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如何扩张

就目前宣布的政府投资规划而言，大幅度扩张财政投资性支出是必然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扩张。

扩张财政投资性支出有四个途径：一是提高宏观税费负担；二是发债；三是调整支出结构，加大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四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发货币。从现在的制度安排主基调看，提高宏观税费负担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选择的是后三个途径。

从现实情况看，通过加大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扩张投资性支出余地很小。目前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接近40%，其中80%多用于公共产品供给，直接流入企业产品制造和销售的资金很少。根据我国的社会发展政策转变和公众要求，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今后几年将处于加速扩张期，趋势是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几项支出之和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将超过60%，如果再加上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外交等基本公共服务，那么，纯私人物品供给调控性支出的增长空间很小。

就发债而言，现在我们重新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投资规划远大于1998年，债务扩张规模难免更大些。如果说非常时期极端行事，全靠发债解决资金，那么国债依存度就要达到100%。就客观约束而言，根本不可能：一是财政风险过大；二是占储蓄资金的比重过高，发行成本会快速攀升，而且会对社会投资形成强烈的挤出效应，诱发通货过度膨胀，这与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的政策初衷是脱节的。然而不管怎么说，现行的投资政策是在强度挤压债务发行规模过度扩张。

目前，当地方政府跟进中央政府宣布庞大的投资规划后，已感到资金来源紧张，正强烈呼吁中央政府放手让地方政府发债。

可见，我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细化政府投资资金来源规划，把重点放在诱导社会资本介入政府项目上，要么干脆大举发债，最后通过发行货币和增税来归还债务，或者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究竟应该作何选择呢？

我以为，从理论上讲，为应对国际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解除投资抑制确属明智之举，适度加大政府投资性支出也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投资规划的确定要与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目前在投资管理权限方面已再度向地方放权，然而更为核心的是要进一步改革投资决策机制，其中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要打破一届政府做一轮投资规划的做法。应认识到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属于全局性、长远性项目，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不能搞重复建设和推倒重来。二是确定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必须把技术、公共需要和资金来源预算三者的可行性论证统在一起做。不能先批项目，再说资金来源。当前我国落实庞大的政府投资规划遇到的最大矛盾就是投资决策机制的宽松性与资金来源紧约束的对立。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