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媒介素养调查

7月8日，“纸做的包子”在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播出后，北京市市长拍案而起――“如属实，要严办；如属虚假，要公开澄清事实”。当“纸做的包子”在巷间越传越玄时，对新闻本身的调查也在上述批示下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结果证明，“纸做的包子”是不折不扣的假新闻，假新闻制作者訾北佳于8月12日获刑一年。

面对突发新闻，一市之长的判断无疑是睿智而果决的。短短17个字的批示传达了这样的隐含信息：一、市长高度重视媒体信息，接受媒体监督；二、对“媒体事实≠客观事实”的新闻铁律有着深刻的认识。这样的素质，显然是从政生涯中与媒体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使然。领导者正确应对媒体，对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促进和谐社会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那么，像这样能够正确、从容应对媒体的领导者究竟占多大比例？其他领导者又是如何应对媒体的呢？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完成了一项抽样调查，中部某省125名处级（县级）及以上党政领导者接受了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5份。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处级及以上党政领导者群体媒体接触频度的提升，对媒体的认知和态度较之以往有了一定的改观，但仍需进一步改进。

从温总理也上网说起……

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总理在开场白中说：“我还要说一下，其实关心两会的是全中国人民。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网民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出了几百个问题。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

“总理上网看到我们的建议了”，一时间，网民兴奋不已。事实上，随着媒体技术不断改进和媒体产业不断推进，媒体形成的舆论场越来越强有力地“包裹”着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其中与媒体打交道最多、对媒体影响和受媒体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各级领导者。正是为此，领导者的媒体接触频度和对媒体的关注程度也不断高涨。调查结果显示，有38位领导者每天接触媒体的时间（含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超过3个小时，占接受调查领导者总数的1/3；与之相对照，每天接触媒体时间低于1个小时的仅占调查对象的2.6%，其余调查对象平均每天接触媒体时间超过1个小时。115名调查对象中，没有人完全不接触媒体。

诸多的媒体类型，按领导者的接触频度排序，依次为互联网（63.5%）、报纸（51.3%）、电视（45.2%）、广播（7%），接触网络媒体的频度和时间强度都居于各类媒体的首位，这就是为什么总理也上网了的重要原因。网络技术的不断突破和web2.0的推广，使得网络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网络形成的舆论场的影响力使得各级领导者高度重视网络媒体。原山西省省长就曾明确提出――“党政领导干部要重视网络媒体的建设和发展，重视网络信息沟通交流平台的建设和管理，更要善用网络”的观点。

领导者如何认识媒体

媒体影响力不断得到加强，客观上要求领导者正确认识媒体，正确认识媒体是从容应对媒体的基本前提。在媒体价值日趋多元化，媒介渠道日趋丰富化的环境中，假使不了解媒体的类型和特点，不了解媒体之于社会的功能和价值，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将无法从容应对所面对的各种复杂局面，对领导者而言，尤其如此。

对于“媒体对政府工作起到重要作用”的判断，有89.6%的领导者表示赞同，持不置可否态度者比例为8.7%，仅有2人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对媒体重要性所达成的高度共识，是一个良好的信号，有益于领导者正确应对媒体。同时，领导者对“不同类型媒体传播效果是不同的”这一传播学基本判断，也呈现了较高的趋同性，近3/4的领导者认同这一观点，同样，这也是可喜的。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同领导者和媒体的竞合关系。一方面，领导者时常力图告诉媒体他们对事件的解释，或者尽量避免事件被报道，而媒体却致力于寻找政府的错误之处，并将这些信息公开；另一方面，媒体需要在领导者的帮助下，理解政府的行为和计划，领导者需要媒体将有关政府行动与计划传达给公众。然而，在我国的国情下，对于此一判断，许多领导者并不认同，有68.7%的调查对象认为领导者和媒体应该是“和谐一致”的，而非“天生矛盾”的。概因长期以来，媒体有“”使命在身。但是，面对WTO，逐步开放我国媒体产业市场的框架协议，笔者认为在“群狼”觊觎的媒体环境，我们的领导者必须尽快重新梳理对媒体关系的看法。

要知道，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媒体，是受各种客观条件和“把关人”立场影响的。我们看到的媒体信息，都是经过加工的信息，舆论学的鼻祖李普曼很早就告诉我们媒体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的道理。而数据显示，仍有1/5领导者对“众媒体报道的新闻都是真实的”这一论断表示赞同，也就是说，在新闻播出后，5位领导者中会有1位相信“纸做的包子”是真实的，而不会加以调查。对媒体真实性的认识，笔者认为亟待纠偏，但不宜矫枉过正。例如，对“记者大多具有新闻从业者的责任感”这一论断，就有约20%的领导者不赞同。

领导者如何看待媒体接触

现今社会，接触媒介已经成为领导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成为公众判断政府形象和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依据。

央视《焦点访谈》曾对某市博物馆被一把火烧了的事实进行报道，当记者采访该市主管官员时，该官员肩膀一耸，双手一摊，答曰：“无可奉告。”随着政府信息公开进程的加快，这样“无可奉告”的现象越来越少了。然而，面对大众媒体，13.9%领导者仍然信守“沉默是金”的立场，我们很难用正确或者错误来给这一观点定性，但毫无疑问，“无可奉告”的态度显然是不积极的，对于事情的解决也是毫无裨益的。

对“应对大众媒体采访，说真话最重要”这一论断，近80%的领导者持赞同态度。需要媒体和大众警惕的是，有超过20%的领导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也许奉行“无可奉告”的观点，也许就会制造一些“善意”的谎言。笔者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在当今社会，对媒体的任何隐瞒、欺骗，经过媒体的放大效应，都可能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86.1%的领导者认同“领导者个人形象对政府形象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这体现了领导者对于媒体重要性的正确认识，这种正确认知无疑有助于领导者积极对待媒体活动，正视媒体和舆论监督的价值。当然，面对媒体采访，我们的领导者还有7%的比例作出了“不自信”的表示，如同任何一种素质一样，接受采访的素质也是需要历练的，无法奢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曾经对此开具了一个“良方”，他说，“面对摄像机镜头，谁说的话也不一定百分百对，要给领导干部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当然，作为领导干部也不该怕见记者。”

领导者如何看待媒体参与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政治家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取悦公众，而是如何去塑造公众。”这一句话点出了领导者参与媒体的重要意义。“参与”与“接触”不同，它更多地体现主动的一面。

“如果新闻报道中，您被引用的话出现错误或新闻中给出的事实出了问题，您是否立即做出反应”，对这样一个判断，领导者给出的答案令人欣慰。78.3%的领导者决定“立即做出反应”，去想办法与媒体沟通，纠正错误。在笔者看来，这是将传播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的正确做法。

也许是媒体发展太快，也许是我们的领导者还没有适应新的媒体环境。面对“您在工作中总是主动与大众媒体保持沟通”这一判断，领导者大多拿捏不定，做出了“中立”的判断，占47%，而持“赞同”和“不赞同”态度者则平分秋色，分别占27.8%和25.2%，应该说，这一数据显示了领导者参与媒体的主动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对“您总是能够轻松应付与媒体的关系”的判断，有45.2%的领导者选择中立，26.9%持赞同态度，27.9%持不赞同态度，这进一步表明了领导者对参与媒介的信心不足。

领导者由于独特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媒体应对行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越发举足轻重。应该说，我们需要更多能够从容应对媒体，对媒体讲真话，对老百姓说实话的领导者。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我国的一场灾难，但也促进了政务信息公开的进程，今天，当面对“您认为自己是否合适做新闻发言人？”这一问题时，已经有17.4%的领导者选择了“合适”，这也许是一个好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