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乡土文学之流变

摘 要：乡土文学的说法从提出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从鲁迅开启乡土文学的先河，挖掘民族劣根性开始，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家。到了沈从文那里，乡土文学有了对乡村的咏叹，发展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异军突起，到了80年代寻根文学的出现，乡土文学又有了新的流变。

关键词：早期的乡土文学 沈从文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乡土文学 寻根文学

中学语文教材中，“乡土文学”以其独有的风貌引来学生们的热切关注。鲁迅、孙犁、赵树理等经典代表作家也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乡土文学”一说最早见于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家。”[1]他把王鲁彦、台静农等人的农村题材作品统称为乡土文学，并指出它的主要特征：侨寓异地，关注故乡，写出胸臆，隐现出乡愁。鲁迅看到这些作家作品的“乡土”根基，他们虽然身处大都市，但仍解不开乡土的情结，描述的仍是乡土的人和事。

一、早期的乡土文学

作为乡土文学的旗手，鲁迅借鉴西方现代文化哲学透视中国传统文化，借乡土风情挖掘出民族劣根病，对民众的惨痛生活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他的主要作品《朝花夕拾》、《祝福》、《阿Q正传》、《故乡》、《风波》等，都以绍兴为背景，表现的是带普遍性的农村生活，即在封建传统文化的毒害下，乡村的民众的愚昧、麻木、不求进取。阿Q满足于打短工赌小钱的贱民地位，祥林嫂满足于“老妈子”的生活，七斤满足于进城倒卖的角色，闰土满足于多子多孙之福。鲁迅曾尖刻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2]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安命乐天的思想，促成了这些平民百姓的悲剧命运。鲁迅以清醒冷峻的眼光，来反观沉滞封闭的乡村文化，心急如焚、痛心疾首、捶胸顿足。他试图通过这些人生世相的描写挖出中国农民乃至全体国民灵魂深处的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为早期的乡土文学作家树立了典范。这些作家在创作实践上师承鲁迅，在文学理论上又自觉地遵循“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创作出一系列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作品，以各自独特的笔触，描绘了农村经济的衰败破产，习俗的野蛮冷酷，农民的麻木苦难。

女作家萧红与这些乡土文学作家的创作虽然相隔了十几年，表现的生活地域又相距遥远，但选材上的一致和创作方法上的传承，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着相通之处。《生死场》中，作家以敏锐的感触描绘了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闭塞落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租税日益增加，农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而外族入侵，瘟疫蔓延，经济崩溃，破坏了农村原有的人与自然血肉相依的关系，也使家庭关系危机重重。而对于妇女来说，伤痛就更加惨烈。“罪恶的五月节”写了两个家庭的悲剧，王婆服毒，金枝的丈夫因为还不起欠债，迁怒于女儿，将她活活摔死。《呼兰河传》中的团员媳妇，因为“见人一点也不怕羞”，活泼大方的个性很快招来周围人的嫉恨，他们希望通过打骂的方式使她“规矩”，而她的反抗使这些头脑简单的农民硬是用了极其残酷的手段杀害了她。妇女生活的最基本环境已经被彻底破坏，她们的天性在社会中也难以被接受，不同的个人的命运竟然有惊人的相似，它们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悲剧。

乡土文学从沈从文这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是乡土作家中比较特别的一个。他身处战乱年代，目睹日下之世风，转而寻求故乡的自然山水理想。他的作品中流露出对传统人文理想的赞美和构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3]

《边城》中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如一首美好的抒情诗：清澈的溪水，幽碧的远山，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篁，茶峒的码头，端午节的龙舟赛，对唱山歌……湘西的山光水色，湘西的习俗，都被作者描摹得幽美戚愁。在这明净的底色中，沈从文把他饱满的情绪投入到了边城子民的身上，描绘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成功塑造了一系列“爱”和“美”的形象：古道热肠的边城子民，勤劳厚道的老船工，重义轻利的顺顺，豪放豁达的天保，沉静专情的傩送。而翠翠生于茶峒的青山绿水之中，大自然赋予了她水晶般清澈明亮的双眸，也养育了她清澈纯净的性格。她的追求，她的等待，她的痴情，乃至她伫立远望的身影，无一不闪耀着动人的光彩。

沈从文把手中的笔“用到我较为熟悉的人事上”，加上清新简约的语言，使他的小说充满了写意画与抒情诗的韵致，浸润着读者的精神和灵魂。

二、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乡土文学

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成为乡土文学的主流。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把文艺的政治工具作用和文艺家深入工农兵生活，反映和歌颂革命斗争的事业提到了立场和责任的高度。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带有中国革命的深深印记，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赞美了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变化以后的“新”与“美”，但并未脱离政治背景与时代主题，没能营造出一幅“桃花源记”的美好画卷。但是，他着墨描写了一批妇女形象，不再是受难的可怜人，而是新的女性形象，从中可以嗅出时代的气息。赵树理则长期生活在农村，在他的作品中，以一种朋友的身份来描写农村生活，具体而实在，因而乡土味更浓，在乡土民俗的描写上也更加深入。《小二黑结婚》，以农村婚俗为主线，展现出包括占卜、禁忌、起名等习俗在内的细致入微的农村风俗画。作者还写出了新旧习俗之间的斗争，进而提倡移风易俗。

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多以为题材，是解放区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比较而言，“五四”时的乡土作家与后来新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家都比这一时期的作家拥有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

三、寻根文学

到20世纪80 年代中期，描写乡村生活的寻根文学的出现，可视为乡土文学的新流变。寻根文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层面。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古堡》、《浮躁》等小说中，祭祀、占卜、自然崇拜、历史掌故、人神感应等仪式化描写非常多，在光怪陆离的初民遗风，混沌的原始意识等背景下，作家们或歌颂古朴纯净的生命力量，或歌颂现代人向往的善良美德和人性，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追寻和认同，或批判愚昧麻木的心灵。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偏重于历史变革中的文化心理的剖示。商州偏僻封闭的地理结构，使商州人保留了凝重、沉稳、坚韧的品格，也保持着敬天畏神、尊奉祖先的心理。当现代文明的大潮冲击到来之时，人们的心理也激起了巨大的漩涡。《浮躁》的主人公金狗，历经了务农、参军、复员、州报记者、辞职跑河上运输几个人生的大起落，商州的芸芸众生便随着他的生活际遇而展开。当时，改革的大潮无时不在影响着普通百姓的思维与心态。从金狗最初出发点的那个小村仙游川，到两岔乡，到白石寨县，乃至整个商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破封闭后的亢奋与躁动。

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可谓是一篇神话式小说。“不再是把焦点放在表现一种新旧思想冲突的表面主题意蕴上了，而更多的是带着批判的精神去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对于民族文化整体进化的戕害。”[3]故事发生在湘山鄂水的山寨之中，以一个痴呆儿“丙崽”为中心人物，描述鸡头寨奇异的风俗、来历，鸡头寨百姓与正常世界的隔绝，他们与鸡尾寨的“打冤”及战败后遗弃老人和孩子举族迁徙的经过。作为接生婆的后代，丙崽愚不可及，如同，然而在山寨利害攸关的时刻，他却成了占卜的活卦，主宰着全部落的命运。小说结束处鸡头寨的老弱病残都服毒自尽了，喝了双倍分量的丙崽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透过鸡头寨人的生活，读者探察到民族愚昧的沉积。它好似一个神话，诉说着民族传人的可悲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

纵观中国百年乡土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最初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以沈从文为首的对传统人文理想的赞美与构建，再到后来赵树理孙犁等人的带有深深革命烙印的创作，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寻根文学等诸多流变，在他们的小说中，乡土都是传统文化的象征，都体现出强烈的文化意味。而中学语文教学中恰恰可以抓住学生对“乡土文学”的兴趣适时进行线索梳理，对整合学生的文学知识体系、培养文学素养、扩大阅读视野等方面起到指导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社，1935.

[2] 鲁迅.坟[M].广西：漓江出版社.

[3]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社，1936.

[4] 丁帆.新时期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构期[J].小说评论，1988（2）.

（作者单位：西安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