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负责,就是对企业的发展负责

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进步很大，但是差距也很大

问：周总，这两年大家都在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您认为为什么这个问题近年来会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周厚健：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人的素质提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有就是我觉得一切的事情都有需求，为什么这几年这个事情在社会上谈得比较多，我想主要是社会有这个需求。

问：您刚才说到的素质提升是指企业家这个群体素质的提升?

周厚健：不是，我指的是全社会公民这个群体。

问：您对目前社会责任的现状是怎么评价和看待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周厚健：简单地讲是进步很大，差距很大。进步很大我是指和过去来比进步很大，差距很大是指和国外的发达国家来比较差距很大，差距的根本还是企业的经营者和企业整体的文化氛围。

关于不同的所有制和行业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差异，我认为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从表面上看是有冲突的，但是最终是会统一的，所以与行业和所有制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这个企业的整体氛围和企业的经营者。

问：您刚才谈到跟国外的差距很大，那么您觉得跟国外相比主要是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差距比较明显?

周厚健：实际上和一些发达国家来比，这个差距就太大了。我想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日本机场看到一个小孩，大概刚刚能跑的一个小孩，也就是两三岁的样子。日本机场里都有三个垃圾箱，他先跑过离他最近的垃圾箱，然后跑到离他最远的垃圾箱，把一个饮料盒扔进去了。然后我过去看了一下，这个垃圾箱上写的是“可回收”。这么小的孩子，他肯定是不识字的。就是说这种教育是从幼儿时期就开始的，这种观念是刻在他的骨头里面的。

我相信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成长起来的企业经营者，他会有更强的社会责任的意识。通过这件事情来看，不要说中国的小孩，就是中国的大人甚至中国相当一部分的企业经营者，恐怕也不会在这三个垃圾箱里面，挨个看看我应该将垃圾放到哪个垃圾箱里面去。

企业的社会责任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

问：最近我们在做问卷调查的时候，感觉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顾及的，赚了钱才有能力尽社会责任，您怎么看?

周厚健：应该讲这个差异确实是存在的。我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企业处在不同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个企业的经营者所处的“存在”是不同的，因此你的观念也是不同的。如果说一个企业是在起步阶段，那么企业的经营者考虑更多的是生存问题，如果这个企业做得很好很大，他就有能力来考虑社会责任问题了。

再说企业所处的环境改变了，他也会认为我应该考虑社会责任问题，在这两个阶段人的意识是不一样的。应该说从我们的亲身经历来看，我们的体会也是很深刻的。比如说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主要是害怕如果没有去做的话，别人会来谴责我们，而现在我们认为这些事情不应该做不好，应该做好。由于“存在”而改变，但是这个“存在”不完全是一个企业的“存在”，应该讲也是整个社会的“存在”，这两个“存在”都会影响你的观点。

问：您对社会责任是如何理解的呢?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周厚健：我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要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外部的。因为企业也是社会的一个部分、一个细胞，它本身也处在社会里，所以要分开看。

对内部来说企业要为股东、为员工、为债权人履行好责任。应该讲现在大家谈的更多的可能是股东和员工，比如说为股东的投资产生更好的回报，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好的福利待遇，还有就是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而很少有人谈到维护债权人的责任，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际上，任何一个企业对经营的依托，大家更多的理解是投资者，但是实际上债权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所以说对债权人是什么样的态度，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责任，实际上它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环境。

我们知道前些年向银行借款不还成风，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我们中国的经济环境。因此无论是对具体的债权人来说，还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来说，恪守对债权人的责任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对外部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企业的合作者和企业的直接客户，这些我认为大家在理解上的提高还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不敢说都非常到位，但提高非常大。另一部分是和自己的企业不直接相关的社会人，我认为这部分是我们国家特别应该倡导的东西。

在中国，过去的伦理道德主要是五个方面的关系，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和君臣之间。这五个方面实际上都是和自己利益直接相关连的，而国内较少谈到和你利益不相关的人或者不直接相关的人，我们应该恪守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实际上在国外可能更强调的是这部分东西，这个也和中国的文化有关系。所以在中国要让大家建立起很广泛的一个受众的社会责任，相对于国外要难一些。因为这种古老的文化影响是很大的，现在我认为我们就应该建立这种标准。

对于企业来说它是在面对整个社会，不是仅仅面对你的直接利益相关人。这一部分我认为在中国更需要强调。具体来说像我们目前讲的环保问题、污染问题、节能问题，从我做起营造一个好的经济环境，再比如说对于社会的一些捐赠、公益事业的一些支持。我认为这些都是反映了一个和你利益不相关的更大群体的责任。

问：现在社会上也有一种倾向，就是一谈企业的社会责任都会将焦点集中在社会公益捐赠这些方面，有些企业家私下跟我讲，这会使他们觉得压力很大、很沉重，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周厚健：我认为最大的社会责任一个是对直接利益相关者，第二个就是依法纳税，我认为这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再往下是对环境的保护，这应该讲是对所有人利益的关注，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就是对所有人利益的一种侵犯。

我认为捐助这个问题要视企业的能力，要视企业的经济环境、经济条件，它不应该成为一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主体或者是主要方式。我认为尽社会责任是每时每刻都要尽，必须依法纳税。所以这并不是取决于你的能力有多大，而是认识问题。应该讲确实有这种情况，两个企业的规模相当，两个企业的能力相当，但是它们履行社会责任作出的情况和实际水平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认为就和经营者的道德准则、经营者的知识素质和道德素质是密切相关的。

政府监管要严格，法律要严厉，这是政府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问：现在社会上一谈社会责任，大都是直指企业，那么社会其他的一些组织，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者应该做些什么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厚健：可能大家谈得更多的社会责任是考虑到它需要付出经济代价，不管节能也好、环保也好、纳税也好、捐赠也好，都是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所以说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大家更多考虑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承担社会责任远远不是单指企业。政府、事业单位和机关实际上都应承担很大的社会责任，或者说政府的主要定位就是社会责任。

我想作为政府来讲，应该监管到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法律上应该严厉，一个是在监管上应该严格。在我看来，中国在一些很重大的社会责任体现方面，应该讲是法律不严厉、监管不严格。

我且不从我们企业生存的环境和企业发展来讲，因为这方面我们体会很深刻了。我就讲和老百姓的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药品的管理。药品、食品应该讲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是非常典型的法律不严厉、监管不严格。现在老百姓可以说，连日常的吃饭喝水都感到恐惧，到了这个程度，如果说我们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话，就会葬送这个民族。面对这种环境，如果政府还不去制定严厉的法律，严格执行法律的话，这是对整个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不负责任。

问：怎样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您觉得社会各个方面应该如何努力?

周厚健：刚才我们谈到了监管要到位，法律要严厉。还有一个就是政策的引导很重要，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我举一个例子，德国在这个方面做得就非常好。现在在德国建节能的建筑政府是补贴的，这就是说通过一些政策措施，来鼓励企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再一个，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很重要，舆论环境对大家认识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认为青岛市很多年来有一件事情，给青岛市民带来了非常好的影响，也非常长远。在1996年的时候，青岛的媒体连篇累牍地在讲挽留海鸥行动，实际上以前青岛的海边哪有鸟?没有鸟，有鸟也让小孩给打下来了。当时青岛的媒体可以说长期地、连篇累牍地在讲挽留海鸥的活动。大概持续了有半年，这一舆论导向，使得青岛市民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可以说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说舆论给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现在大家起码是在公众环境下，表现出来爱护动物是一种美德，损伤动物是一种错误。用舆论营造好的社会风气，我认为还是很重要的。

问：从不同的企业类型来看，您觉得作为上市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非上市公司有些什么不一样?

周厚健：我认为上市公司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准确、透明。就是说你光准确还不够，你还要把你该透明公开的都透明公开。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公司比较突出，因为中国有资本市场的时间也比较短，中国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时间就更短了。因为有资本市场以来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进去了，甚至有些企业到现在还没有进去。对我们来讲，我们是1996年开始进入资本市场的，但是我们深深体会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上的提高是巨大的。不仅仅是我们亲身的感受，还有世界范围的耳濡目染，这个给我们的冲击都是很大的。比如说在上市不久我们并不知道“准确”有多重要，我们也并没有想过“透明”有多重要。到现在除了监管越来越严格，实际上最根本的还是要求企业要有足够的认识。

我们知道我们出去的任何数字，都是要对整个社会负责任的，对整个投资者负责任的。我们按照规则所有应该披露的东西，我们都要尽量披露得完全彻底。这样做不仅是对社会负责任了，而且会对一个企业的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因为投资者只有看到你的数字准确，只有很透明地看到你这个企业的全部，他才敢给你投资，有投资你才能发展。所以说这一点我们通过这些年的实践，体会很深刻。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和认识程度，不同的企业各有迥异，有一些可以说是没有认识到，甚至有一些是在刻意地欺骗社会。

企业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

问：海信集团在许多方面都是很有知名度和影响力，但是作为企业领导者，您本人的宣传却是很少的，访谈之前我们做了些资料准备，发现能找到您个人相关的信息不是太多，所以我们很关注您对刚才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包括您的这些理念、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哪些人给您的帮助是最大的?

周厚健：应该这样讲，任何一个人的观点、观念的形成，影响最大的都是父母。家庭的影响给孩子形成的烙印，是一生不能抹掉的。我父母是一般的职员，我母亲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母亲，我们小的时候她对我们学习上的教育都是“法西斯”式的。而我父亲是一个很豁达的人，他对我们的教育就是另一面的，比如说不要去计较，要懂得付出才能和大家相处好，都是这种教育。

再一个，我认为真正使我认识上有理性提高的，还是在大学期间。我们大学期间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当时有一句话叫“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在那个时候我们上学整个都是国家培养的，我们既不交学费也不交住宿费，也不交书本费，整个都是国家培养的。这个时候，国家、社会给我们的影响，给我们的教育，给我们回报国家、回报社会的概念应该讲是非常深刻的。我记得在四年以前，宋平跟我谈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学生和过去的学生在奉献精神上有差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现在是父母勒紧裤腰带培养出来的，所以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赚钱回报这个家庭。

问：有不少人认为，一个好企业，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个好的领导人。所以要说到社会责任的话，这是不是跟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关系?

周厚健：我认为有关系，一个企业的做法和一个企业经营者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大家知道今天的税法很严厉，海信在这个方面的认识还是比较早的，我们就强调任何公司都不得去做任何偷、逃税的事情。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就强调企业不准在合同外拖欠别人的钱。我们把合同外拖欠别人的钱作为经营失误，它客观上也就是一个经营失误。为什么呢?因为你本身没有能力支撑这个规模，你通过一种扭曲的手段，产生一个扭曲的财务状况来把你的规模扩大了，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所在。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最兴拖欠的时候，我们就很严格地强调不允许合同外拖欠别人的钱。

这个观念的长期倡导，对企业的干部、员工的观念，应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因为你长期这样做，逐渐地就形成一种认识和习惯了。

作为一个企业家，要有“自知之明”

问：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目前的现状，您是怎么样认识和评价的?

周厚健：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的时间很短，从某种意义上

讲，非市场经济下不存在企业。从1992年中央开始倡导推行市场经济，真正开始实施的时候是1993年，所以到现在满打满算不过14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不能说中国没有企业家，但可能有凤毛麟角的很优秀的人对事物接受得很快，对有一个企业家群体的说法并不是很赞成，因为这个“家”需要实践，不管是科学家也好，还是什么家，它的成长需要时间。一个群体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一个个体的成长可能因为某个人智商、情商很高就成长起来了。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社会过分地去渲染这些事情，不符合实际情况。

应该说我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人，我的体会还是比较深刻的。现在在比较大的企业里的所谓的企业家，是把企业做得比较好，做得比较大的企业家。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市场过去是封闭的，它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所以对企业的压力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有企业的时间很短，甚至中国有企业管理这个学科的时间都很短。

另外在理论上功底深的人就显得更少，所以任何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都是盲目的。因此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过多地说是一个群体，我认为也不现实。我们在现实当中发现，哪怕一些把企业做得不错的人，未必他的行为就很理性，未必就有很深厚的理论功底来支持他。

现在人们都说中国的企业家像教授，经常出没在高校的学堂里面。所以我说企业家的学习氛围很淡，实际是对理论不信任，不信任理论的人很难想象他的行为是理性的。所以从这种道理来讲，我认为去渲染中国有一个多么庞大的企业家群体，我觉得只会误导这些人更不去学习。

问：大家感觉到您个人平时比较低调，是不是和您这方面的自我认识有关。学海无涯，自我太过满的话，就很难再装新的东西进来。

周厚健：是的。实际上你去参加任何颁奖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你的心绪都是一种骚扰，你到高校讲任何一堂课，实际上都会耽误你的时间，你并没有掌握什么知识，你也没有什么系统完整的理论。我经常给我们的同事讲，大家想中国的企业有哪个企业家能够系统完整地讲下来一门课?但是现在大家都纷纷到高校讲课去。我认为这种过分渲染，实际对改变大家心浮气燥这种整体现象是没有好处的。因此我说大家还是应该心平气和、实实在在地做点事，能够创造企业目前这么一个氛围我认为是很不错的了，要好好珍惜，好好做事。

问：记得几年前，我跟瑞士的一个学者讨论什么是人类文明?她很坚定地说，作为个人，文明的最高境界就是有自知之明，我印象很深。但是，拥有财富、回馈社会，拥有知识、经验，与人分享，也是一种境界。相信您说的前提是真诚分享和有效传授，而不是自我包装、炒作和虚荣。

周厚健：对，你说的很有道理，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人贵有自知之明”，应该说这句话是非常好的一句话。我自己是从来不保存证书、奖杯、奖章的，除了企业的荣誉我保存，个人的东西我从来是不保存的。人没有本事去抗衡“存在决定意识”的规律，但是人有本事去改变这种存在。但是改变这种存在的话，你的意识就需要随时改变。所以不要刻意去创造这种环境，让你陶醉于这种荣誉之中。

问：但现实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企业家特别在乎别人的掌声、别人的崇敬，这已成为他事业的动力和快乐。您是怎么看呢?

周厚健：实际上别人敬不敬仰你不重要，关键你自己敬不敬仰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去摆脱这种环境，或者说摆脱这种存在，比如说你周围都是光环，你举目可见都是你的荣誉，最后这种存在就必定形成你的这种意识，最后的结果可能导致你在做事的时候不是客观、准确、公正地为企业在做事，而可能更多的是在维护你的荣誉。

实际上我现在干企业，总结起来自己是没有什么事业心的。一开始是一种逞能，在很年轻的时候是一种逞能，我从20多岁就在这个厂子干。到后来是一种责任，感到承担了一种很重要的责任，和员工的生活、和企业的命运密切相连。再往后应该说更多的是一种感情，因为我毕业以后25年来一直在一个企业。

说一句很不自量力的话，对海信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是一种感情在驱动自己干。所以说没有什么事业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奢求和渴望，心态相对就更平稳一些。就像哪个父母培养了孩子也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一样，就是这个道理。

参与公益事业是因为素质的提高

问：我们看到海信做了很多的社会公益事业，你们在这些方面有些什么经验和体会呢?

周厚健：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完全是一种对社会问题的认识。

比如说我讲的对债权人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了。比如说我们对教育的赞助，海信所有的赞助几乎都是对教育，不管是在边远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还是我们对高校、对中学一些比较大额的赞助。青岛市到现在每年优秀教师奖都是海信提供的。我们曾经在海信周年庆的时候，大家讨论要对社会做哪些贡献，几乎大家不约而同地都讲往教育上投资，有这种氛围我还是比较高兴的，这是一个企业素质的使然。同时我们做了以后我们也感觉到了回报，比如说海信对青岛市的教育应该是投资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也得到了市民的回报。海信的广告并不多，但是市民对海信的信任还是很高的，海信在当地的品牌占有率非常之高，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都很少。海信的彩电在青岛市场的占有率在70％以上，海信的冰箱在青岛市场的占有率在60％以上。当然，并不是说海信的产品就好到这个程度，实际上是市民对海信的一种信任。我认为这和海信多年默默无闻、一直做对教育有益的贡献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