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枕美国梦

在美国坦帕市最好的公司之一普华永道，薪水高，福利好，跳槽少。那一天，IT部门的每个人都被叫去观看公司的一场在线直播。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准时到场。在线直播一开始，普华永道的官员详细介绍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包括营收和利润。他讲了几分钟后，突然改变了话题，主题成了该公司的战略计划。普华永道决定将信息技术部门的工作外包到印度。大家过了好几秒钟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都失去了工作。

几百年来，不仅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抱着“美国梦”进入这片希望的大陆，每当经济危机，美国人也依靠“美国梦”重新振作：他们认为只要遵守规则，勤奋工作，不管来自何方，不管你是哪个阶层，在这个遍地都是机遇的国度，最终都能获得成功。每个人都有权生存，有权工作，有权活出自我，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然而这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谎言。

出逃的工作岗位

在很多人眼里，美国是一个工作稳定、多劳多得的地方，在这里能够赚更多的钱。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失业状态，那不是因为他们工作不够努力，不是因为他们对工作不够投入，不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或资历不够。他们被顶替是因为公司可以聘请便宜得多的其他人。事实上，这是公司降低薪资的一种办法。

美国需要的任何产品或服务都可以在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税的情况下通过进口或外包而获得，无论它是在哪里生产的，又是如何生产的。外包基本上是美国发明的，但是，企业界以外很少有人认识到，外包与其他贸易政策在一起，会如此迅猛地破坏整个中产阶级的就业。

1990年后的20年，取代高薪编程等工作的增长领域是诸如病人看护、零售人员、客户服务人员、卡车司机、保安和照看小孩的工作，都是很少有升迁机会或更好待遇的低薪资工作。

第一批大量外包的服务性工作是为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和任何需要处理从信用卡账单到采购清单再到法律证物等大量文件业务的企业打理后台操作。这类工作大部分去了印度，随着该行业的增长，美国公司开始把更多的工作派送到那儿。不久，印度的程序员编写代码，送回美国。其他公司成立呼叫中心处理来自美国的客户查询，很快他们也开始执行更复杂的任务。美国的大型医疗保险公司现在大多在印度设有呼叫中心，那里的工人按照电脑屏幕上非常详细的说明回答问题。这是一个年产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它雇佣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不过都是在印度。

即使是需要创造性和脑力的工作也正在被外包。早期阶段的外包被称为业务流程外包，最新的被称为知识流程外包。公司的着重点已扩大到高度复杂的操作，用一个管理咨询师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核心的业务……涉及到复杂的分析”。在上一代印度人看来，这可能只是核对信用卡收支的地方，今天，他们在进行统计分析，做经济增长预测，以及做美国国内那些摆弄数字的人现在或曾经做的所有事情。

教育终结失业？

为了应对数以百万计的失业人口带来的问题，美国政府开始编造另一个谎言，妄图以谎言掩盖谎言。那就是更加完善、更加昂贵的教育，他们的理由是：人们需要更多的教育，如果他们的技能提升，他们就可以在全球竞争中找到工作。教育也成为美国赖以吸引更多留学生的有利条件之一，用以带动美国所谓的“留学经济”。

事实上，教育所起的作用是营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认为一张文凭就能搞定一切，工作会自动找上门的那种理论并没有根植于现实。首先，不是每个人都从大学教育中得益。说实话，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都没上过大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就没有价值。认为他们的贡献不重要是傲慢的，也忽视了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则。一个就业部门新的求职者泛滥只能有一个结果：大家的工资都更低，这就是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形。

现在，美国的年轻人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教育，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字，大学毕业生每小时的起薪比10年前低：2010年是2177美元，2000年是2275美元。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大学应届生所能赚到的钱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在下降。事实上，起薪在过去的30年中几乎没有上升。

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离开大学时背上了令人窒息的债务负担。至2011年，美国未偿还学生贷款债务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比所有信用卡债务的总额还多。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平均债务约为2.4万美元，一些人欠款达10万美元以上。总体而言，学生债务每年增长约1000亿美元。

这种趋势将创造一个经济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意味着年轻人，传统的首次购房者，无法获得抵押贷款，因此被价格挤出了市场。这进一步将影响前景本已惨淡的住宅建筑行业。上一代的业主，现在本来已经准备好卖掉房子另购新房的，发现房子卖不出去了，因为他们现有住房的潜在买家群体已经萎缩。最后，在房地产领域恢复平稳之前，经济复苏很可能是没有意义的。

40年前，学生的贷款债务根本不成问题，它在美国难得会被登记为一项负债。不断上涨的大学费用一直是大学生债务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崩溃。在过去，许多中产阶级父母可以攒下足以支付其子女教育的费用，现在却不够了。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学生债务的金额相对不变。1999年到2011年间见证了最猛烈的上升，增长了511%。其结果是，越来越多年轻的美国大学毕业生背负沉重的债务开始他们的工作生活（如果他们足够幸运还找得到工作的话），没有钱储蓄、买房或创业。而对于不知情的留学生而言，他们需要花费更高的费用。

钱去了哪里

中产阶级越来越贫穷，下一代债台高筑，我们关心的是钱的去向，或者说，他们的钱用来做了什么。多数人只看到了美国社会的福利以及相对税率，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投入和所享受的待遇，已然开始朝反比趋势发展。多年来，美国公司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所得税不断下降。1952年，企业税收占联邦政府总税收的32%。2011年，企业的份额是7.9%。

嘉年华游轮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邮轮旅游集团，总部在迈阿密，拥有众多豪华邮轮。从2005年起到2010年的6年时间里，嘉年华获得了130亿美元的利润。这六年该公司的税收账单是多少？只有1.91亿美元，税率仅为1.4%。嘉年华的轮船可能从迈阿密驶出，接受美国海岸警卫队检查，但其财政状况基本上跟美国没有太大关系。

对顶层人士的减税极大地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2001～2008年为富人减税，造成美国财政部7000亿美元的税收损失。为了弥补不足，财政部印刷了更多的钞票，使国家债务增加了7000亿美元。为了支付这些债务利息，将在今后几十年加重很多中产阶级纳税人的负担。

增加完了国家债务，富人们现在为谴责财政赤字的倡议提供资金，呼吁削减为美国中产阶级提供安全网的事项，例如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同时，在最富有的美国人享受巨额减税期间，中产阶级的税收实际上却在增加。

与跨国公司相比，只在美国展开业务的公司得到的待遇最不公平。这些本土公司经常以最高，或接近最高的税率纳税，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把现金挪到世界各地的各种避税天堂，除非他们愿意明目张胆地避税，可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2003年还有一个显著变化――公司支付给个人的股息减税，表面上看似乎对中低阶层有利，然而并非如此。在1980年之前，股息征税的税率高于所谓的劳动收入的税率。当时，长期持有的理论是，依靠工作收入生活的人，不应该比依靠投资收益生活的人支付更高的税率。

于是有了把股息的最高税率削减这一提案，实际上，这是一个为了富人利益而推行的税收大抢劫，仅仅这次减税就把数以十亿计的美元装进了美国最富有者的口袋里。这一股息减税在今后七年将使美国财政部减少超过1000亿美元的税收，政治人物、经济学者，以及媒体人士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股票。小布什总统后来为他股息的减税辩解时说：“全美各地的家庭都从股息减税中受益……半数美国家庭――就是说超过5000万个家庭――现在在股市中都有投资。”

这种说法完全是误导性的。虽然50%的美国人都持有一些股票，但为数不多，而股份和股票的拥有权集中在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他们是那些从股票中收到大量股息的人，他们是那些从股息减税中受益最多的人。这次减税，正是顶层那1%的美国人手中的股票财富极端膨胀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富都被用在为少数人创造更好的条件上面了。

退休的终结

教育和工作的最后一道遮羞布就是退休，尽管经历了压力巨大的教育和工作阶段，还可以指望能有一个过得去的退休生活。美国公司给予员工的承诺：工作了几十年，你可以指望退休福利。作为眼前较低收入的回报，你得到退休以后未来补偿的承诺。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拥有退休金计划的工人数量稳步上升。

然而华尔街和美国企业界受够了：他们认为退休金的成本对企业和股东过于昂贵，他们开始削减退休金，试图把员工转移到更为便宜，支付给员工更少钱的计划上。企业退休福利计划，从1985年高峰期到2011年，下降了75%。

贝蒂・莫斯是宝丽莱公司最早期的员工，是以自己工资的8%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数千名工人之一。设立这个计划既为了防止公司被收购，也给宝丽莱的员工“提供一种退休福利”作为对退休金的补充，该公司承诺说。而2001年10月，宝丽莱申请破产保护，宝丽莱的股票几乎一文不值，从1997年的每股60美元暴跌到2001年不足买一罐可乐的价钱。

问题是，根据国会批准的法律，员工被禁止卖出拥有的股票。但员工们在一个较高的价位上不被允许做的事，该公司委任的破产受托人却可以在尽可能低的价格下做――甚至不用寻求员工们的授权。受托人认为，为了员工的“最佳利益”，应该出售职工持股的股份，而不是通过重组恢复公司的盈利能力。那些股份出售时，每股只得到9美分。就这样，6000名宝丽莱员工3亿美元的退休积蓄蒸发了，很多人损失了10万到20万美元。

而在倒霉员工无法得到退休福利的另一面，是公司高管们为他们还没有工作过的年头得到退休补偿金。

逐渐放弃有保障的退休金计划的做法是受到国会鼓励的。国会制定退休金和退休计划的法规，从而吸引企业放弃其固定福利计划，转向固定供款计划，使员工自己为退休留出固定的一笔钱。很多公司也为这些计划提供一部分供款，但有些则没有。在任何情况下，所供的款项永远也达不到固定福利计划所能提供的确定且长期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一旦账户里的钱用完了，就到头了。如果人们活得比预期更长，或者发生了没有预料到的开支，或者失去了其他曾经得到承诺的福利，那么除了社会保障金以外，他们就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依靠了。

过去，政治、经济精英们驱使公共政策，意图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计划。然而却越走越远，曾试图帮助广大公民的经济制度，已经蜕变成仅仅有利于少数人。追求利益冒险非常自然，但是大多数人并非都想成为富翁，必须最低限度地恢复基础阶级人群的活力，而不是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相互遮掩，为自己以及全世界营造虚荣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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