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发展中的生态文明

[摘 要]针对当前存在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从生态文明的视角解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从自然与社会的动态关系层面理解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之间的相互影响，从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阐明东方的生态文明可以为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生态文明；社会发展

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政治、经济、文化等是其主要成分，这些成分以一定的社会形态表征着社会发展。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就是指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的提升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提高。社会发展要求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基础上，但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却出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生态问题，生态哲学因此应运而生，它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支持：“生态哲学是一种生态学世界观，它是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理论框架。”[1]生态哲学以生态学世界观的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审视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人和自然双重尺度的参照系统。社会生态学家布克钦深刻地指出：“把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分开，或贬低或象征性地承认它们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将会使人们完全曲解日益加重的环境危机的原因。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相互交往方式对于解决生态危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断言：“决定未来地球生态状况的真正战场无疑在我们的社会之中。”[2]因此，我们应该重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中的“反生态化”因素，进而更好地协调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生态化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治生态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表现。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生态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于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变化引起的，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政治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为一种社会现象，二者似乎联系不大，但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各种环境问题，就会发现环境问题与政治是紧密相联的。而且，人类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随着社会发展而愈益增强，人类系统对其环境系统的作用是其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人类利用环境所提供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的过程是一个消耗自然资源、排放和产生废弃物、改变生态环境的过程，人类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生态环境的改变有直接关系，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就有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可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需依靠政治的支持才能建成。

在人类早期社会的政治形态里，生态环境问题大多是政治的附庸，它没有引起统治者应有的重视，这期间自然灾害、频繁的战争以及不合理的政治决策都极大地破坏了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而社会成员也没有形成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满足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欲望是政治系统基本的价值目标，政治的发展意味着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在传统社会，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能够参与政治过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

随着社会政治的不断发展，参与政治过程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参与步伐日益加快，政治系统逐渐发达，参与程度也更为深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以绿党为核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一场广泛的“绿色政治运动”，它试图走一条不同于或者说超越“左派”和“”的中间道路。“绿色政治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它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了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进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1971年，一群加拿大及美国人组成一支抗议队伍，乘坐一艘名为“彩虹勇士”的渔船，试图阻止美国在阿拉斯加进行的核试验。自此之后，亲临现场成为这个后称“绿色和平”组织抗议破坏环境行为的重要方式。今天，他们仍深信，虽然个人力量微小，但仍可坐言起行，由此唤起世人对环境问题的高度警觉。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已经行动起来，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通过社会政治活动迫使政府和社会采取措施，维护公民应有的环境权。

生态与政治的关联日趋紧密，“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环境和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3]可以说，当今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主要是由不恰当的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人口生产方式引起的，是与政府的政治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确信，整个地球的环境问题仅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已经无济于事，要保护地球家园，解决生态问题必须积极参与和关注政治，这意味着局限于技术和科学视野的生态思维遭到了政治的挑战。人们逐渐发现，生态问题离开政治的参与，不纳入政治框架内，问题本身就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可见，政治生态化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生态化

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基础之上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局面，建立经济、社会、自然良性循环的复合型生态系统。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人类、人类的技术、经济和社会都属于地球这个大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其发展的本质就是能量的流动，发展的表现是物质的流动、信息的传递，发展的追求是朝向有序[4]。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其实质就是自然界中有序的能量流入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遵循着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熵定律。经济发展只能在这些自然规律的约束下运行，如果违背这些规律，经济就会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终致崩溃。

环境问题导致大规模的经济灾害，常常引发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在社会发展史上记载着很多这样的史实。例如，中国两晋之际，“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入汉川者数成家……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5]宋孝宗乾道二年，“两浙江东大饥，淮民流徙江南者数十万。”[6]明宣宗宣德四年，“山西饥民流徙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7]秦汉以至宋元，移民运动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而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其主因之一。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也有因环境灾变所引起的大规模移民运动。19世纪40年代末期，许多爱尔兰人迁往美国，就是由于长时期降雨过多，涝灾使马铃薯收成大减，造成成了严重的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户不得不弃家出走。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了世纪最强的一次大干旱，影响了美国几乎三分之二的土地以及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区，导致许多人畜和动物死亡，大批农民不得不逃离这块干涸的土地。社会经济问题的出现可以促使具有历史自觉意识的政府清醒地认识环境危机问题，发现新情况，从而改进管理，防微杜渐，寻求生态与社会发展的新和谐。

近代以来，产业革命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人类开始利用先进的工具和技术，尽情地享受大自然赋予的各种资源，但却没有意识到大自然的报复：能源紧张、生态失衡、温室效应、水质恶化、土地荒漠化……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正随着生态系统的全面崩溃而面临消亡的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革命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但从生态哲学角度看，工业文明对自然界的掠夺不过是人类为了摆脱贫穷的饮鸩止渴行为。历经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阵痛，人类已经意识到，生物圈既不允许现代工业的无止境侵袭，也无法让以消耗大量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社会存续下去，时代在急切呼唤新的社会发展方式和新的经济增长形式。残酷的现实要求我们将经济转变为一种生态经济，它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以自然资源的节约为手段，通过开发生态经济技术实现农业、工业和生产消费品的“绿色化”，降低和遏制生产过程和产品对环境的污染，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生态性

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生存方式，人类只有借助文化才能在自然界中生存和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表现形态之一。中华民族在人与自然冲突、融合中积累了深厚而丰富的文化资源，至今仍有其光辉的价值，对建构现代生态文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强烈的生态观念，这与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是相通的。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主张人类与自然虽具有差异性，但二者是“合为一体”的，它们相依相存，合而不同，达到一种共生状态，儒家因此要求人们善待自然，顺应自然，人类与自然要和谐相处。道家主张“知足”、“知止”地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知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长足矣。”[8]“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9]“知足”、“知止”就是遵循生态系统自身的规律，控制无限膨胀的人欲，人的需求应适可而止，为了维护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必须控制自己的贪欲。墨家从小农自然经济的现实经验出发，提出独到的“节用节葬非乐”的观点，认为人的衣食住行等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就可以了，房子能遮雨，衣服能避寒，没有必要奢侈腐化。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样一些内容虽然带有旧的时代特征，却反映了民族性和人类性的普遍内容，代表着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并在现代潮流的冲击下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结构，东方有机整体自然观对人的思维、行为具有较为直接和深层的影响，也为当代社会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生态哲学以生态学的生物多样性肯定每一个体在系统中的独特地位，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地区、民族的特殊性，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是在长期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生态多样性。文化的生态多样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如中国古代大多数哲学家都坚持运用阴阳五行阐释宇宙的起源、生存和演化以及王朝的更替等，具有独特的生态性。阴阳家邹衍以《尚书・洪范》为基础创设了一套“五德始终说”，“五德”即水、火、木、金、土五行，这五德依次与自黄帝以来的朝代相匹配，认为每一朝代都有自己当属的一德，如黄帝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将来代周的朝代为水德，水德之后的朝代为土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按此说，五德相胜的次序为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历史就是这样，按五德相胜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通过阴阳五行异质同感的神秘观念，把属于自然现象的天地四时五方，同王朝更替和社会伦理的“五德”联系起来，将自然现象社会化、伦理化，把社会现象自然化。这是我国古代人有意识地把文化生态化的极好例证，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生态观。

现代文化首先从西方开始，今日的全球性危机也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所引发的。西方主客对立及自然与人类绝然分离的思维方式，使人类在世界观上具有突出的分裂倾向，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待自然的分裂，将主体的能动性无条件地赋予了人类，将客体的被动性赋予了自然，自然处于被征服、被利用的境地，为生态灾难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文化条件，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中国传统文化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从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出发，消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必将在解困全球性危机中发挥指导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内容将有助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互相认同，有助于构建多元文化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的格局。人类需要生态文化，需要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对既往文明的反思，也是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整合与重塑。生态文明下的生态文化，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追求。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它将引领人类放弃以往形成的重功利、重物欲的享乐主义，摆脱生态与人类两败俱伤的悲剧。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生态学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2.

[2]Bookchin M.What is social ecology? [C]//Michael E，Zimmer man(c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New Jersey:Prentic-Hall.inc，1993.372.

[3]Hurrell A.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in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eds,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 today [M].USA:The Pennsy Lvnia StateUniversity Press，1995.150―152.

[4]李世雁.发展过程的科学解读――“生态纪”的科学基础[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6(4).

[5]房玄龄.晋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55.

[6]脱脱.宋史.孝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5.639.

[7]张廷玉.通鉴纲目：三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9.

[8]老子.老子：四十四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

[9]老子.老子:四十六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批准号11BJY017)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志强(1964―)，男，广西贺州市人，广西区政协常委，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博士、副院长、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哲学、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容溶（1974―），女，广西灵山县人，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哲学和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