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识与民间话语双重视域下的历史言说

摘 要：新时期以来，随着个人的价值再度被认可，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民间视角或者藉由性别意识而展开的多元叙事方式已渐渐被作家青睐。在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创作中，亦是如此。严歌苓巧借小说的主人公王葡萄表达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认知。王葡萄一方面得益于孙怀清的道德辅助，一方面又受惠于自身独特的女性体验。两者相互交织共同完成了王葡萄的认知历程。使她居于社会风潮的边缘，成为沉静的审视者，形成对于历史而追问。透视到历史运动之本质。

关键词：民间理性；女性体验；历史认知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014-01

在近些年中，无论是在女性文学领域，还是在海外华人文学中，严歌苓的作品都处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她既改变了中国现当代女性自我书写文本单一，审美视角狭窄的局面。如女性自恋和自闭，或者决绝的女性主义姿态。又改变了海外华语文学格局狭小的局面，丰厚了其历史深度底蕴，创造了已被众多评者注意和认同的独特的女性书写策略。严歌苓作品中的地母形象，它以罕见的包容力修正了女性文学中的偏执话语。严歌苓是一个善于以女性眼光透视人性的作家。她善于以女性的细腻描写极限处境中文化冲突与伦理尴尬。严歌苓的写作，常常是跨越族性的。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再到第九个寡妇王葡萄，不论是反映异质文化的冲突，还是展示现代性与人性的激烈交锋，展现出的绵延至今的雌性情结。雌性或地母情结成为严歌苓反复过滤提炼出的女性特质最凝练的表述。严歌苓曾说“母性是一种最神圣的雌性”，雌性意味着慷慨的布施、宽容和悲悯。

一、女性的体验下历史言说

20世纪80年代末，新历史主义小说正潮头正盛。一大批女作家也加盟了新历史写作的阵营。刘思谦曾将之命名为“女性新历史主义”。女性作家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更多融入了女性个体生命经验，女性人物为其主要言说对象。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正是属于此范畴。但严歌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作家，她没有特别强调女性的个体经验。王葡萄身上却隐含了朦朦胧胧的女性意识。在原书中，王葡萄染指多位男性，近于乱欲。但是王葡萄并非道德的败坏者，她在男女关系上是一种本能的原始的自然，近于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懵懂纯真，未经社会文明濡染的单纯角色，发乎自然，又不悖乎人性。

原生态本为后殖民主义的术语，它是指天然的环境与本土原生的文化，而非强加于该文化的外来因素或被该文化所汲取的外来因素。自然性和民间性构成了原生态重要的两大特征。自然性指其以本真的状态存在，未经人为加工。民间性即原生态产生于民间、生存于民间，严歌苓以其女性经验写作，追溯女性特质到最原初的状态。建构没有历经文化矫正与人工造作的女性形象，打捞和彰显被历史湮没的原生态女性特质是她一直孜孜追求的。在原书中严歌苓一直强调王葡萄作为女性的独特表达，一种感性直觉式的评判。例如，葡萄从门缝看出去，都是同样的人腿，不过是绑腿布不一样罢了。有时是灰色，有时是黄色，有时不灰不黄，和这里的泥土一个色。孙怀清一见葡萄趴在地上，眼睛挤住门缝就“啧”一下嘴，恐吓她也是责备她。她总是一样地瞪大眼告诉他：“外头腿都满了！”作者从王葡萄的视角突出了腿的意象，社会的宏大意义被直觉式的拆解，风云迭起的浪潮，蜕变成了麻木盲从机械式的腿。在只言片语中完成的对历史的讽喻。原书中有多处类似的诘问，在纯朴憨直的言语下，掩饰着一针见血的力量。在王葡萄的体悟中，历史换来换去，还是长着一张相似的脸。作品在无意间突出了葡萄外貌的恒常感，时间似乎可轻易改变，而王葡萄却以不变应万变，成为持久的存在。

王葡萄也切合了严歌苓塑造女性的地母传统。在传统文化的固有体系中，男性居于中心地位，常扮演启蒙者、救世主、批判者等权力角色,女性常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女性是弱势群体。而在精神和灵魂层面上，她是富有能量的强者。在不断遭逢灾难中，是富有原始生命活力的强者；她宽容着强者的欺凌和压迫，并坚守着自己的主见和独立，她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容纳了人世间的不幸和荒凉。 历史的暴行总是将女人放逐，但在《第九个寡妇》中，恰恰是女性完成了对历史最后的救赎。王葡萄是历史中的小人物，却给予边缘处的弱势者以抚慰。抗拒着社会革命以其宏观话语对人们的侵蚀。作品收尾的时候，孙怀清曾讲述了一个寻找远祖的故事，无疑这是对王葡萄的隐喻。使王葡萄成为超越具体历史叙事，游走历史之外的象征。

二、民间理性下的历史表达

虽然严歌苓长期旅居海外，但她的系列作品都有巨大的统摄隐含的大陆历史后景。在《第九个寡妇》中，作者将目光转向了乡土中国的民间处境，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之久。作者在本书中叙述了几近传奇的民间故事，在好看的故事表层下，作者探讨了历史理性与个体生存间的悖论。而且缘于书中日常生活细节描写的详实，使故事外层的离奇性被冲淡，保证了作品严肃的思想意义，使之没有流于刻意猎奇。作者从个人化的角度表达了对历史的独特认知。王葡萄便是这思想的载体。但是囿于社会身份文化素养的限制，王葡萄的认知反驳毕竟有一丝孱弱。而孙怀清正是对王葡萄起到价值观引导修正的作用。前者正是王葡萄的信仰，甚至一度成为王葡萄判断是非的标准。王葡萄与孙怀清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是原著中的重要情节。在本书中，严歌苓有意设置了一些这样的细节。王葡萄自幼亡失双亲，孙怀清虽是王葡萄的公公，但在伦理道德上却充当了父的形象，他一开始就影响了葡萄的价值观定义。但若果仅仅把孙怀清看成父的引导，难免削弱其象征。孙怀清更多的隐喻了民间的伦理价值，在通常年代维持着固有的民间秩序。在混乱的时代，特别是以后，因此孙怀清躲到地窖中的情节恰好隐喻了着民间价值的生存空间受到在主流文化极大的压制，规避着来自主流话语的排斥。葡萄的一次次向孙怀协清寻求帮助度过困厄， 莫不如看成是荒谬年代人们在价值失落混乱向原有的民间道德的求救。可以说王葡萄是民间理想的嫡传与延续，她与孙怀清一隐一现。因此她对历史的审视带有一定的民间理性色彩。这在全书中也有照应，在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情景中，人们开始对孙怀清落井下石，孙怀清所代表的民间道德也开始被正统政治屏蔽，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他的侥幸存活及潜藏喻示了民间价值观之生命力和民间道德关怀从日常的生活的隐退，并进入了失语阶段，虽然不是完全失语。在后期运动中，村民已感到厌倦，便怀念孙怀清在时价值秩序。孙怀清也在此时浮出地表，却被人们包容，预示了民间理性的回归。最奇妙的是作者在结尾时对孙怀清的描写，孙怀清已介于人与神明之间，这既是孙怀清个人在肉体到精神的升华，也是民间理想获得恒常意义的所在。

结语： 《第九个寡妇》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剥去曲折夸张的故事情节，严歌苓提供了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陈思和先生曾这样评价：“在当代新历史小说中，继80年代张炜的《古船》和刘震云的故乡系列，这样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已经很久没有读到了。”民间话语和性别修辞交相渗透，使得王葡萄的历史认知达到多维度的展现，严歌苓不止讲了一个传奇女人的故事，她留给我们更多额外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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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作家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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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敏.别样风情：女性作家笔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