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融合发展研究

摘 要：本文以混合所有制下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为研究视角，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方法，通过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产生的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而发生变化，这就为我国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的实践尝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但是，由于二者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仍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导致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会产生不同的经营风险。因此，在混合所有制下，国家应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对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以促进二者更好地融合发展。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6-0122-08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对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战略制定、经营决策、收入分配等方面存在机制上的摩擦，这种摩擦会导致一系列经济参数的扭曲，这些扭曲对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是否带来一定的影响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表现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差异性是否也会反映在财务绩效的差异上？混合所有制下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能否做到很好地融合成为关注的焦点。因此，本文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研究二者承担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问题。通过得出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的实践尝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一、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一直成为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无论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国外学者Lopez等[1]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等方面产生促进作用，从而增加企业财务绩效。Peters 和 Mullen[2]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长期财务绩效具有积极强化关系。 Carroll和Shabana[3]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实例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有着积极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存在负相关或者不相关关系。例如，Brammer等[4]研究发现企业社会绩效与企业财务绩效负相关，环境、社区维度的社会绩效与股票回报率负相关。Makni等[5]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维度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总资产回报率、净资产收益率及市场回报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McWilliams[6]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其企业财务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我国学者基于我国国情，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二者的社会责任具有差异性，单独以国有企业样本、民营企业样本或者二者进行对比研究。二是认为二者的社会责任没有差异性，对其进行混合样本研究。三是得出了不同研究结论，有的学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积极影响；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还有学者认为从当期看，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企业价值越低。

综上所述，从国外的研究情况看，由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数量很少且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只起功能性、弥补市场失灵的调节作用，所以西方学者极少专门针对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研究，在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上基本都是以私营企业研究为主，其结论也是基于私营企业得出的结论。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功能区别于国外企业，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性质的重要体现。因此，中外研究对象存在较明显差别，下面本文将基于我国国情深入研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以及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认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驱动机制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差异性。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首先，企业战略目标趋同。公司治理应该服从和服务于企业价值创造目标[7]。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战略的目标制定上必须做到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平衡。因此，我们认为二者的战略目标具有一致性。

其次，企业社会责任内涵趋同。企业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都是企业的本质属性。企业社会责任是基于社会关系压力，以实现利益相关者共赢为基础，以发展绿色经济为目标，以创造绿色利润为核心，以商业思维范式创新为手段，对企业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所做出的利益平衡。这种平衡不因企业性质而改变，这是企业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本质决定的，因此，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内涵应该是一致的。

再次，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趋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处于同样的社会关系压力之下，利益相关者都是相同的，他们对企业的影响不会因企业的性质而变化。任何企业忽略或者影响了这些力量的利益，都会受到这些力量的惩罚。因此，我们认为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是相同的。

最后，企业发挥功能作用趋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国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社会责任中同样都有非经济目标的内容和经济目标的内容。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发挥功能作用将会进一步趋同。

综上所述，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内容。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应该具有一致性。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都会给自身的经营带来一定积极影响，增强企业的无形资产，提高品牌竞争力和企业影响力，赢得更多的社会广大消费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认同，并最终给企业带来长期的、潜在的利益。同时，企业对政府的贡献越大，越能得到政府的关注，政府会为企业提供许多政策上的优惠，降低其经营成本，进而提高企业价值[8]。因此，本文认为，不同性质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不会有显著差异，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并不因企业性质的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

尽管我们认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应具有一致性，以及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不会因为企业性质而发生显著变化，但是我们仍不能忽略二者社会责任驱动机制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的表现和产生的财务风险。本文认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驱动机制差异性主要表现为：

首先，政治关系方面。国有企业本身的性质代表了政企关系，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作为国家代表公众利益参与经济和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而存在[9]，即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决定其担负着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10]。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仅作为一种竞争工具来拓展民营企业的外部生存空间，为民营企业创造有利的竞争环境，并非企业的责任属性。

其次，管理层动机。通常认为，国有企业管理层履行社会责任有其政治目的和个人目的，即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履行社会责任、义务以及公共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利用企业资源，达到个人地位的提升和政治抱负的实现。对民营企业来讲，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先天不具备政治优势，为了生存发展，民营企业需要建立政治关联（胡旭，2006），使自己成为产权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或者获得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资源。因此，民营企业管理层承担社会责任的政治动机要比国有企业更强，即民营企业会通过政治寻租去获得政府更多支持，包括良好经营环境、政策资源、政府实质支持等[11]。

最后，问题。从委托关系来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显著不同点是委托人不一样。国有企业的委托人是国家政府，国有企业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国家政府，而民营企业的委托人是股东大会，出资人是企业的所有者。因此，对国有企业来讲，在社会责任资金的使用上，由于国有企业的投入与国家大政方针一致，企业行为与委托人的要求具有一致性，国家鼓励企业积极地进行社会责任投资。而民营企业在选择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要考虑是否与股东达成一致，这就影响了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投入。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驱动机制的差异性导致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差异性，也因此导致了他们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存在不同的风险。从政治关联、管理层动机方面看，二者的差异导致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在非效率投资方面存在差异性，进而导致民营企业的财务风险（经营现金流）要高于国有企业。从问题看，二者的差异导致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要好于民营企业，进而导致融资约束要低于民营企业。从管理角度看，民营企业内部缺乏系统、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制，甚至大多数企业未设立社会责任管理部门，在组织化、正规化方面严重落后于国有企业，使企业不能有效地把企业社会责任成本转化为企业财务绩效，严重削弱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同样的社会责任的表现导致了不同的经营风险，民营企业的财务风险要高于国有企业，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绩效风险要高于国有企业。

三、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

2008年初，我国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就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了“第一号文件”――《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目标、主要内容和措施，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有标志性的纲领性文件。因此，本文在样本的选取上，选取了润灵公益事业咨询公司2009―2011年的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此考察社会责任报告强制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变化以及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财务数据选取2009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三季度的上市公司的季报和年报财务数据。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得分来自润灵公益事业咨询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评级A股版2009―2011年数据库的评价得分，相关数据的处理及检验均采用计量经济学普遍使用的Stata软件进行。

（三）变量选择与度量

1.解释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业绩的影响研究中，最复杂的问题是如何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本文采纳了指数法是衡量社会责任研究中较为准确的一种方法的观点，并采用润灵公益事业咨询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价数据库公布的数据。润灵公益事业咨询建立的社会责任报告评价体系（MCT体系）全面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该体系包括整体性（突出企业战略社会责任方面评价）、内容性（突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评价）、技术性（突出企业信息披露方面评价）三个一级评价指标，又分别设立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对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进行全面评价。其三级指标达70余个。体系满分为100分，其中整体性评价M值权重为30%，满分为30分；内容性评价C值权重为50%，满分为50分；技术性评价T值权重为20%，满分为20分。总之，在数据库数据的选择上，本文采用润灵公益事业咨询公司2009年、2010年、2011年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得分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CSR），变量CSR数值越大表明该企业的社会责任越强。本文分析的样本期为2009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3季度。其中，2012年和2013年相关季度的CSR用2011年的CSR来替代，以便测试当期的社会责任表现对后期的财务绩效影响。

2.被解释变量

本文基于我国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的发展和利益相关者以及可持续发展视角，在财务绩效的衡量内容上从企业盈利能力、营运能力、财务风险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进行考察。具体财务指标如表1所示。

3.控制变量

除了企业社会责任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企业财务绩效。为了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隔离出来，本文将对其他影响因素加以控制。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本了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的行业、企业所处地区等都有可能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本文将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

第二，不同年份或发展阶段时，企业的财务绩效也可能不同，为此将在模型中引入时间虚拟变量。

第三，对那些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无法观测的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因素――例如政治关联，企业文化、问题、管理层动机等，本文拟通过固定效应的估计方法对它们进行控制，以期达到一致的估计结果。

以下是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

（1）企业规模（SCAL）。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企业规模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因此，本文引用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本文使用上年度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NASSET 来衡量企业规模。

（2）行业变量（HY）。企业的生产过程实际是劳动、资本等多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使用和产出过程，不同的行业其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然存在差异，因而企业效率也相应有所不同。Carroll[12]曾指出，“社会问题在不同的行业会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问题。”孔翔等[13]研究发现，建材、化工、机械和纺织四类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差异。郑京海和刘小玄[14]发现，相对于纺织业而言，机械、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生产率都在不断增长。郭斌[15]发现，行业相对生产率分布不均的原因在于行业生产要素之间边际替代率所存在的差别。常亚青和宋来[16]测算了1998―2002年我国工业 37 个行业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得出的结论是烟草加工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这5年的发展过程中相对效率最佳。因此，我们在实证检验中加入了行业虚拟变量以控制行业因素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由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年新修订颁布了《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将上市公司的经济活动分为19门类、80大类两级，本文采用了新的分类标准。同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共设置 19个行业控制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分析的数据中，只出现了12个行业类别。

（3）地区（DIS）。沈能[17]发现，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沈洪涛[18]认为各地区不同，法律环境和执法力度也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及财务绩效。姚洋和章奇[19]认为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交通便利程度、员工素质水平、信息和技术获取能力、获得中间投入品和其他生产要素（例如资金）的能力，甚至极大影响着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从而能显著地影响到企业的效率。这也与笔者的实际观察基本吻合：相对于内地企业而言，沿海地区的企业往往更具竞争力和活力。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不同地区不仅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而且在法律环境和执法力度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所以，本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标准将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类，以控制各地法律环境对公司社会责任业绩的影响。

（4）年份虚拟变量（YE）。一个企业在不同的年份可能有不同的绩效，为了控制时间对绩效的影响，分析中引入了年份虚拟变量。

本实证引入的全部控制变量如下：

其中，企业性质变量（P），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是指国有控股在50%以上的上市公司，此时P=1；当企业为民营企业时，P=0。CREP是企业社会责任变量（CRE）与企业性质变量（P）的交互项，其系数δ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若δ=0，则表明，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它们的社会责任评分一样，它们的企业财务绩效水平就一样；如果δ≠0，则表明，尽管两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评分一样，但只要它们的企业性质不一样，这个社会责任评分就将对它们的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若δ>0，则表明，同样一个社会责任评分，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就要比民营企业高；若δ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财务指标采用2009―2013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总样本量为4 516个样本数据。回归模型中所用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2所示。

（二）估计方法

本文分析思路如下：一是为了控制企业的那些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特质对其绩效的影响，本文将用固定效应方法估计假设模型。固定效应估计时，假设模型中所有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变量都将自动差分掉，不会出现在估计结果中。二是为了简要考察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影响，本文也将用随机效应方法估计，并进行相应的Hausman检验。三是由于被解释变量有5个，因此每种方法将估计模型5次，共10个估计结果。

（三）估计结果

固定效应方法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3和表4都有5列，每一列对应着模型1的一种被解释变量情况。例如，当被解释变量企业财务绩效Y=总资产报酬率ROA时，记模型为模型1，其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是表3的第1列，其对应的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是表4的第1列。当企业财务绩效Y=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周转率TAT、可持续增长率RGROW和现金流量比CFR时，估计结果分别对应着表3和表4的第2―5列。

同前一样，我们也估计了每个固定效应模型的随机效应模型。而且， Hausman检验表明，每个被解释变量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是一致的，故下面主要依据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表明：

第一，从表3可知，不管用哪个指标衡量企业财务绩效，5个模型的总体估计结果较好，每个估计模型的F统计量较大，而且其相应的P值=0（表3的最后一行），表明模型整体估计是显著的，即所有变量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因此，该结论证明了假设1。

第二，不管用哪个指标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RE）的系数都为正，且至少在5%的显著水平上高度显著（表3第1行）。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财务绩效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有显著正的影响。因此，再次证明了假设1。

第三，企业社会责任（CRE）与企业性质（P）的交互项（CREP）的系数δ>0，但除了模型4以外，这些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表3第2行）。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两个企业相同的社会责任评分，将对其财务绩效水平有同等程度的影响，即社会责任的财务效应不会随企业性质而发生显著变化。例如，若用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企业财务绩效（模型2），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平均增加1个单位，净资产收益率将提高0.002个单位（表3第2列第1行）；进一步分析，如果把这个同等大小的社会责任评分增量放到一个国有企业上，将对净资产收益率产生一个平均大小为0.001程度的影响（表3第2列第2行），但是，这个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所以，这个社会责任评分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最终影响依然是0.002个单位，而不是0.003（0.002+0.001）个单位。这个结论至少对表3中模型1―模型4是成立的。

第四，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企业性质（P）变量的系数都是不显著的（表4第2行）。这表明，企业性质并不是财务绩效的必然原因。

第五，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企业规模（SCAL）对其财务绩效依然没有一致的影响（表4第4行）。例如，企业规模对总资产报酬率有显著负的影响，却对总资产周转率是正的、但不显著的影响，而对可持续增长率、现金流量比又没有显著的影响。

第六，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中部和西部地区虚拟变量都是不显著的（表4第5―6行），这里的对比基准是东部地区，尽管模型1、3、5里的西部企业财务绩效相比东部企业财务绩效有负的倾向，但在统计上都不显著。因此，企业所处地区的不同并不是其财务绩效不同的原因。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目前我国市场化水平很高。

第七，如果用现金流量比（CFR）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话，表4中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同样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因为企业性质不同，而将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表4第3列第1行表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考虑企业性质的话，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增加一个单位，企业现金流量比将平均增加0.004个单位；如果考虑企业性质的话，这个同等大小的社会责任评分增量放到一个国有企业上，将对净资产收益率产生一个除了不考虑企业性质的平均影响0.004外，还将产生一个额外的正的0.005的影响，最终将产生0.009（0.004+0.005）个单位的影响。此时，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绩效随企业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财务绩效要显著高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财务绩效。这种现象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经济实力要好于民营企业，但表3第3列第9行表明，企业规模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说明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规模，或者说经济实力并不是产生好的财务绩效（现金流）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财务风险要低于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财务风险，因此，该结论证明了假设2。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建立的计量模型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绩效是否随着企业性质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假说。结论表明：总体来说，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同样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将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同等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因为是民营企业而有所减弱，也不会因为是国有企业而有所增加。同时，也发现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财务风险低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财务风险。这就给我们三个启示：一是在以相同的社会责任内涵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经营目标趋同、企业社会责任内涵趋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趋同、企业发挥功能作用趋同以及承担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产生的影响效应也相同，我国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的实践尝试具有积极广阔的前景。二是在混合所有制下，国家应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对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的风险加以解决以促进二者更好地融合。三是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该加强绿色财务管理建设，做到基于包容性增长的绿色财务管理范式创新，即努力实现以古典经济学为根基的财务管理范式由“企业经济单一维度的传统利润观”向“企业、社会、生态三维度包容的绿色利润观”的转变[20]。

基于上述启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国家层面，要明确政府的职责作用，加强社会责任法律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认证机制建设，用法律来规范、用制度来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层面，要正确处理利益相关者关系，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建立社会责任战略机制、社会责任启动机制和社会责任运行机制。将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战略和日常经营管理的重要部分，通过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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