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希望――乡土文学

在时代大潮面前,文学正逐渐偏离本质,功利性与商业性越来越强烈。期刊与出版社片面强调文学的消费性,这使得作家在创作前,就必须考虑市场因素。

一味迎合市场,导致发自内心的作品少了,官场文学、小资文学、情爱文学泛滥,作品极力渲染都市人对灯红酒绿的沉迷,对奢靡生活的向往,热衷于描写贪欲、权欲、等等,以求刺激读者的感官。相反,最具生命力和最震撼人心的乡土文学,正被冷落和遗忘。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城市题材的作品写来写去,大致雷同,有新意的不多。而农村与农民则存在几千年了,可挖掘的素材多,可探讨的问题多,这类作品写来文化味更浓。

片面追求文学的城市化和商品属性,实为舍本求末,这也导致了中国文学这些年来好作品少之又少。五四以来,乡土文学繁荣了近百年。鲁迅是乡土文学的鼻祖,其作品《祝福》、《社戏》、《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等,都是以农村为题材的。鲁迅以杂文见长,但时代局限性强,相反今天我们发现他的乡土散文、小说更有生命力,小时候学过的少年闰土,其形象至今过目不忘。

与鲁迅同时代的乡土作家,还有废名、彭家煌、艾芜、沙汀、台静农、沈从文、鲁彦、萧红等,他们的作品都带浓厚的乡土和地域色彩,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就像一幅明丽的风俗画。后来,乡土文学逐渐演变成流派,如以赵树理(包括马烽、西戎等)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他们都来自山西农村,作品基于现实,具体可感,有浓厚的地方风格。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伤痕文学与寻根文学兴起,但乡土文学依然具有极高的地位。汪曾祺继承了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传统,继续举起乡土文学的创作大旗,作品着力描绘乡土的美,包括自然与人性的美。而寻根文学与伤痕文学也是基于乡土文学发展起来的。从贾平凹、实、莫言、韩少功、张承志、古华、张炜等人的作品中,都能读出浓郁的乡土味。

将乡土文学等同于没有市场,是一大误区。恰恰,这些作家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价值的,他们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在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作品中的乡土世界,成了联系无数人的精神纽带。现代文明对农村的冲击,使得大多数人只能从作品中去寻找远去的故土。尽管一些人远离了乡村,但根依然留在那里,父辈们还在那片土地上播种、收获。为改变命运,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耕耘不息。

乡土文学依然是拯救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翻开时下的文学期刊,如《十月》、《收获》、《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纯文学刊物,发现那些感人肺腑的好作品,基本上是乡土题材。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以及李唯的《一九七九年的爱情》,写的都是乡土最常见的人和事,却将人拉回到久远的年月,感受沉淀的情与爱。

李洱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就是一部很成功的乡土文学,它讲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村民选举这样的普通事件,关注乡土中国存在困难,写普通人的悲与喜。他曾对一位自认为与乡村无关的城市人说,“无论你住在中国的城市,还是住在外国的城市,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发生在中国乡村的那些‘悲喜剧’,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乡土文学渐渐淡出视野,与市场的误导不无关系,出版社以及文学刊物没有做好自身工作,如渠道发行、品牌推广以及文学引导,而是一味随波逐流,非要给文学包装得不洋不土,结果变成了为文学而文学。

出现今天这样一种局面,是我们的文学导向出了问题,也有作家对乡土文学不熟悉和不自信的原因。这都是错误的倾向。“当今身居都市的作家,切断了与乡土的联系,无法触及底层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即使是出身农村的作家,进入名利场后,远离了乡土,渐渐淡化了底层意识 。”作家贾平凹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商州》系列到《浮躁》,他作品的主题一直围绕农村。而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也是写故乡的人和事,写当今农村社会变化与冲突。

也就是说,乡土文学并不过时,也不是“墨守陈规”的派别,它具有很大的市场价值,贾平凹、实的作品,一度洛阳纸贵,就能说明问题。作家雷达认为:“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中,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作为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的承受之地,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发展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