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解析 25期

7个家庭

陕西富平县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张某，利用在产科工作的便利，欺骗产妇及其家属，称其所生婴儿“有问题”，在说服家属同意让其“处理”婴儿后，张某伙同人贩子，将婴儿倒卖。据媒体调查，至少有7个家庭有类似遭遇。

点评：产科被称为生命的摇篮，谁曾料到，在这个本应纯净的地方，竟然发生如此肮脏的勾当。张某之所以能长期拐卖婴儿，主要是利用了产妇及其家属的无知和疏忽。许多人在得知孩子有问题后，既没实际查看，也没向医院做进一步核实，这就让张某轻易得手。作为父母和亲人，如此轻信他人，随意抛弃自家的骨肉，实在不该。

在反思父母和亲人的疏失之外，我们更要追问的是，张某长时间在医院内部作案，为何医院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产科医生只是接生者，婴儿属于产妇及其家人，作为医生，怎么竟能随意把婴儿抱走和贩卖？由此可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的管理存在极大的漏洞。报道说，张某为了证明产妇患梅毒和乙肝，伪造了一份检查报告，并由其他医生出面，为其背书。张某还在产房里，收取产妇家属现金，说是要买助产棒，其他医生还帮助她收钱。媒体调查发现，张某几年前曾因医德问题被撤销产科主任职务，但是，今年又将其提上产科副主任的位置，医院用人的毫无原则，令人诧异。县一级的妇幼保健院，规模不算小了，可管理为何如此不规范？一个健康的孩子，竟然在众多医护人员眼皮底下消失，而未引起警觉。这种不规范的医院，当地卫生部门平时是怎么监管的？如果稍微有点责任心，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这种在产科内拐卖小孩的咄咄怪事，又怎么会发生？

2层建筑

位于北京白石桥路某小区26楼顶层的2层建筑，乍看像个景点，但其实这座大兴土木6年的工程却是不折不扣的违建。建造者是居住在顶层的张姓业主，在建造过程中将平台上的管道口破坏，导致多名居民家中产生漏水。其面对质疑称，“我既然敢住这，我就不怕谁告。”目前城管已约谈住户，违建强拆手续已上报。

点评：在违章建筑层出不穷的今天，各式“楼顶别墅”也屡屡见诸报端，不过这起“花费6年在楼顶违建超级别墅”事件，还是以挑战舆论底线的方式，刺痛了民众的眼球。近年来，国家治理违建的法规禁令纷纷出台，公众的权力意识日益觉醒，为何这一显而易见的违建行为能光明正大地持续数年？物业公司为何熟视无睹？施工6年之久，多名居民家中漏水，楼下邻居都换三茬，更不用说墙壁倒塌的潜在风险了，这种情况下，其他业主不可能不举报，相关部门不可能不知晓。那么，为何它仍然能“屹立不倒”？

让人诧异的是，物业人员竟满腹委屈，称张某家“十次敲门九次不开”，联系不上就束手无策。收了业主的物业费，最起码的服务都无法提供，这样失职失责的物业早该走人了。相比物业公司，城管、住建、规划、消防、环保等政府部门的集体失声，更让人费解。6年了，城管部门才在其门口贴了一张约谈通知，如果这种耐心的执法态度、文明的执法方式用在街头小贩身上，善莫大焉！也许最大的秘密在于当事人那句“霸气”的话：“我既然敢住这，我就不怕谁告。”从6年违规建超级别墅的事实看，这句话隐藏着丰富信息，这比违建本身可怕百倍。公众有权利知道业主“不怕谁告”的底气究竟来自哪里，其和权力之间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眼下，如何处理这座大兴土木6年的违建别墅，关乎政府形象、法治尊严。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给民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万元

据《人民日报》8月14日报道，最近，不少内地人开始到香港购买药品，香港的一些药房每天的销售额中，内地人的消费就占了约一半。内地人为何爱到香港买药？价格是最主要原因，同样规格的赫赛汀，在北京医院的价格为人民币24500元，而香港药房报出的价格最低只要人民币14800元，相比内地医院，香港药房的药价要便宜近1万元。

点评：先是抢奶粉，后是抢金，又到抢药，一个“抢”字，道尽几多辛酸。同为进口药，香港比内地便宜一大截，问题出在哪？香港经验能否在内地复制？这些问题值得管理部门好好研究。香港药品便宜，一是得益于药厂到患者之间极其精简的销售链，而且政府管理的医院，由医管局采购药品，不能有佣金，公立医院用药费用由政府负担，药品都是原价销售；二是香港实现了免税。

内地在进口药物时，经过几道“关卡”，“雪球”越滚越大，最终导致进口药价虚高。第一道是进口关税，中国内地的关税偏高是个不争的事实；第二道是公关费，一些药厂为了占据市场份额，行贿卫生、药监、医院、医生，这笔账最终谁来埋单显而易见；第三道是15%的加成。在招标过程中，按规定药价可以加成15%……层层加码，最终都体现在药品售价中。

香港的经验是否非常艰深，不可复制？非也。救命药品免关税非常应该，实施起来也不难，简化药品销售链也一样。像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样，规定公立医院不准营利，禁止“以药养医”，改由政府投入维持。至于药物，取消诸多中间流通环节，以市场换价格，可以大大降低药品价格。而我们的现状是，哪怕是公立医院，也是“利”字当头，都从患者身上赚钱。改革之难，不在于路径不明晰，而在于业已形成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从卫生、药监、药厂、药商到医院、医生，任何可能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的抵制，这才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如果不拿出勇气进行改革，香港经验在短时间内恐怕仍是不可复制的。

265次违章

8月5日，武汉市文明办曝光了今年上半年私家车和单位车辆的“违法大户”，车牌号为“鄂AYC910”的私家车成了“最牛私家车”，半年时间交通违法169起，并且从2009年至今未年审过，身背265条交通违法记录，共计1082分，罚款金额也达到了26750元！

点评：这明摆着就是交通执法部门以罚代管的“懒政”思维甚至“多罚款创收”的小心思在作怪，等于变相“纵容”了交通违法。无论申办驾照及定期审验，还是车辆登记、年审及交纳各种费用，都会留下车主和驾驶员的联系方式，而交通违章也是计算机系统动态管理，无论地点、车辆还是驾驶员哪一项，设置个异常提醒不是难事，可为什么就不能及时发现并通知到驾驶员呢？即使几年没年审，即便联系电话号码换了，可交管部门要想找到这么一辆“罪行累累”的机动车，还不是易如反掌？看来，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话说给神通广大的交管部门恐怕并不冤枉。

这件事再往坏处想一想，真让人后怕——如果因这么多交通违法而导致了一些车祸，那将如何是好？“最牛私家车”大多是闯红灯、超速，这本来就是很危险的行为，尽管有可能是驾驶员抱有侥幸心理，但作为交管部门本来可以通过“执法告知”提醒，有效避免接二连三的交通违法，可交管部门并没有这样做，那么万一后续发生交通事故，交管部门是不是也难辞其咎呢？再说了，交通管理的本来目的并非为了罚款，而是为了让更多的车辆和行人遵守交通规则，从而尽量防范交通事故的发生。

武汉市文明办从自身职能角度公布的交通违法大户信息肯定来自交管部门。文明办也表示，对这些违法车辆，交管部门将组织车管民警逐一上门追处，要求车主、单位限期接受处理等等。这说明政府职能部门要想做到这些事并不难，可为什么偏偏做在了事后，没做在前面呢？若做到前面，效果不是更好吗？

1240元

8月12日媒体报道称，郑州正式环卫工雇一些年老的农村人替他们“工作”，正式工有编制，月工资4000元左右；而雇用一个临时环卫工人，每月只需要1240元。正式环卫工人什么都不做，一个月白白落下3000元。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环卫处14日就此作出回应，已经责令这些正式工马上上岗。

点评：郑州环卫工转包的丑闻被媒体曝光后，一些舆论认为，这是用工“双轨”下“同工不同酬”的极端缩影。只要是正式工、临时工同时存在的地方，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一定存在。但是具体在环卫工人转包工作这件事上，与其批评这是同工不同酬，倒不如说这明明是正式工“吃空饷”的问题。同工不同酬，好歹还有工作，只是工作任务轻松与繁重的差别，或者是待遇福利多少的差别，而郑州这些有编制的环卫工人把扫大街的活儿转包给年老的农村人，自己什么也不做竟然一点都不影响自己的薪水，这分明是在编不在岗。

表面上看，环卫工作转包乱象背后是单位监管的问题，是岗位寻租的问题，而实际上呈现的却是环卫工事业编制有无必要的问题。这几名环卫工人之所以坐享其成，敢把岗位寻租给年老的农村人，无非是因为他们有编制，端的是铁饭碗。与社会上的“临时工”比起来，环卫工事业编制也相当于一种岗位垄断，既然有垄断，就有寻租的可能性。假如能够彻底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全体环卫工都像企业员工一样实行聘任制，再无编制一说，这样的转包丑闻还会出现吗？

7万元

6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地方社科院院长座谈会，30个省级社科院和部分城市社科院都派来了主要负责人，借机学习如何“找钱、找项目”。据《中国经济周刊》8月6日报道，地方社科院内部人士透露科研人员希望找发票虚假报销，从科研经费中获得一部分变相的收入，有一个人拿了7 万多元的汽油费发票来报销，财务人员一算，7万多元如果买成汽油，可以开车绕地球两圈！

点评：现实中，科研经费多由科研单位申请，但科研单位是内行，审批者却往往是外行，即便是有专家评审委员会，也多半对于科研工作的新趋势与新需求并不能精确地拿捏，二者之间在信息方面的不对等显然难以避免科研经费夸大申报，甚至谎报、滥报以及胡批、乱批的状况。至于经手科技经费的官员，其在科研经费申请与审批中的绝对权力，更是缺乏起码的监督与约束，为隐患埋下了伏笔。

相形之下，国外的科研经费开支则有着更为严苛的规定和约束，例如美国的科研经费，其中人员费用约占33%，并不存在五花八门的补贴，此外，对人员工资与福利则要求在预算中明示并接受严格期中检查与事后审计，同时还实行岗位薪酬制度对个人收入水平进行总量控制，以杜绝科研人员收入过高，甚至以科研经费自肥的现象。在英国，除了必须严格遵守财务管理部门的规则，超范围支出更将惹来极大的麻烦。除了严苛的财务规则，公立科研项目还要受到媒体的跟踪，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经费的科研团队有义务对媒体公布自己的进度，告诉公众自己的研究有多么重要的价值，政府更是强制科研机构公布财务报告。

可见，唯有对“科研经费”进行更加清晰独立的定义，严格审批环节，将各种名目的补贴与人员费用列在明处，同时加强并完善对于科研经费使用的审计与监督机制，“科研经费”才不会遭遇五花八门的“胡来”。

4名法官

震惊全国的“上海4名法官集体招嫖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于8月8日举行第六次会议，经无记名投票表决，三名法官被撤职一人被免职。

点评：相对众多“烂尾”的网络舆情事件，上海市有关部门这次的处置速度和透明程度，值得鼓励。但纪律责任与行政责任，只是整个责任体系中的两个环节，涉案的4名法官是否还存在刑事责任，尚待调查和认定。

理由很简单，“”虽是此案吸引民众眼球的一个关键词，但在近乎“全民网观”的背后，与其说围观者关注的是法官的私德，不如说围观者关注的更在于司法的公正。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业务庭室的法官们相约，法院内部的纪检监察人员也有参与。被监督者与监督者泰然行蝇营狗苟之事，这样的内部监督还有何意义可言？事实上，法院监察机构长期被认为是法院内设机构中的边缘化部门。一些监察人员由于不能像业务庭室那样拥有接触社会的机会，因而他们往往要借助于业务庭室的法官，才能享受到粘连的腐败利益。这也间接促成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结盟。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位案件当事人不惜花费一年多的时间，经过长期跟踪和密拍才取得了曝料的视频资料，是不可能有此番法官“抱团”的丑闻名扬天下的。鉴于这样的当事人不常有，如何实现对法官的有效监督，又将回到原点。法官独立审判是需要的，法官接受监督同样是需要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恰如汽车的油门和刹车，缺一不可。这倒不是说当下没有司法制约机制，问题出在各色监督机制运转不灵。

除了内部监督，还应还权于民，并疏通民众监督法官的制度化管道。一个细节是，曝料人曾称，对涉案的某位法官早有举报，也有证据，却未获重视。这次的“网络反腐”也一样是网下反腐渠道不畅的产物，于个案而言，它算是有效；于制度而言，它又有些可悲。因此，所谓法官“抱团”，不能止于对事件的党纪处分和行政处罚。希望上海方面在进一步调查和制度的补漏上，也不让有所期待的民众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