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类的技术透析

作者：马凤才 郭翔宇

农业高新技术投入使用后由技术应用区域内的所有农业生产者共同受益，另外，由于农业高新技术应用环境和设备的建设、运行和维护需要资金量大，而政府财政资金的不足和管理效率低下使得其将高新技术的建设和管理职能逐渐移交给乡村一级的生产社区或者合作社组织来执行。这种模式在规模小且集中的生产单位最为有效。因此，由农业生产者参与农业高新技术的建设和管理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它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农业生产者尤其是天然的农户具有的这种小农意识或者说有限理性的“经济人”，由于生产特性使得农业生产者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较弱，因此，农业生产者会在自己的理性范围内与相关行为主体进行博弈甚至在技术选择倾向上的自我博弈。在对生产投入和产出进行权衡后，农业生产者有可能会仍然选择传统技术。另外，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同一生产区域内的农业生产者在农业高新技术生产环境的建设投入中存在“搭便车”的倾向，这将会导致农业高新技术的供给不足。农业生产者之间的技术选择行为是相互影响的，由于农业生产者对技术选择预期的不确定性，而受约束与资源禀赋的制定和高新技术激励制度的建立会增加生产者采用高新技术的预期。因此，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意愿是建立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之上的。本文通过建立以下两个农业生产者技术选择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激励机制在农业高新技术技术选择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探讨。

未引入激励的农业高新技术选择的博弈模型假设农业高新技术为准公共物品，在使用过程中排他成本很高。假设一个生产区域内仅存在甲和乙两个农业生产者，两个人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Q=F(W，L)，其中，W为农业生产者使用农业新技术的投入量，L为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量。甲和乙共同面临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和高新技术两种选择：采用农业高新技术，进行高新技术设备及生产环境投入；或采用传统生产技术，不进行高新技术投入。假设生产者无论采用传统技术还是高新技术，其作物产量都不受影响。根据以上假设，求解农业生产者甲和乙在不同技术选择下：如果两个人都不进行高新技术设备及生产环境投入，则双方的收益函数为：（式略）两个农业生产者都平等地进行高新技术投入时的收益函数为：（式略）当一个农业生产者进行农业高新技术投入，而另外一个不进行农业高新技术投入时(假设进行新技术投入的农业生产者仅投入了一半的技术改造成本)，则进行技术投入的农业生产者的收益函数为：（式略）其中，P、PW和PL分别为农业生产者种植作物的单价、单位农业新技术价格和其他生产要素单价，Q为作物产量，C为农业高新技术投入成本。假设农业高新技术投入越高，则农业高新技术成效越好、作物损耗越低，即W1>W3>W2。甲和乙农业高新技术的选择对应了4种可能的结果，即双方投入与不投入的组合。为了更清楚地分析甲和乙在不同技术选择下的收益，对“囚徒困境”下甲和乙农业生产者的收益用具体数值进行假设。假设如果双方都采用农业高新技术，则两个人都获得(3，3)的收益。如果有一方进行农业高新技术投入，采用农业高新技术，而另一方不进行高新技术投入，却享受技术改造的收益，则双方的收益为(1，4)或(4，1)。如果两人都不进行农业高新技术投入，两个人的收益都为(2，2)。对于甲而言，其偏好按F(4，1)＞F(3，3)＞F(2，2)＞F(1，4)排列，而乙的偏好则为F(1，4)＞F(3，3)＞F(2，2)＞F(4，1)。双方都不进行农业高新技术投入的策略是两个人的一次性博弈的超优策略，其结果是一个纳什均衡。“囚徒困境”博弈的均衡结果并非是帕累托最优的。当传统农业技术能够满足农业生产者需要、农业高新技术效果并不明显和农业高新技术生产环境及设备建设成本很高时，农业生产者就会选择不进行农业高新技术投入，从而导致生产区域农业高新技术的供给不足，其原因非常简单，农业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研发是需要成本的，它并不是完全的公共品，而是由于政府的农业政策制度安排使得农业高新技术供给主体提供了带有优惠性质的准公共品。

引入激励的农业高新技术选择的博弈模型各级政府为了保持农业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的粮食安全，不可能放任农业生产者自由选择或者“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因此，为了实现政府的目标行为，在农业生产系统既是制度供给主体又是农业高新技术供给主体的政府将选择在农业生产系统中设置激励机制（此处我们假设不存在各级政府寻租现象），并且在农业生产者进行技术选择时制定如下规则：对采用农业高新技术的农业生产者实行奖励，对实行粗放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资源未合理利用甚至产生负外部性的农业生产者予以惩罚。假设农业生产者在决策之前，对该规则具有完全的信息。在满足模型1的假设下，重新构建农业生产者的收益函数。如果两个人都不进行农业高新技术术投入，则双方的收益函数：（函数略）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对农业高新技术的选择并不会必然产生，也可能会形成农业高新技术供需均不足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与中国目前的制度有很大关系，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农业基础设施较差，农业基础设施是技术应用的先决条件或者说是必备的硬件。例如在低洼地块缺少防涝排水沟渠，使得大型机械无法进入，高科技的农业机械与传统农业播种、收割工具相比，无法灵活的进出低洼地块，因此，多数农业生产者在这样的农业生产条件下不可能会有使用高科技农业机械的“冲动”，即使有农业高新技术的激励机制，农业高新技术的供给与需求也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双向不足状态。实行农业高新技术所获得的直接利益就是农业的经济增长，由于目前的土地经营制度是家庭经营制，即使农业高新技术成效很好，但农业基础设施相对农业生产者收入高的多，作为单体经济主体的农业生产者虽然得到了采用农业高新技术的内在激励，但是农业生产者承担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势必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负担。而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减弱会降低技术投入的自我积累能力，从而形成农业高新技术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2）政府农业高新技术投入政策与法规的缺位，使农业生产者缺乏实行农业高新技术的制度保障，农业高新技术的应用会产生较大的社会效益，需要政府采用相关的经济政策来调动农业生产者使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依据国外农业高新技术推广经验，对于一些农业生产者急需而又缺乏资金的工程，只要农业生产者提出申请，政府会及时提供长期无息或低息贷款以及税收方面的优惠。中国目前相对缺乏发展使用农业高新技术的扶持政策。（3）农业生产者处于产业链劣势，缺乏足够的讨价还价能力，我国农村生产规模小、生产区域分散、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薄弱和技术创新能力低等问题已经成为农业生产者技术选择倾向的瓶颈。从流通角度来看，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还不是大农业体系的实际操控者，而只是其中的实力很弱的一个小环节，却无法控制农产品市场价格，其原因在于生产阶段与流通阶段之间出现了断层，这段断层使得农业生产者利益流失，通过农业生产系统无法得到补偿，加之农业生产环境差，使用农业高新技术意味着先期投入成本高、后期交易成本高，农业属于弱质性产业，技术不易被生产者掌握，服务体系又不健全，从而抑制了农业生产者使用新技术、购买新设备的积极性。以上问题不会在短期内解决，随着国家对农业重视程度的增强，农户自身规模和实力的提高，适于农业高新技术的环境一定会到来。

依据上述对农业生产者技术选择行为的博弈分析得知：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增加农业生产者选择农业高新技术的预期，使农业高新技术供给行为从违约转向合作，从而增加农业高新技术供给。模型分析同时表明，农民对农业高新技术的选择并不会必然产生，也可能会形成农业高新技术供需均不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