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诗人与诗歌奖

摘 要：新时期以来，诗歌一直在社会的边缘与中心之间游走。但新时期的诗歌评奖活动却出现逐年升温的趋势。新时期的诗歌评奖活动是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发生的。新媒体在诗歌评奖活动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新时期的诗歌评奖活动主要面向汉语新诗，在这种现象的背后，还体现着诗人、学者对新诗经典化的普遍努力。而如果用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观照诗歌评奖现象，则会发现诗歌评奖现象背后体现出来的的则是权力与资本的获得与干预。

关键词：诗歌奖 新媒体 新诗经典化 场域 资本

20世纪80年代时期，内地文坛在经历了一场浩劫后，出现了文学艺术的复兴局面，各类文学活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这种繁荣局面也体现在诗歌上。“今天诗群”、“朦胧诗群”等的出现带动了诗坛的复兴，在这种环境下，“诗歌崇拜”现象因此发生。“诗歌崇拜”使得诗歌从边缘回归至大众视野，诗人以及诗歌的崇高地位再次被重申。可以说，新时期诗歌评奖活动的兴起正是基于大众对诗歌以及诗人的普遍关注。虽然“诗歌崇拜”的现象如今已经落潮，但是与之同时兴起的诗歌评奖活动却呈现出了逐渐升温的趋势。诗歌评奖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坛现象。在这一现象中，新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商品经济下的新媒体发展迅速，当今社会正处于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中的诗歌评奖现象也有着自己的特点。新时期的诗歌评奖活动绕不开新诗的经典化问题，诗歌评奖热的出现也是对新诗经典化的一种回应。本文即拟以新媒体时代和新诗经典化历程为背景，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以及“资本”理论试析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评奖现象。

一、新媒体时代中的诗歌评奖现象

“新媒体”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其定义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旧媒体”而言的。而当今的新媒体则是指“以电脑、数字化技术为核心，具有互动性和多媒体功能的资讯与传播科技。”[1] 相比于纸质媒体、印刷媒体等“旧媒体”，以数字传播、网络传播和全球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带来了新时期以来传播方式的大变革。反映在诗歌的创作和传播上，“新媒体”时代的诗歌活动实际上实现了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作为诗歌创作与传播的重要平台，“诗生活网”上几乎每一条推送消息都有数百甚至上千的阅读量；而致力于优秀诗歌传播的微信公众号“为你读诗”则拥有数十万的关注者――诗歌网站的建立以及微信、微博等网络交流平台的出现拓宽了诗歌创作与传播的渠道，诗歌活动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评奖现象也体现出了新媒体时代的特点。首先是诗歌评奖活动组织者的变化。传统的诗歌评奖活动或者为官方发起，如“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或者为报纸、杂志、出版社发起，如 “中国年度最佳及先锋诗歌奖”以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再或者为民间团体或个人发起，如“张坚诗歌奖”、“柔刚诗歌奖”等。而“新媒体”时代中的诗歌评奖活动中则出现了诗歌网站的参与，这些网站或者作为发起人、主办方，或者作为协办方，都是诗歌评奖活动的重要支持者，如由新诗歌网和新诗歌月刊编辑部独立主办的“新诗歌2003年度大奖”，以及由硬骸堂中文网于2006年发起的“硬骸诗歌奖”等。其次，新媒体时代中的诗歌评奖活动，其评奖对象和评奖范围出现了变化。新媒体时代涌现出了大量的网络诗人，网络诗人的创作成为如今诗歌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一些诗歌评奖活动甚至就是针对网络诗人和网络诗歌的。2016年8月份举办的“‘新诗百年’中国百位网络诗人评选活动”，其活动宗旨就是“评选出优秀诗人和优秀的作品，网络诗人得到社会和大众的关注，让优秀的诗歌作品不被历史的洪流埋没。”除此之外，诗歌评奖活动的传播以及参与环节上也体现出了新媒体时代的特点。诗歌评奖活动的消息不再需要通过报纸刊登的方式广而告之，参选诗歌作品也不再需要纸质文本，“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评奖活动得以突破现实条件的限制，实现了一场更大范围的互动与狂欢。

二、新诗经典化历程中的诗歌评奖现象

自1917年胡适发表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开始，新诗就进入了文学史的舞台。作为新文化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代新诗正是在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激烈对立中成长起来的。自由体诗的提出，现代观感的介入，新诗从一开始就承担着打破传统的责任。但新诗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却遇到了自身存在的巨大危机。奚密在《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中曾这样论述过现代汉诗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现代汉诗一方面丧失了传统的崇高地位和多元功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和大众传媒竞争，吸引现代消费群众。两者结合，遂造成诗的边缘化。”[2]近两年新诗虽然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但是面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典诗歌大传统，百年新诗的发展却时常呈现出被遮蔽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推动新诗的经典化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新世纪以来，关于新诗经典化的问题得到了很多学者和诗人的重视。2005年伊沙出版了《被遗忘的经典诗歌》，收录了包括朦胧诗以前的昌耀、任洪渊、灰娃、黄翔、食指，也有如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光、桑克、藏棣、西渡等当代著名诗人的优秀诗歌。正如其书名所体现的，伊沙在编选过程中主动舍弃了许多已经被经典化的了诗歌，由此可见出其致力于一种普遍的新诗经典化的努力。而学者刘波于2014年出版的《当代“诗坛”刀锋透视》一书则致力于从个案研究出发，从当代诗人身上寻找经典形成的密码。在推动新诗经典化的过程中，新诗史的写作现象也值得关注。文学经典的形成离不开文学史的书写。虽然文学史载入的文学经典不免包含了许多主观因素，但文学史对于文学经典的确立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样，新诗经典化历程不仅包含诗人、学者对个别优秀新诗的发掘和整理，还包括了新诗史的写作。2010年由谢冕、、孙玉石、吴晓东主编的《百年中国新诗史略》出版发行。此书将20世纪自2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新诗分为八个十年进行描述分析，又分别作了理论和史料的梳理，力图勾勒出整个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轮廓。而2016年启动的《中国新诗百年千家诗》编纂项目更是体现出了一种对经典作品进行历史梳理的努力。

在这种大环境下，新时期以来诗歌评奖活动的升温正是对新诗经典化这一命题的回应。从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到民间鲁迅诗歌奖，诗歌评奖活动吸引了来自政府和民间的普遍参与。这些诗歌奖选拔出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得奖的新诗也因此得以流传，这就为新诗史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评奖活动实际推动了新诗经典化的历程。而这方面的积极作用，从一些诗歌奖的评奖宗旨中也可以看出来。2004年，《明天》诗刊和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联合发起了首届“明天・额尔古纳中国诗歌双年奖”，该奖在宣传中即有这样的表述：“在大众文化为时代主流文化的背景下，旨在肯定中国严肃艺术领域的诗歌创作实绩，《明天》诗刊与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人民政府决定联手打造首届‘明天・额尔古纳中国诗歌双年奖’，并作为首届中国诗歌双年展重要活动之一。‘明天・额尔古纳中国诗歌双年奖’将力争以它的严肃性、纯民间性以及评选过程的公众参与性，成为最重要的中国诗歌专业奖项，以期对21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部分的见证、推动和引导作用。”虽然随着诗歌评奖的增多，诗歌评奖现象也因此出现了一些乱象，诸如评奖活动的泛滥、评奖的娱乐化倾向以及评奖中渗入的过多商业因素等，这些对新诗经典化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但整体来说，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评奖活动对新诗经典化所做出的努力是正向积极的。

三、布尔迪厄“场域”、“资本”理论视阈下的诗歌评奖现象

“场域”术语并非布尔迪厄原创，但是布尔迪厄对它进行了特别的改造。“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贺麦晓则进一步阐释道：“场本身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性概念，它以各种各样的位置而组成，而那些位置之间的关系就是能观察到的客观事实。占据某一个位置的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关系共同地建立和发展一个场，也建立和发展场中的实践的规则。”[3]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评奖活动正是在文学场这个大的场域内发生的。在这个场中，参与诗歌评奖的诗人以及评奖的组织者、评审者都在场中占据着自己的位置。但文学场并不是自足的，“文学场本身在权力场内部占据了一个被统治的位置”，“无论它们（文学场）多么不受外部限制和要求的束缚，它们还是要总体的场如利益场、经济场或政治场的限制。”场的规则实际上由掌握资本或权利的人来制定的。在官方举办的诗歌评奖活动中，诗歌评奖的宗旨和规则无不体现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融合的特点。2004年，首届“天山文艺奖”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起。该奖当年评选出了诗歌类作品两部，其宗旨和评奖规则无不凸显出了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由中国作协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起的鲁迅文学奖，其在评选标准中则有这样的表述：“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催人奋进、给人鼓舞的优秀作品，应重点关注。要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这体现的正是政治场对文学场的介入。

政治场对文学场的介入除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渗入需求外，还有经济因素的考量。这普遍反映在地方性的诗歌奖上。2010年，陕西省安康市人民政府、“汉江・安康”诗歌创作基地设立了首届“汉江・安康诗歌奖”。直到2012年“诗意安康 文化共享一一高雅艺术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时，该奖已经颁发了两届。论坛结束后，作为主办方的安康日报社在《安康日报》 上发表了一篇《人民需要高雅艺术“诗意安康文化共享”高端论坛综述》的文章，在论及安康未来发展的“五个一工程”时则有这样的表述：“积极推进汉江诗歌基地实体化，引入市场经营机制。与进驻安康的实力旅游企业合作，在著名旅游风景区建设‘安康诗歌小镇’，在中心城市安康汉江两岸建设‘汉江诗歌碑林’，打造安康独具特色的诗歌文化旅游景观胜地。”诗歌奖成为了政府发展文化产业的平台。

除了政治场，利益场和经济场对文学场的介入也十分明显。诗歌评奖需要资本的投入，资本家也寻求资本的积累。而在诗歌评奖活动中，资本家积累的资本主要为象征资本。关于象征资本，宫留记在《资本：社会实践工具――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象征资本是用以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的积累策略等象征性现象的重要概念。声誉或威信有助于加强行动者的信誉或可信度的影响力，这类资本是象征性的。”[4]象征资本在物质资料丰富的当代社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诗歌评奖活动中，资本家投入的经济资本可以转化为象征资本，这种象征资本反过来又可以产生经济资本。“象征资本是被否认、被认可因而变得合法的‘济’资本，真正的信用，它能够在某些条件下长远地提供经济利益。”因此，一些诗歌奖的发起者往往寻求与资本的联合，甚至有的诗歌奖就是由企业发起的。于2010年发起的“上官军乐诗歌奖”，该奖就是山西豪门吉品餐饮有限公司“上官军乐基金”投资设立的。有的诗歌奖则与文化出版企业结合起来，“‘新死亡诗派’年度诗奖”为这类诗歌奖的代表。该奖于2007年设立，由“新死亡诗派全体同仁总策划，大型诗丛《诗》作为获奖诗人刊载及大篇幅推出评介文章的平台，漳浦笔冠印刷有限公司作为唯一的资助单位。”而在该奖的评奖公告中则有这样的信息：“我们将每年评出10名年度诗人奖，我们将投入巨资免费公开为获奖者出版印刷精美的诗集评论集。”这对于投资者以及参与者来说都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一般情况下，诗歌奖所设置的奖励是奖金，“奖金的价值在票面上是有限的，然而，得奖作品可以保证得到畅销；作者的收入就此大增。”[5]作为一种荣誉，诗人得奖获得的主要为象征资本。诗人出版诗集是将象征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一种途径。诗集的出版需要资本的前期投入，“‘新死亡诗派’年度诗奖”将奖励设置为出版诗集并标注诗集定价，对诗人来说，是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双重获得，而对投资者“漳浦笔冠印刷有限公司”来说，也是如此。诗歌属于纯文学领域，出版商生产所得也主要为象征资本。而这种象征资本的获得又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经济’资本只有再次转化为象征资本，才能保证场提供的特定利益――和这些特定利益常常会带来的长期‘经济利益’。”一旦诗人获奖，诗集就可以大卖，象征资本便又可以转化成可观的经济资本。而诗歌评奖活动中诸如诗人“跑奖”、主办方干预评奖等乱象体现出来的也正是这种权力与资本的干预和获得。

四、结语

新时期诗歌评奖现象的升温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大众对诗歌的认可与关注之上，体现的是当下诗歌以及诗歌精神的再度回归。新媒体的兴起给新时期的诗歌评奖活动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而作为新诗经典化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新时期的诗歌评奖活动还会继续推动着新诗的发展。当今时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虽然新时期以来诗歌评奖活动因为商业化严重以及意识形态等问题出现了许多争议，评奖规则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奖多，也证明社会经济基础的好转。其实也不算什么坏事，有人欢喜也会有人清醒。”[6]真正优秀的诗人和真正有价值的诗歌一定都是自足的，奖项只是附加在其上的光辉而已。新时期的诗歌评奖活动使得许多优秀的新诗和诗人得以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实际上促进了新诗的创作和传播，这就是新时期以来诗歌评奖现象升温的有益之处了。

注释

[1] 鲁曙明，洪浚浩，著.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奚密，著.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3] 贺麦晓.布尔迪厄的文学社会学思想 [J].读书，1996（11）.

[4] 宫留记，著.资本：社会实践工具―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5]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6] 赵卫峰，覃才.媒体时代的诗歌娱乐与介入――2015年中国诗歌印象[J].星星・诗歌理论，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