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技术转移的关系研究进展

摘 要：本文从国际贸易、FDI和技术许可等三个主要国际技术转移渠道方面对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国际技术转移的最新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研究结论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FDI引致的技术转移的影响是复杂和综合的，具有不确定性；而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许可引致的技术转移的影响则相对比较明确。最后对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技术转移的关系进行了简要评论。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 国际技术转移； 贸易； FDI； 技术许可

中图分类号：F062．3；F1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3-0050-06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化，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技术创新与扩散、经济增长、社会福利以及国际技术转移等方面影响的研究迅速成为知识产权领域和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特别是伴随着国际资本活动的日趋活跃，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引起了日益广泛的关注。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向东道国的技术转移主要是通过出口、FDI和技术许可三种方式实现的。跨国公司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技术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政策，其中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是最重要的政策之一。近年来，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转移影响的研究文献不断出现，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不仅为理论研究者全面深入地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可参考的素材，而且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本文试图就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技术转移关系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引致的技术转移

理论上鲜有讨论不同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最早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国际贸易流动之间关系的当属Maskus和Penubarti（1995）的开创性研究[1]，他们提出了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即用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扩张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来解释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

市场扩张效应指的是当出口市场的知识产权被加强时，当地企业被限制对贸易产品的模仿，这相当于对出口企业的贸易产品提供了保护，因此出口企业有可能扩大对出口市场的贸易规模。市场势力效应指的是当出口市场的知识产权被加强时，出口企业在当地市场会获得一种“垄断势力”，出口企业通过提高价格、减少出口也可能保证自身的利益，其结果是对出口市场的贸易活动相应减少。

上述两种效应实际上体现了出口企业由强知识产权保护所赋予的市场势力与当地企业模仿能力被限制之间的一种权衡。由于这两种效应具有相互抵消的作用，因而理论上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也就变得不确定，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实际上是一个实证问题。

Primo Braga et al（2005）研究也指出，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加强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贸易：一是影响公司的市场供给的决策；二是限制资源的进口。这两个相反的影响趋势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也变得模糊不清。当然，其他因素可能会对这两种效应进行调和。Maskus（2000）研究认为，知识产权弱的保护不一定会消除创新企业的市场力量，因为当地市场的模仿成本可能十分高昂且需要较长时间；知识产权强保护不一定会创造垄断，这是因为在国内市场上可能还存在其他替代品，如进口保护结构、出口利润和研发关系等因素也可能使专利与贸易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2]。

Maskus和Penubarti（1995）认为，市场扩张效应在更大市场规模和更强模仿能力的国家占支配地位，而市场势力效应在更小市场规模和更弱模仿能力的国家占支配地位。这说明了这两种效应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依赖于产品和市场特征。一些产品可能比其他产品更容易模仿，如高新技术产品；而另一些产品可能有更近似的替代品。当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规模影响的不确定性也可能隐藏了一些个别行业的显著效应。

实际上，专利保护不足是否对制成品贸易、尤其是对专利敏感的产品构成障碍，主要看出口目的地的模仿能力的强弱。模仿能力较弱的国家或地区对专利敏感的产品不构成竞争威胁，因此，专利保护不足也不会引起技术提供者过多的关注；相反，模仿能力强的国家则对专利敏感的产品构成较大的威胁，则专利保护不足势必会引起出口者的关注，甚至成为是否出口的主要因素。这说明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受当地模仿能力强弱的影响。

由于理论研究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影响的不确定性，学者们转而运用实证研究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从实证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仍然是不确定的。

Smith（1999）对199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美国出口到模仿威胁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当地的弱知识产权保护不鼓励美国对其出口[3]。她还发现，如果有模仿能力、市场规模较大、收入水平中等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则出口企业将扩大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而在收入水平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和高收入国家的OECD国家中，出口企业对它们加强知识产品保护后的贸易影响基本为零，甚至可能出现负面影响，这充分表明，即使收入水平最低的国家或地区采用与TRIPS要求相一致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它们也可能无法通过进口来扩大技术转移。Rafiquzzaman（2002）运用加拿大制造业出口数据进行了与Smith（1999）相类似的分析，结果表明市场扩张效应在具有最强模仿威胁的国家占主导地位，而在具有最弱模仿威胁的国家市场势力效应占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市场势力效应在加拿大出口中通常较弱。Blyde和Acea（2002）对知识产权保护变化对拉美国家进口影响的估计时发现，进口对较高收入的国家知识产权指数变化很敏感，但对较低收入国家的专利指数变化不敏感。

Fink和Primo-Braga（2005）对1989年的89个国家双边贸易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非燃料贸易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新技术产业之间却存在弱相关关系。对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在高技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势力效应可能会抵消市场扩张效应；或者知识产权强保护促使跨国公司服务海外市场的手段从出口调整到外商直接投资或技术许可；或者高技术产品包括对目的地的专利敏感强度或不敏感的各类产品。Co（2004）运用1970―1992年间71个样本国家的面板数据拓展了Smith（1999）、Rafiquzzaman（2002）的分析方法。面板数据允许我们考虑专利体制和模仿能力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情形，而且能够更好地控制不可衡量的异质性问题。她用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衡量模仿能力，并且和知识产权指数组成交互项。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美国非研发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存在负面影响，意味着市场势力效应在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但对于研发密集型产品并不显著。这种结果与Fink和Primo-Braga（2005）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研究结论一致。她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模仿能力的交互项系数对于上述两种类型产品来说为正且显著，意味着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依赖于模仿能力水平，即只有高于一定模仿能力水平的情形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对贸易产生正向影响作用。

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6）运用1970―1999年间5个发达国家到69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和行业制造业出口的面板数据重新估计了引力方程。特别地，他们运用了Hansen（1996，1999，2000）发展的门限回归方法决定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是否依赖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模仿能力和进口国的市场规模，他们证实了进口国模仿能力以及市场规模对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关系影响的重要性，不同产业呈现了不同的门限水平，特别是对于金属制品而言更为显著。

上述理论和实证结果不确定的存在，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一，当地模仿能力的强弱。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是否对制成品贸易、尤其是对知识产权较敏感的高技术产品贸易构成障碍，主要取决于出口目的地的模仿能力的强弱。没有模仿能力的国家或地区对知识产权敏感的产品不构成竞争威胁，因此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也不会引起技术提供者过多的关注；相反，模仿能力强的国家对知识产权敏感的产品构成较大的威胁，则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势必会引起出口者的关注，甚至成为决定是否出口的主要因素。第二，发达国家的市场势力效应。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有可能增强了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势力效应，导致没有模仿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进口下降。WIPO（2002）认为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有助于提高进口产品的价格，导致低收入国家进口能力下降，故会减少进口。Smith（1999）、Maskus和Penubarti（1995）认为市场势力效应将影响到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的影响。比如在低收入国家，由于出口企业垄断地位的存在，知识产权未必起到知识商业化的作用，因此，即使东道国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不存在模仿威胁，也不会影响到贸易变化。第三，跨国公司服务海外市场的其他方式如FDI和技术许可的影响。贸易只是跨国公司服务海外市场的一种方式，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时，跨国公司可能改变服务海外市场方式，进而也影响到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的关系。

二、知识产权保护与FDI引致的技术转移

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日趋活跃，知识产权保护对FDI影响问题引起了日益广泛的关注。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拥有技术、管理与营销等方面的所有权优势；二是选择的东道国在要素禀赋、市场规模和政府政策方面具有的区位优势；三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跨国公司资源配置和技术转让的内部化优势。当东道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化了区位优势，巩固了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进而促使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活动。但是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又会降低跨国公司内部化的必要性，从而增加对东道国的技术许可，减少FDI活动。另一方面，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了跨国公司转移的技术被当地竞争者模仿和无偿取得的可能，降低了投资者的技术垄断优势和在东道国的垄断利润，从而使得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缺乏吸引力。这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对FDI影响的不确定性。

相关的理论研究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对FDI影响的不确定性，这取决于技术转移的主渠道是FDI还是模仿以及产品的创新方向[4]。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研究一般都是在南北分析框架下进行的。理论上通常假设北方（发达国家或地区）从事创新活动，而南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从事模仿活动，并且FDI是内生的（Glass和Saggi，2002；Branstetter et al，2005）。一般认为南方知识产权改革减少了北方企业面临南方企业模仿的风险，促使北方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南方，从而导致北方企业FDI的流入，而北方企业将资源用于创新还是生产方面的竞争状况也会发生变化。随着北方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了南方，北方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创新，因此世界创新率会提高，同时北方企业会进一步将生产转移到南方。此时的FDI因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而超过了模仿的规模，因而给南北方带来了动态利益。另外，南方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也意味着南方企业模仿北方企业难度的增加，南方国家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模仿，同时成功率还较低，南方有可能减少模仿，此时FDI流入仅替代了以北方企业为目标的模仿，FDI主要产生静态利益。如果南方企业仍然从事模仿，则反而可能会挤出FDI，这是因为南方需要更多的资源用于模仿，南方可用于北方转移过来的生产资源也相应减少，导致北方企业不得不将生产转移到北方，这样北方企业可用于创新的资源随之减少，进一步降低了世界创新率。

关于产品创新方面（Glass和Wu，2006），如果假定北方企业以提高产品质量的创新为主，然后通过FDI向南方企业转移生产，南方企业可以模仿北方企业的产品，即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此时低质量的成功模仿会迫使北方加快创新，同时促使北方企业通过FDI提高技术转移的质量，提高了南方的福利。如果北方企业以增加新产品种类的创新为主，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导致模仿成本上升，产品模仿规模减少，北方企业的创新会从改进现有产品的质量转移到开发新品种上，FDI有可能放慢对南方的技术转移。

一些学者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不确定性。Markusen和Penubartib（1995）在静态一般均衡贸易模型（Helpman―Krugman模型）的基础上，运用一年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当初始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水而会减少FDI。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有利于吸引FDI。Lee和Mansfield（1996）根据100家美国被调查企业的数据发现，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美国流入这个国家的FDI流量之间显著地正相关关系。 Sherwood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有利于国内创新和吸引外资，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5]。Lesser（2001）根据1998年44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料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外资的关系是积极的，即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将引起FDI的增加。

此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但能够影响FDI流量，还能影响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对于技术含量较低或者难以模仿的行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较低，对于易于模仿的产品和技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则相对较高（Blomstrom和Wolff，1989；Nunnenkamp和Spatz，2001）。Lee和Mansfield（1996）对美国100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证实了上述观点；Maskus（1998）发现弱的知识产权保护阻碍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从事研发活动，投资仅限于装配和生产厂。Javorcik（2004）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FDI数据依据其技术含量进行行业细分，发现技术密集度越高的FDI对东道国知识产权的依赖程度越大，而且弱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资构成也产生较大的影响，如FDI主要集中在产品销售上；Maskus（1998）研究认为，在那些产品旧、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技术部门中，投资和技术转让对知识产权的国际差异相对缺乏敏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具有复杂但容易被抄袭的技术部门中，FDI很可能会随着对知识产权的加强而增加。

近年来，一些学者还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研发模式的影响。Maskus （2005）通过对中国的调查研究表明，外国企业经理人不愿意在中国进行研发方面的投资，因为担心专利被侵权、执法不严以及刑罚较轻等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导致国外企业转移给中国的技术是比较落后的。甚至有的研究更进一步，开始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强弱对研发模式的影响。Hagedoorn、Cloodt和Kranenburg（2005）利用53个国家近2 000个企业资料，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差异对企业研发模式的选择是一个显著的限制：当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时，企业倾向于选择股权合资形式，而不是合同伙伴关系。

实际上，对于研发密集型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资流入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影响显著增强[6-7]。这是因为当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研发活动时，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成为企业重要的环境因素（Branstetter、Fisman和Foley，2005）。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无疑有利于吸引研发型FDI的流入。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研发投资依赖于其他因素，如一国提供的技术资源和当地技术能力、市场规模以及其他政策措施。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主要不是影响研发投资规模，而是影响研发投资的性质和方向[2]。

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技术特征和生产阶段特征等。第一，在标准化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和产品中，FDI对知识产权不敏感；而在技术容易被模仿的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有利于提升以知识为基础的资产价值，在技术难以被模仿的行业中，知识产权所起的作用又较少。第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会提升FDI对它们技术转移的质量和水平。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只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吸引外资的政策之一，有时这种政策还会给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应全面看待知识产权保护在吸引外资中的作用。

三、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许可引致的技术转移

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许可的影响是比较明确的，这一点与知识产权对贸易和FDI的影响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发明者是否从事技术许可取决于专利保护的强弱和发明者是否具有补充性资产两个方面。Arora和Ceccagnoli（2004）研究[8]表明当补充性资产缺乏或不重要时，专利保护的提高可以促进技术许可的增加。如果发明者本身拥有补充性资产，即创新产品的制造和营销能力，在专利保护薄弱的情况下，发明者可以自己从事专利产品的商业开发，而不必通过他人。如果发明者本身缺乏补充性资产，而专利保护又较强时，发明者通过技术许可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在没有专利保护的情况下，一旦技术信息被公开，被许可方不愿意对该项技术进行许可，此时发明者会因技术信息被披露而得不到补偿。而如果技术信息不公开，被许可方在不清楚发明质量的情形下，也不愿意从事技术许可交易，毕竟被许可方要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而一旦有了专利保护，许可方无须因担心模仿而向被许可方索要较高的租金，这样无形中提高了被许可方的收益，被许可方也因了解技术信息而愿意从事技术贸易。

许多学者都从理论分析上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许可的积极影响。Yang和Maskus（2001）认为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的情形下，许可方可能不得不放弃更大的租金份额给被许可方，以减少后者叛逃的动机[9]；Markusen（1999）认为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被许可方的叛逃动机的惩罚也上升，故而减少被许可方的叛逃动机，许可方比过去更愿意使用技术许可转移生产和技术。Tanaka、Iwaisako 和Futagami（2007）利用质量阶梯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研究发现，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大大降低了许可的谈判成本的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创新和技术转移。Yang和Maskus（2000）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技术许可活动的增加，这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降低了监测和诉讼成本以及其他方面的执法成本。Yang和Maskus（2001）发现专利保护能够促进创新和技术许可，他们的结论对于热衷于学习和借鉴日本及韩国经验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两个国家倾向于通过技术许可来获得国外技术。

从以上研究文献可以看出，专利保护实际上解决了技术交易的一大难题，即技术创新信息被披露后，既可促成交易，又不必担心被模仿。值得注意的是，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否有利于促进创新和技术许可仍是模糊不清的（Yang和Maskus，2001）。理论上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两种效应，即市场回报效应和垄断势力效应。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刺激北方向南方通过技术许可转移生产，故而北方有更多的资源从事创新，从而带来创新水平的提高。不过知识产权保护过强，可能会造成垄断势力效应，即过强保护既降低了竞争对手的威胁，同时对许可方的创新激励作用也相应减弱，并导致研发投资下降，这样专利保护可能延缓创新的步伐，使得可供许可用的新技术也相应减少。

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一般的结论是专利保护加强有利于通过技术许可进行的技术转移。Yang和Maskus（1998）分析表明，如果技术接受国的人均GDP水平很高，则美国不论从子公司还是非子公司获得的技术费用都很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强的国家能够吸引大量的技术许可。Smith（2001）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许可的影响取决于东道国的模仿能力。在模仿能力低的国家或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提高许可方的租金。在模仿能力高的国家或地区，专利保护增强有助于对非子公司进行技术许可。

当今美国、日本等国家技术贸易收入的增加，尤其是在一些专利改革国家或地区中技术贸易收入的增加就很好地证明了专利保护加强对技术许可的重要影响。Branstetter、Fisman和Foley（2005）发现在专利改革国家，子公司付给母公司的专利技术费用增加，子公司在国外专利申请的总水平也在提高，这表明美国跨国公司对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有反应的，即大幅度对专利改革的国家增加技术转让。Wakasugi和Ito（2005）运用日本跨国公司的资料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强的国家，由于公司支付给母公司的专利费用大量增加，表明知识产权逐渐加强的国家跨国公司进行的技术转移在逐步提高[10]，这些结果与欧美企业资料研究相一致。Yang和Maskus（2001）对美国与23个伙伴国家（其中约10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或新型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外技术许可研究发现，专利保护对来自非子公司的专利费和许可费收入有正面影响；相比之下，专利保护对来自子公司的专利费和许可费收入有重大的负面影响或微乎甚微。这意味着专利保护增强了通过市场进行的技术交易规模，对企业内部的技术交易规模影响不大。

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许可的影响是比较明确的，这一点与知识产权对贸易和FDI的影响有所不同。但有证据表明，专利保护和许可之间的关系可能因行业不同而不同。专利保护起作用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化工、服务、电气和电子行业，而专利保护影响不大的行业是机器及批发贸易业（Nicholson，2003）。An和Khanna（2000）发现，在制药和化学工业中，技术许可交易更依赖于专利保护，这是因为医药和化学产品技术许可交易比较容易，阐明许可交易的条款和知识有限，专利保护范围比较容易界定；在半导体行业，许可很少依赖于专利，因为半导体产品（如电路布局）的知识界限不容易明确界定，因此专利保护对防止模仿的作用不强。一般而言，研发密集型企业在专利保护加强时可能更愿意从事许可交易，而资本密集型企业即使专利保护加强也不太倾向于从事技术许可交易，这是因为其他企业要想模仿这类企业需要较高的成本和较复杂的投入，正是这类企业拥有事实上的自我保护功能，因而专利制度对它们的保护意义不大。

四、简要评论

知识产权保护对各技术转移渠道的影响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可能改变各渠道之间的相互关系，导致这些渠道在技术转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如果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则知识产权保护对各渠道的影响就更加复杂。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FDI和技术许可的影响尚未得出明晰的结论。但是，基本的观点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的国家，贸易、资本和技术流动的水平也较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的国家或地区，从国外获得的技术转移一般也相对较多。而且，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影响技术转移总量，而且也可能改变技术转移渠道构成。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将提高FDI和技术许可对贸易的优势。而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有可能削弱FDI对技术许可的优势，尤其是在具备强烈的模范能力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技术许可的影响要比对FDI的影响要大。由于外资是企业将技术内部化的一种自我保护形式，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对FDI的影响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但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变化会改变FDI与技术许可的相对地位。当知识产权保护相对较弱且企业技术复杂和产品高度差异化、不易模仿时，企业更多地倾向于采取内部化形式而选择FDI，但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尤其是在技术复杂但容易模仿，且模仿能力较强以及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里，企业有可能减少内部化形式，从而导致技术许可对FDI的替代。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对FDI和技术许可关系的影响也依赖于行业模仿能力、市场风险等多种因素。一般而言，国际证据表明：在创新快速的高技术产业和生产规模稳定的低技术行业，企业一般愿意选择FDI而非技术许可，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也更倾向于引进FDI而非技术许可。

一般而言，对于那些存在较高模仿能力、国内市场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它们吸引更多的技术转移以及更好地提升国外技术转移的质量，而其他国家并不必然如此。实际上，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所带来的技术转移是否能够有益于本国还与该国的人均GDP门槛水平、知识产权保护门槛水平、市场开放门槛水平以及市场规模门槛水平等有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促进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根据这些变化和影响制定更加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及其他相关配套措施，不断地从国外获取必要的技术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以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差距，从而实现技术和经济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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