡村的代价不菲，而乡下人想扎根城市成本也很高。也许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土地流转，让乡下人可以通过流转获得收益到城市里去买房子，变成市民。这样就方便实现城乡间的交换与流通，解决了进城难和出城难的问题。

记者：在日本考察时发现他们乡村基本完成了升级，他们现在有种流行的生活方式叫“半农半X”。“半农”是指从事部分农业生产，“半X”指你仍可兼做其他职业。现在日本已有很多精英返回乡村，而且很有意识地在保护自己当地的传统文化。日本几乎每一个农村都有自己的文化节，几百人的一个村庄都会有自己的画册供给游客做宣传。而在中国，乡土文化好像一直在萎缩，目前还看不到保护的自觉性。那您觉得，以后中国的乡土文明是不是也有可能像日本这样复兴起来，还是渐渐湮没在城镇里？

张柠：像你说的日本这种发达国家已经有保护乡土文化的自觉，是需要条件的。首先是要有剩余时间，这点我们农村是有的。其次，要有剩余资金，这点我们还不足。第三，想让农民自己完成文化宣传册的制作和传播，能力上也不够。随着以后整个一代人教育水平的提高，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我觉得高中生就完全有能力去做一些文化事业，如果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也许这种乡土文化自觉的形成就指日可待了。我觉得以后肯定会慢慢好起来的，乡村也不会消亡，而是会升级。实际上，国家已经开始做了，现在已经开始免税，而且农民种地国家还会给补贴。我还是比较乐观的。黄昏之后黎明就要来了。

记者：对乡村文明的升级您是乐观的，但乐观的背后，您的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它像一本“绝唱”一样，记载着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看到的东西，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