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问题之争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个重要的贸易谈判内容就是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问题，是否需要在世界范围建立统一的劳工标准体系，是否应该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甚至通过贸易制裁的方法来监督劳工标准的推行等等，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非常具有争议性。对于这些问题，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政府持有不同意见，专家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我国加入WTO之后，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外资企业规模数量的扩大，国内的劳资关系问题必然比过去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外国政府、企业以及普通消费者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用劳工标准来对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提出要求，将满足一定的劳工标准作为贸易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国际劳工标准已经成为我国加入WTO之后，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一、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内容

国际劳工标准是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问题。当资本的流动性增强，产业的对外转移成为常态，一国工人，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岗位很容易被另一国的工人所取代。在工人工作不能稳定的情况下，工人的谈判能力被削弱，劳动者的权益如何保障就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劳动者权益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这是达成共识的问题，所以目前的焦点是：如何保障劳动者权益？并由此引申出两个最具有争议的问题：第一，是否应当建立全球范围适用的劳工标准？这个标准是普遍的（universal）还是统一的（uniform)？第二，全球劳工标准的实施和执行是否应当与贸易明确地联系在一起？

在国际劳工组织的185个公约中，有八个公约被视为最为核心的公约，其内容涉及四方面：（1）禁止强迫劳动，（2）禁止使用童工，（3）组织工会的自由以及集体谈判的权利，（4）消除雇佣中的歧视现象。这些内容由于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所以又被称为“核心劳工标准”（core labor standards）。除了以上四个标准之外（某些学者将其中第3条细分为两条，从而总结出5条核心标准），还有一些劳工标准未获得广泛接受，主要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采用，与“可接受的工作条件”（acceptable conditions of work）相联系，包括：最低工资，工作时间限制和职业安全及健康等等（Rober M.Stern 2000，Jenny Bates 2000，Jagdish Bhagwati2004）。核心劳工标准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框架式要求，是经济有效运行的保证。比如，禁止职业歧视使每个劳动者都可以发挥其劳动能力，避免了由于歧视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扭曲。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保障这些标准的实现。而诸如最低工资等标准，因为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有所不同，所以应视各国的具体国情而定（Jenny Bates 2000）。

二、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赞成的理由和反对的呼声

对于劳工标准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坚持将劳工标准问题纳入到WTO多边贸易谈判框架中，制定统一的标准，并通过WTO的强制措施，即贸易制裁的方法来监督劳工标准的实施。

发达国家相信，发展中国家在工人工资和劳动标准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能够降低劳动力成本，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取得优势地位，对发达国家形成所谓“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社会倾销对进口“倾销”的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带来伤害，而且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工人工资和劳工标准方面降低标准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跟劳工标准也随之降低。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也不能从“社会倾销”中获益，这是因为在资本国际化的情况下，投资者会选择在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投资，这样，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获得这些投资，就会在工人工资和劳工标准问题上发生“逐低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最终使得工人的福利跟工作状况越来越差。1999－2002年担任美国国务院国际劳工事务特别代表的Sandra Polaski明确表示，发达国家将贸易与国际劳工标准相联系对发展中国家是新的战略机遇，“促使发展中国家把贸易自由化同劳工标准有效结合，使其在获得收益的同时，避免对劳工造成伤害。” （Sandra Polaski2003）国际劳工组织的Eddy Lee 认为，采用道义上的说教跟自觉服从的方法来推行劳工标准太无力（Eddy Lee1997）。

对发达国家的建议，发展中国家则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很多学者也认为，发达国家将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相联系的做法值得商榷。反对的意见主要是：

第一，用贸易制裁的方法推行劳工标准，是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而关税壁垒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这种提法就显得有些动机不纯，有人直接称其为“劳工贸易壁垒”。劳动力成本低本来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如果接受统一的国际劳工标准，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瑞典经济学家Assar Lindbeck教授在2004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最严重的国际威胁乃是来自发达国家在所谓包括‘劳工标准’在内的‘社会条款’掩饰下的隐蔽保护主义。”。出于这种担心，发达国家的有关提议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弹，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筹备期间进行的埃斯特角城部长会议，1996年WTO成立之后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次部长会议，以及1999年西雅图部长会议上，双方在劳工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而且发达国家的态度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变得强硬，不利于南北合作。

第二，发达国家是否有权利将建立在本国国情基础上的劳工标准强行贩卖给别国？多伦多大学法学教授Michael J. Trebilcock和Robert Howse在他们合著的一本国际贸易规则论著中，称支持贸易制裁的人错误地认为一国国民和政府能够比别国作出更好的福利方面的判断。Assar Lindbeck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和发达国家拥有同等权利根据本国条件决定如何使用有限资源来改善劳工条件和确定工资水平。”

第三，贸易制裁不能像其支持者所想像的那样，击中劳工问题的要害，达到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目的，而且很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以童工问题为例，Jagdish Bhagwati指出人们很容易认为，只要禁止进口使用童工的企业制造的产品就能迫使企业考虑放弃使用童工。实际上，现实中的童工问题要复杂很多。首先，童工制造的产品只有不到5％用于出口，贸易制裁触及不到绝大多数的童工问题；其次，即使对于可以被制裁的5％，又是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呢？研究表明，贸易制裁只能将童工推向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有些女童甚至因此堕入风尘。Paul Krugman在其《国际经济学》一书中，也提到如果试图用拒绝贸易（贸易制裁）的方式使低工资国家的工人获得好的待遇的话，其实际的结果是，低工资国家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将更加低，“每个工人每小时的工资购买力将从1/3磅奶酪降至1/6磅”（Paul Krugman 1998）。这些研究表明，劳工问题往往与一国具体国情相联系，并不能完全通过贸易制裁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

第四，支持贸易制裁者的“逐低竞争说”缺乏实证支持。虽然，从理论看来，逐低竞争的说法很有道理，也有研究说明，跨国公司在选择厂址的时候对低的劳工标准还是比较敏感。但是逐低竞争的说法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实证支持。经济学家John Wilson,Daneial Drezner等人的研究说明并不存在“逐低竞争”，相反整个世界的情况很有可能是“逐高竞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tephen S. Golub也在其工作报告中表示，低的劳工标准反映出的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及缓慢的社会发展速度，而不是“不公平竞争”的一种方式，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害怕“逐低竞争”。

第五，WTO并不是解决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恰当组织。由于WTO本身的人员、经费等问题，使得WTO不能像ILO那样致力于劳工问题的解释和解决，而且由于WTO规则的改变要求三分之二成员方同意，在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用贸易制裁的方法来解决劳工问题的情况下，要WTO成为解决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论坛存在操作性困难，反而只是让WTO成为南北顶牛的一个场所。结果，在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首届部长会议上，提出“我们再次承诺,遵守国际承认的核心劳工标准。国际劳工组织(ILO)是建立和处理这些标准的机构,我们确认支持其促进这些标准的工作。”WTO通过跟ILO的职能划清界限来调节南北分歧。

三、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挂钩之争对我国的启示

如前所述，我国在加入WTO之后，国内的劳资关系、就业等等问题会面临比过去更为严峻的情况，而发达国家贸易伙伴又通过提高劳工标准施加外部压力，并且已经在国际贸易的实践中通过单边行为将贸易制裁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应当积极从有关国际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的争论中，特别是从反对的呼声中，获得一些启发，以便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劳工标准问题。

第一，在国际谈判中，我们要确立自己的立场。一方面，强调我们尊重并接受由国际组织如ILO确定的，多数国家认可的国际劳工标准（multilateral standards），我们坚决反对的是，将某些国家自行制定的单边标准（unilateral standards）强加给别国。核心劳工标准应该且必然得到尊重和遵守，但是其他的诸如最低劳动时间等劳工标准却应当根据各国具体国情而有所不同。我们应当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说明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都应该有权利根据本国条件来决定如何使用有限资源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我们反对采用贸易制裁的方式来推行劳工标准。如果发达国家希望保护到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利益，那么贸易制裁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更好的选择是通过国际组织的活动和监督工作，或者通过诸如SA8000这样的自愿性标准。

第二，接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劳工标准，特别是核心劳工标准，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形象。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批准了8个核心公约中的6个以上，我国仅仅批准了其中3个。在ILO的185个公约中，中国只批准了其中23个，属于批准公约较少的国家。同是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相比，乌拉圭批准103个，墨西哥批准78个，阿根廷批准71个。批准公约不仅仅是一国国际形象问题，在具体的对外贸易实践中，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普通消费者维权意识高涨的今天。所以，一些学者建议在适当的条件下，我国可以考虑批准更多的ILO公约，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公约，如155号（职业安全卫生公约），161号（职业卫生设施公约）等。

第三，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可以针对劳工标准的提高问题提出适当的要求。一方面我们应当尊重发达国家贸易伙伴提出的合理劳工条款，另一方面，也应当“大大方方”地向对方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比如：请求发达国家提供有助于改善和强化劳工制度的资源；支持建立社会安全网络，以应对市场开放和经济调整带来的影响；提供技术培训等等。我们要承认与发达国家高标准的差距，但是差距是不可能通过一步到位的方法来弥补的，既然WTO中各种关税减让都允许有宽限期，那么劳工标准问题也不应例外。

第四，参考国际劳工标准，切实加强国内劳动立法和执法。我们反对某些发达国家打着保护劳动者的幌子，推行霸权主义，但是我们也应具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气度，何况，贸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终极目标是劳动者权益得到保障和提高。不能达到高的标准只是受制于当前的具体经济文化条件，是一个暂时的情况，劳工标准应该也必然朝着更高的方面发展。国内劳动立法应当在将来实现与国际接轨，这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参考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