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国际关系趋势及中国的应对

时间:2022-10-17 11: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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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0年国际关系趋势及中国的应对

国际格局与世界政治演化趋势

首先可以预判的是,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冷战结束、两极对抗消失之后的最近二十年间,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方式受到广泛批评,而有助于代表多数国家和地区意愿的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逐渐活跃起来。

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强,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覆盖面将不断加大(比如从传统的高政治领域扩展至低政治范围),执行力度特别是履约强度可能逐步提高,对国家的权力和各国民众的生活均将产生更加深刻持续的影响。

第二个趋势是,国际制度改革提速、新旧交替矛盾加剧,争取话语权的博弈更加复杂多样。就国际制度的演变而言,未来中长期时段内,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凭借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以避免主导权旁落。

其二,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比如中东欧的波兰、西亚的土耳其、南部非洲的南非、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在它们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对原先国际间的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挑战。

其三,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

第三个趋势是,国际关系中,经贸、外交、法律的作用增强,军事的优先性有所下降。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其次,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无形中加大了各国尤其是主要国家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再次,冷战终结之后,各种军事霸权、政治威权、外交强权虽没有消失,但受到有形无形的约束在增多;另一方面,法制的重要性得到更大重视,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整体的社会力在国际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上升。

然而在上述趋势之外,国际关系的调整还面临几个不确定因素。例如: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文明间的冲突”,究竟朝着更加剧烈的方向演进,还是逐渐衰减及至相反方向?第二个不确定因素是,全球化进程与各种民族主义如何对冲和此消彼长,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还是相互抵消?第三个不确定因素是:民主与集权的较量如何持续,它们对于全球制度和组织有何后果?对于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辩,不仅是学术理论和媒体大众的兴趣,也折射出世界政治现实行进的曲折难料。

中国的应对之道

中国被公认为世界范围内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和力量体现的主要代表;各种国际机制和规范的作用发挥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甚至被广泛认定要从“主要受援国”位置转向“重大资助方”或“决策者”的方位。

客观地分析,虽然多数中国人并未承认这种新定位,外部世界特别是主要国际制度决策圈内对此却有相当广泛的共识与议事安排。

从中长期时段预测,在不发生主要大国全面对抗的前提下,只要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稳定保持可持续性,将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或突发事件能阻挡上述趋势;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中国将成为各种主要国际组织与规章制度实现变革、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因与变量之一。

对于中国来讲,主要威胁不在外部,而在自身的隐患。中国若出现了真正的危机,一定是内部的麻烦无法收拾所致,是解决危机的努力落后于危机扩散的速度所致,是诸如腐败现象达到完全不能抑制的程度、各阶层的贫富悬殊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政治共识、国内民族矛盾急剧扩大等恶性事态所致,是这些事态面前外部势力插手干涉加剧危机、国内又没有统一有力的统筹应对所致。(摘自《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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