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从翻卡到网络书库

以前,翻阅数十个柜子的目录卡片才能在图书馆内找到一本书,如今轻点鼠标就能随时随地看到珍贵的古籍。60年来,中国读者跨越了怎样的信息鸿沟; 未来,我们能否将“图书馆”带在身边?

“原来两百年前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住过的北京蒜市口是这样的。”2009年盛夏,在首都图书馆内,一位年轻的读者在电脑屏幕前发出了低声嗟叹,这引起了坐在其身边的记者的注意。闲谈中,年轻人告诉记者,作为“红学迷”,他最近对曹雪芹的故居产生了研究的兴趣,为此在图书馆内查阅了不少“红学”论著,锁定了曹雪芹故居之一――北京蒜市口的大置。今天他就是到首都图书馆来亲眼看看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北京蒜市口胡同是什么样的。

带这位年轻读者穿越时空的不是时间机器,而是首都图书馆数字信息库中的珍贵资料――《乾隆京城全图》。让普通读者坐在图书馆舒适的阅览室里、轻点鼠标就可以一览1750年前后北京城的样子,这要归功于首都图书馆建起的数字图书馆。

翻卡找书

40年前,也是盛夏里的一天,年轻的馆员韩朴正在首都图书馆整理手头的资料,一位身着灰蓝色中山装的男子快步走上前来说:“同志,我要查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找齐,听说你们这儿比较全,请帮我找一下。”

韩朴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读者。仔细看过清单,他发觉所列资料和书目虽然很少见,但记忆中大多在馆内见过。然而,按照当时首都图书馆的目录管理体系,要一下子找全这么多资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韩朴请来了几位同事,一起翻首都图书馆的宝贝疙瘩――足足装了几十抽屉的“图书目录”。

“在当时,首都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在条目数量、分类和查找效率上都是全国图书馆业内数得上的。而且首都图书馆自建立之初,就确立了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方向。”如今韩朴已经从首都图书馆副馆长的岗位上退休了,据他介绍,首都图书馆是辛亥革命后我国第一个面向普通民众的图书馆,其前身可追溯至1913年～1917年间鲁迅先生参与筹建的京师图书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和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当时的京师各图书馆被蔡元培先生称为“失学者天堂”。鲁迅、夏曾佑、梁漱溟、沈从文等一些文化名人经常光顾,成千上万的学子在首都图书馆自学成才,步入社会,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

1949年北平解放,已经由三馆合并而成的北京市市立第一图书馆获得了新生,并更名为“北京市图书馆”。1956年,经过两次扩容后的北京市图书馆正式更名为“首都图书馆”,并入驻元、明、清三代最高学府国子监。此后,首都图书馆发展迅速,仅仅七八年间藏书就已达99.2万册、职工122人、馆舍万余平方米,进入全国大型公共图书馆行列。而首都图书馆与文化部一起花费巨资进行的大规模书籍修缮与整理工作也就此展开,纸介质的图书目录也随即建立。

但尽管如此,经过好一番查找,韩朴和他的同事才终于找齐了书籍和资料。在当年,像这样的查找过程在图书馆里非常常见。然而,韩朴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查询能不能变得更高效,更便捷呢?

数字化编目

时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来图书馆“充电”的人越来越多。然而,我国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基本检索工具仍然是打字油印的卡片目录系统,依然是用数十个目录抽屉组成一个目录柜,数十个目录柜就组成一套目录系统。

“这样的管理方式不仅效率低,而且占用空间巨大。”韩朴介绍说,同样一种目录卡片至少需要印刷6张,分别组建成分类、书名、著者三套专供读者使用的目录,以及另外三套专供公务使用的目录系统。“当时国内图书馆中鲜见主题目录,并非缺少理论和方法,而是由于同一种文献会分出平行的、或是相互组配的若干主题,以这个基数再乘以6套,需要的空间以及人工成本在当时是难以实现和承受的。”韩朴表示。

如何才能提高目录系统的使用效率呢?

正在思索之际,由于工作需要,韩朴委托一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朋友检索该校图书馆所藏1949年以前出版的北京地方资料。由于当时还不具备网络通信的条件和能力,两周后,韩朴才收到邮局送来的厚厚的一份邮件,其中装的是通过OCLC联机系统检索出来的几十所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数百条相关文献的目录及其详细收藏地点的信息。OCLC联机系统主要通过由OCLC(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设计运行的联机通讯网,向成员馆及其他组织提供各种处理过程、产品和参考服务,也接收来自互联网的访问。国外图书馆的信息化水平让韩朴很是羡慕。

“当年,中国图书馆若想要达到国外图书馆的检索状态,就要使用数据库技术,对本馆收藏的文献进行数字化编目,建立起关于馆藏文献的完整的元数据库,才能通过局域网络提供馆内应用。除了要对新进馆的图书进行数字化编目外,还需采用回溯建库的方式,将以往已编目完成的上百万条卡片式目录全部数字化。这对于那些历史悠久、藏书丰富的大型图书馆而言,肯定是一个极为浩大的工程,更不用提与此相关的资金、设备、技术、人员和时间投入了。”

不过从那时开始,我国也开始走上了图书馆信息化之路。据韩朴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开始在图书馆中应用,首先是从文献管理、即文献编目的应用开始。数据库软件的应用让编目告别了“卡片目录”时代,而随着放卡片的柜子成为“文物”,为找到一本书花半天时间翻卡片的情景也成了回忆。

然而,文献编目的信息化只是我国图书馆信息化的开始,面对信息时代越来越多的读者需求,文献资料本身的保护和传播需要更高效的方式。199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投资兴建一座智能化、现代化的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的信息化进程也由此从编目检索进入了大规模的数字化阶段。

随身书库

韩朴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欧洲著名的汉学家施舟人特意来京寻访首都图书馆珍藏的有关东岳庙碑林的一套拓片,却因为资料正在进行保护性整理而未能如愿。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越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图书馆就越有责任精心保管好,而这些资料也就会越难被借阅。甚至当时有人开玩笑地说,“那些珍贵的文献,只有吃书的虫子能看见。”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在韩朴看来,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就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法,不仅利于保护,且更有利于广泛发挥文献的价值。

“我国图书馆业数字化进程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各地图书馆纷纷建立‘电子阅览室’,直接向读者提供计算机终端设备,供读者上网使用,还试验性地将一些不涉及版权的珍贵资料扫描、数字化后提供给读者。”韩朴介绍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图书馆业就引进了缩微技术,对珍贵的文献进行全国规模的缩微复制,同时提供缩微阅读设备以便读者阅览。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图书馆业又引进了更为先进的扫描复制技术,并开始有计划地建立针对原始文献的对象数据库。而2000年以后,图书馆的数字化变革达到高潮,直接将缩微胶片的内容转化为数字文档的设备和软件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文献数字化的效率。

与此同时,很多图书馆开始针对本馆的特藏,有计划地建设数字化的专题文献资源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的专业网站。例如,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多媒体资源库《北京记忆》,便以文本、图形、音频、视频等数字形式提供了北京地方文献的全文资源、北京历史照片资源、北京地方艺术多媒体资源,以及舆图、金石拓片、专题讲座和艺术档案等地方文献资源,打破了馆藏文献信息传播的时空界限。

在此期间,2001年,首图新馆正式启用,实现了与11个区县图书馆、33个乡镇街道图书馆的联合检索、网上阅览、馆际互借和资源共享,构建了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网络平台。目前,作为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北京分中心,首都图书馆已开通了数十个基层分中心,借助现代化的通讯手段,身处山区的读者也可以安享丰富的文化大餐。

而据韩朴介绍,首都图书馆目前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内的数字图书馆,将为北京市建立起现代化的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体系,特别是如完善信息网络服务、拓展文献传递服务、定题服务、跟踪服务、情报研究服务、完善网上免费咨询、网上信息导航及推送等服务,使得图书馆服务更开放、更人性、更舒适。

“不仅如此,首都图书馆也在加强网站建设。未来读者将更加方便地通过无线网络,随时随地地访问自己的随身图书馆。”韩朴说。

图书馆信息化的进化史

“数字图书馆”的概念兴起于上个世纪末,首先是由美国人提出并建设的。

198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伍尔夫撰写国际合作白皮书,正式提出了“数字图书馆”的概念;1992年,美国政府在制订“高性能计算与通信”国家攻关项目中,第一次将数字图书馆列为“部级挑战”项目之一。

1995年2月,西方发达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全球信息社会讨论会。会议将全球数字图书馆计划与数字博物馆计划等确立为全球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美国之后,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也先后提出各自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并纷纷投入巨额资金加以实施推进。据不完全统计,到上个世纪末,美、英、法、日四国,仅其国家图书馆所完成的数字馆藏,存储量最少的约为500GB,最多的已超过3000GB;他们已为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完成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另一方面,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在欧美公共图书馆得到了迅速普及。在美国,1994年,仅有21%的公共图书馆与因特网相连,到2000年,这一比例已增长到 98%;在英国,公共图书馆连接因特网的比例在1995年仅有3%,到2002年底,这一比例已达到100%。

早期的图书馆借书卡

如今的首都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