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家长制的政府VS 保姆式的政府

这是一个可以研究错误的伟大时代。如果你想引导消费者多买点罐装汤料，那就挂个牌子，上面写着“每人限购12罐”。当你问别人下周想看什么电影，他们很可能说要看个高端文艺片。但当你问今天晚上想看什么电影，他们更有可能说出一部无脑的大制作。

人们好像始终学不会为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短期的享乐，也不擅于估测风险，大多数人还有心智懒惰的毛病。有个有趣的现象，当人们用母语来思考如何做决定时，总会犯错误，但用其他语言来思考时，这种错误就不会出现。原因在于，当人们应用其他语言的时候，精神上总是更加集中。

当以上这些认知思维上的问题变得众所周知，那些具有公共意识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应该发明一些方法帮助大家避免陷入这些思维中。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H・塞勒和卡斯・R・桑斯坦出版了一本叫做《轻推》（Nudge）的书，书中介绍了政府和其他的一些组织是怎样帮助公众避免去犯一些常见的错误。2012年，桑斯坦在耶鲁开办了关于同主题的讲座，讲座的内容将很快被结集成册出版，书名叫做《保姆圣经》（Nanny Statecraft）。2013 年7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团队，其任务便是去发掘怎样应用这些经验上的研究成果，来指导政策制定。

现如今美国正在进入一个“自由式家长制“的时代。政府不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 但政府会倾力创造出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会使你觉得做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更容易。

政府可以为大众设计一些表格，里面的默认选项是死后捐献器官或者为退休多攒钱，公众要花时间把这些选项勾掉来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政府可以要求空调生产商为空调机加装一个信号灯，提醒用户何时该换过滤器，这样会更节省能源，因为人们总是懒得更换过滤器。有些公司利用公众认知上的错误，让消费者为他们的贷款、银行账户、信用卡和汽车保险多付钱，政府应该打击这种行为。或者，就像那个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政府会阻止你买大瓶的含糖苏打饮料。

但这又引出了一个哲学的问题，你会想要政府介入，使我们不受自己所犯错误的伤害吗？大部分人会说他们不想要，因为这种软性的、家长制的帮助，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变成硬性的家长制的集权控制。政府的精英们会让人们做那些他们想让大家做的事情。政策的制定者有其特定的思维倾向，即使他们怀有好的初衷也无法阻止他们设计出不完美的干预政策。

个人作出的决定也许并不完美，但与高高在上的政策制定者相比，他们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政府干预公众为自己做决定的过程，那么公众就不能学会为自己而思考，即使事情很小，比如设定一个默认选项来减少自由度或者减轻个人的责任。

家长制主义的支持者则回击道：政府总会去设定那些默认的背景和选项，既然如此，为何不在设定的时候就把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而关于“软性的家长式的帮助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变成硬性家长式的控制”这个问题，历史上也没有太多的证据来证明。如果银行哄骗客户为自己的透支多付钱，难道政府不应该出面阻止银行利用这个人们心理上的缺陷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在理论问题的争论中，反对家长制主义的人赢了；而从实际经验来看，提倡自由式家长制的人赢了。理论上说，好的初衷的确有可能变为强制的命令控制，而保姆般贴心的政权会使个人责任成为一纸空谈。

但在现实中，我的驾照上把死后器官捐献设为默认选项这件事，并没有使我做决定的能力减弱。咖啡馆把健康食品的菜单放在显要位置，而把垃圾食品的菜单放在角落的行为，我也没感觉到受到冒犯。今天认捐的慈善款项会在明年自动加大额度，也不会让我感觉自己被骗了。历史经验证明， 以上这些事情有十足的好处，这些好处应该抵消那些抽象而又理性化的反对声音。

我把这叫做社会式家长制。社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之所以行为举止还算得体， 是因为他们被社会准则和判断围绕着，而这些准则和判断使人们更容易成为一个好人。再稍稍拓展一下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落实这些准则。比如，相比于消费，应更鼓励储蓄；相比于肥胖，应更鼓励健美；相对于扮酷，应鼓励人们使用安全带和安全头盔。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以添加一些强制条款。

相对于一个紧得让人窒息的社会结构，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更让人害怕，也许政府适度的家长制正是人们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