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需要“债转股”

2010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高达2.8473万亿美元。最近四个月来中国连续增持美国国债，截至2010年10月底，中国共持有9068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的31.85％，仍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

考虑到美元中期仍旧面临着较大的贬值风险，中国持有巨量美国国债缩水风险较大。如果进行存量调整，在市场上大量抛售，会引发市场恐慌性抛售，导致美国国债价格大幅下跌，这不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另一方面，过高的外汇储备还缩小了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加上储备中潜在的一些热钱，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成本与风险，不利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未来美国经济复苏步伐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内债外债高企，美元贬值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发展趋势，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价值面临较大的缩水风险。能否确保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增值性，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根本利益。

变国债为投资对抗贬值

当前有必要创新和调整对美投资的思路，采取灵活措施，适当减少财务型的金融投资。

中国应逐步增加长期战略性的股权投资，减少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增加优质企业股权的比例，建立将储备转化为投资，将资金转化为资本的新机制，进一步拓展和扩大国内外需求的空间，以主动增强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20年以上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外汇基础。

具体设想和建议是：中国以自身所持有的部分美国国债向美国的商业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做抵押获得贷款，将此贷款注资中国投资公司或其他央企，或是专门为此成立一家新的对美投资公司，以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以参股或提供项目贷款等其他方式对具体项目进行投资、建设及运营，投入资金在若干年后可以通过运营回报或股权分红的方式逐步收回，再以此为基础偿还国债抵押贷款利息。

投资对象主要是美国的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中国在这方面较为成熟的技术、装备和设计、施工人员，帮助美国改善部分基础设施老化状况，并带动和扩大国内各种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乃至劳务的出口，在这方面可以先期获得一部分收益。

从国内促进竞争的角度来看，似乎有必要由国资委发起成立一家类似中投的公司，由这家公司充当投资平台，承接国债抵押所得贷款，由国家直接将该笔资金作为资本金注入，而该笔外汇形式注入的资本金必须定向投入到海外投资项目中去，不允许在国内结汇。该机构在合适的时候可以通过上市、重组等方式转让出售或者划拨所持企业或项目的股份，从而完成投资退出的过程。

作为一种交换，中国承诺对美国国债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减持，而只做形态上的转换。作为回报，美方一是主动减轻对中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施压，毕竟中美合作的领域很宽广，没有必要非在汇率这一并非基础问题上反复绕圈子乃至大动干戈；二是对中国资本开放一部分市场，放松对部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

这样做可以为改善两国关系、扩大两国经贸交往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创造一种新的方式。这既需要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同时还需要两国相关主管部门的密切合作与配合，克服可能的障碍和阻力以求“双赢”。

国债变投资互利双赢

当前，中国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希望在调整经济结构、推进节能减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美国也正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致力于发展新能源、绿色环保、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实施出口倍增计划，新建和改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电网等基础设施。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经济是结构性互补关系，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要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步发展，需要中美双方从战略高度共同谋划互利共赢的未来。双方要充分利用各种双边机制，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以积极、建设、务实的态度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两国的民间智库要充分发挥作用，为加强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搭建平台、架设桥梁。双方要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和方式，积极推动创新合作。

把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转换为对美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资，正是上述寻求结构互补、实现互利双赢的体现，是进一步拉动中国内外需求的重要战略举措。

对于中国而言，把所持美国国债转换为投资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有助于实现国家长远战略利益。该种方式既回避了财富基金直接投资的敏感，还因为被注资国企的专业性加强了对项目的控制和利用，从而增大了争取海外项目的成功率，加强了两国的经济联系，深化了两国经济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同时，外储内用得以达成，外汇储备最终投向海外而没有因注资国企在国内二次投放基础货币，从而减轻了对通胀的压力。

第二，有助于间接提高国债收益率。通过把金融投资转换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把债权转换为股权，多样化的投资有效分散了风险，扩大了获益的几率，有利于化解人民币随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和保值增值问题，收益也应该超过单纯的美国国债利率；还可以通过投资将双方的利益绑在一起，从而缓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中国的巨大压力。

第三，有助于实现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和劳务输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向美国输出，特别是可以把中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速铁路技术、装备、劳务输出到美国。

这不仅可以实现资本输出带动和扩大国内各种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的出口，创造出口需求，还可以借此扩大劳务输出，促进国内就业；同时，也可以缓解中国相关产业和企业的产能过剩压力，并借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为中国外贸的均衡发展提供一条多赢的有效路径。反过来，商品和劳务输出又进一步促进了资本输出。

第四，有助于促进中国自主创新。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鼓励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面向新时期确立的发展战略。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开放条件下开展合作，通过共同开发新的市场来实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全方位的创新，利用双方各自的独特优势，分享彼此经济增长的机遇。

例如，通过为美国建设高铁，双方可以联合攻关，尽快改变高铁项目中从重轨、车轮、车轴、车架、底板，到车厢、电气化柱子、导线支架、火车站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和零部件配套上自主知识产权匮乏、严重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尽快提高中国高铁的国产化率。

对于美国而言，这一方式也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

第一，帮助美国更新部分陈旧老化的基础设施。美国广袤的国土非常适宜建设高速铁路，而且，高铁占地少、耗能低，单位货物耗能仅是高速公路的十分之一，经济性十分突出，符合低碳和节能环保的基本要求。

可在美国东海岸或西海岸做一个标杆项目，先行试点，待试点成功后再逐步推广。如在美国东海岸，可在华盛顿-纽约-波士顿之间建设高铁；在西海岸，可在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之间建设高铁。利用中国持有的国债间接帮助美国发展地方经济。

第二，帮助美国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就业。中国拿转化为资本的资金到美国的一些地方进行投资，必然会雇用一部分美国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美国的就业。据美国经济学家的统计，每投资100万美元在基建产业上，将换来17个新的就业机会。

第三，帮助美国实施其再工业化战略。美国为走出衰退尽快复苏，正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可说是对再工业化思路的现实落实。

在《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推动下，美国政府对新兴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进行了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劳动力成本高，美国“再工业化”过程很难，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新兴产业增加太多就业。

新兴产业引领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恐怕还远没有到来，能够提振其出口的仍然是传统产品线。短期内美国只有通过传统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来推动出口。

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则有利于美国迅速摆脱衰退的阴影，走向稳定复苏之路。对中国而言，这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外部发展环境，有助于进一步延长中国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第四，帮助美国减轻债务压力。美国欲缓解其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持续的财政刺激，而这依赖于两点：减税和基础设施投资。不管财政刺激能否奏效，赤字短期内进一步扩大是必然结果。因此，只有不断筹措到新的资金，才能遏制持续增长的预算赤字。

中国公司对美基础设施投资相当于是雪中送炭。为此，美国应切实减少对中国直接投资审查的不确定性，必须明确相关政策，向中国企业开放基础设施投资市场、高技术市场和能源资源市场，不能无休止地再把这些问题作为国会、媒体和行业巨头动辄拿出来无端要挟、遏制中国的“牌”。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