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的深层因素

摘要：农民工社会保障是一个长期以来关注的论题，而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却是一个长期缺少关注的论题。本文利用简单的经典工资与就业议价模型，引入制度性预算软约束的新概念，提出劳动市场价格信号无效的新观点，用以解释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的深层因素。

关键词：农民工 职业伤害保障 议价能力 预算软约束

在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农民工无疑是劳动供给方中的主体。这个群体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工的自身权益始终得不到保障，工作薪酬拖欠事件频起，各种因素所导致的伤残事故的善后工作缺失，职业特性引发的重大疾病缺少有效保障，与工作强度相适应的福利水平过低等。而所有问题的矛头无不指向农民工劳动保障权利的缺失，尤其是以职业伤害的保障缺失为最。

一、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数量不断增长。具有高风险工作岗位的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动力下，面对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农民工，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他们。这样，农民工就在低工资、低福利的条件下承担起了高风险工作的重担。目前我国每年矿山企业死亡人数平均8000人左右，而农民工死亡数就占90%。而在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中受害的90%也是农民工，作为事故多发行业之一的危险化学品生产，每年50000多例的职业中毒中大部分也是农民工。

针对农民工多处于高危行业且职业伤害的保障权利长期得不到实现的现状，国内诸多学者对此有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蔡、都阳和王美艳在《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效应和福利分配有着精辟的论述。该书认为，国家鉴于重工业赶超战略的原因，设计了一套二元体制的经济结构来进行工业的资本积累。而在旧的体制打破之后，农村劳动力在绝对收入差距的推动下开始向城市流动。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流动既有资源有效利用的效率改进效应，又有原特权福利再分配和迁移收入的利益分配效应。出于制度性排斥和就业保护的目的，城市的特殊利益集团会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排斥和限制。

当然，由于以上的模型具有西方的特点，多为双头垄断的工资、就业的议价模型，不大符合中国的当下现状。因而，其借鉴意义大于实用意义。

以上的文献是本文的立论的基础前提，为解释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的原因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背景材料。

二、基本框架与理论分析

本文分析的劳动市场主体为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要素供给方和以厂商为代表的的劳动要素需求方，政府作为制度提供者是劳动要素市场外部约束条件的执行者。农民工和厂商都存在预算约束条件，农民工以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中国农民工一般缺少工会性质的组织，因而中国的劳动市场是需求方较为强势的买方市场，但亦可近似考虑为完全竞争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所指的劳动市场仅指由农民工和厂商构成的劳动市场。

1.农民工议价能力相对较低

厂商与工人间的经典工资就业议价模型是管理权模型和效率议价模型，但由于这两个模型是厂商与工会的双头垄断模型，对中国农民工的解释力不足，且不符合中国农民工组织分散的现实，故本文将利用一个简单的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经济模型来解释这一现实。

理论前提为内涵式条件，即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基本由厂商提供。模型假设为单个农民工与单个厂商的最优化问题，故不存在雇佣劳动力数量方面的失业问题，只存在单个劳动力是否要全部供给劳动的问题。

假定农民工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e是发生工伤事故的概率，w是单位工资，l是劳动数量，V是工伤赔偿。而农民工的目标可描述为

由以上议价模型的解释可知，在为获得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的议价谈判中，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可能同时获得劳动工资和职业伤害保险。

2.厂商存在制度性预算软约束

对以上的模型解释可以将条件放开，如果厂商存在制度性的强制约束，即即有法律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则该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问题是厂商存不存在制度性的强制约束呢？

由科尔奈在书中的定义出发，比较西方较为完善的职业伤害保障体系，考虑中国在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方面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雇佣厂商存在制度性预算软约束。在中国，这样的外部约束与西方相比较而言，是具有弹性的，而且是非硬性的。由于寻租的存在、外部制约的缺失以及激励失效，政府没有内在的激励去处理类似相关的职业伤害事故和进行事后保障。同时也没有一套完善的保障机制来维护农民工的相关权利。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经济发展为国家战略的现行条件下，政府为追求政治净效益却有和厂商合作的动力。这样，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就有压低成本拒付保障费用的可能性。

因为厂商给予职业伤害保障在模型中是一个无效解，厂商就没有出于内在条件约束的可能性去提供保障。而同时外在的制度性约束又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而缺失。这样的话，厂商的内外约束都没有一定的束缚力，农民工的的职业伤害保障就难以通过厂商的承诺来保障。

3.价格信号在权益市场上的无效

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单位工资长期以来都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当中充当价格信号。但是，仅以单位工资作为价格信号毫无疑问是仅仅不够的。这是因为对于工人而言，在厂商利用劳动要素进行生产时，他不只利用了劳动要素，而且还利用了工人具有较大受伤可能性的人身权利，而这种权利的转让价格也是价格信号中的一部分。

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健全有效的西方而言，中国劳动市场中有过多的定义被含糊和忽略了，人身权利的转让价格就是这其中一种。由于工作本身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农民工很有可能造成较大的人身伤害，而这种人身伤害的的代价并没有在劳动市场上表现出来，反而长期以来都含糊不清，导致在人身伤害真正发生时就没有可能通过合同契约的形式得到有效的保障。而这种含糊不清，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因为现有的二元式的户籍制度使得劳动要素的出卖权得到了保障，而索赔权却无法得到应有保障。因而，将人身权利的转让价格计入价格信号中是有必要的。

该式表明，只要效用的劳动弹性加上利润的劳动弹性等于单位劳动量除以单位利润，则这个解是有效的。这就说明，将人身权利的转让价格纳入到价格信号中，建立人身权利的转让市场化是有效的。

三、政策建议

由以上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积极作为，加强对于农民工职业伤害保障的干预，提高农民工的议价能力。

2.尽快建立劳动市场中人身权利转让的分市场，明确转让价格，破除户籍制度的相关限制。

参考文献

[1][匈]亚诺什？科尔奈：《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2]蔡、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陆铭：《工资和就业的议价理论：对中国二元就业体制的效率考察》，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