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德育目标研究述评

“德育”一词自20世纪初传入我国后,对它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从古代德育到现代德育,从德育理念到德育实效,从西方的德育理论到其对我国的启示等等。德育目标也是德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自建立以来,其合理问题就一直在讨论中。学者们依据自己的见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是相对立的观点。鉴于此,就有必要对德育目标的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展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提出争论的焦点问题,以期有助于对德育目标的进一步研究。

一、德育目标内涵的界定

德育目标是德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这足以看出,德育目标具有前瞻性,为德育实践活动指引着方向,是德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对德育目标涵义的理解,总结而言,学术界有两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德育目标是对受教育者品德方面的规格要求,比如,胡厚福在《德育学原理》中,班华在《现代德育论》中,储培君在《德育论》中,鲁洁、王逢贤在《德育新论》中,都是从受教育者品德形成的角度去定义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并且在德育界有共识的是鲁洁、王逢贤的观点。即“所谓德育目标,就是指一定社会对教育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在品德方面的质量规格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是说,在进行德育之前,人们对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具有何种品德的人,在观念中所具有的某种预期的结果或理想的形象。”[2]

第二类观点是从德育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从德育哲学的角度看,德育目标是属于德育价值论的范畴。学者张澍军在《德育哲学引论》中提出,“将德育目标置于德育价值的领域中进行考察,并不是人为地牵强附会,而是德育目标本身的要求”。根据张澍军的观点,“从德育价值论看来,德育目标无疑是观念中设计的未来德育行为的理想结果,但是因为要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所以准确地说,德育目标只能是一定社会现实背景下的德育价值理想的凝结状态”。[3]

笔者认为,不管是从受教育者品德形成的角度还是德育哲学的角度,都只是把德育目标看成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是从国家教育部门下达到学校的一个文本。而德育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把德育目标仅仅看成是一个结果或者是为了追求这个结果而急功近利或牵强附会,必然会造成许多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德育目标实现的过程的角度去定义,即:德育目标是通过学校共同体及外部力量的努力,系统地分析社会对学生个体在品德方面的要求及学生个体道德发展水平,创造条件,逐层发展,最终实现对学生品德方面预期的理想形象。

二、我国德育目标研究现状

“德育目标”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在我国逐渐使用起来的,在以往的有关教育论著和文献中,一般只讲“德育任务”,不过当前已广泛使用“德育目标”这一术语。[4]在笔者所查阅的著作和期刊等文献中,从1989年到2009年,国内对学校德育目标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德育目标依据、德育目标分层、德育目标趋势、中外德育目标比较、德育目标问题与对策等方面,关注的核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德育目标分层研究

德育目标分层研究主要是指德育目标的层次和序列的问题。德育目标层次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是从德育总目标到具体可操作的目标体现出的分层;其二是指同一目标,在不同的学段,具有高低不同的要求,作为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标准。而在同一目标的不同层次中,低年级的目标是高年级目标的基础和依据,以此形成一个承前启后的体系,则为德育目标的序列。已有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德育目标分层的理论研究,是一种事实描述,论述了划分德育目标层次和序列的依据;德育目标序列化的设计,即在具体可操作化的德育目标指导下,在中小学德育活动中,构建高低不同的、承前启后的目标序列。[5]一类是结合德育目标的实施,对德育目标分层所作的价值判断,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德育目标已经注意到了层次问题,如1988年关于德育的文件中,把对全体学生的普遍要求和对其中优秀分子的要求区别开来,在1995年《中小学德育大纲》中,也分别对小学、初中、高中的德育目标作了规定;[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大中小学德育目标和要求,仍缺乏系统性、连续性、稳定性和层次性,以至德育目标的实施存在盲目性。[7]因此要规划和制定大、中、小学一体化的德育大纲,根据学生心理特征、理解力、接受力的不同,以及其道德水平发展由低至高的过程,构建一个相互衔接的德育体系。[8]

2.德育目标过高问题研究

对于德育目标过高问题,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忽视人类基本品质教育,往往把德育目标定的太高太大,习惯与制造学校德育的神话。因此我们需要实施道德底线的教育,来改变传统德育的缺陷。即我们首先要把学生看成一个人,然后,从一个人本身成长的基本需要进行教育。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个体应该具备体现共性的人类的基本品质。[9]

也有学者认为,道德高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是受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追求圣贤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个像西方国家那样可以规范所有人行为的“上帝”。[10]因此我们需要道德高标的存在,使每个人的行为都有个依据和参照。黄向阳在其著作中也提出,道德理想是学校提倡的,希望学生去追求的最高的道德境界,虽然可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境界,却给学生树立了一个不断追求的终极目的,激励并指导着学生高尚的道德行为。[11]

而陈桂生在其文章中却认为,在回顾建国以来的德育实践时,人们往往认为德育目标偏高或过高,但随着德育目标的调整,当前是否依然存在“高、大、全”的问题,又或者怎样才算是“过高”,“过高”的标准在哪里?[12]

笔者认为,这是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空喊“过高”的口号,而要对德育目标文本和实践作深入的调查。如果“过高”,降低的基准又是什么;如果“恰当”,德育目标实施中学生是否能真正地接受并内化。

3.德育目标社会本位倾向研究

我国著名的德育专家鲁洁教授曾指出,当前的德育理论和实践存在“人学空场”:德育“既不是以人特别是受教育者为主体,它所传授的又是剥离了人性内涵的空洞的道德规范,在实施中又背离了把握人性所特有的过程和规律。正因为如此,本来应当是充满了人性魅力的德育,变成毫无主体能动、没有道德意义、枯燥无味、令人厌烦的灌输和说教”。[13]

反思我国的德育目标,可以发现,由于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我们往往坚持的是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观。总结学者们的观点,具体体现在,如德育目标的制定主体单一,学生、家长、德育工作者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德育目标的内容是从国家、社会角度提出的统一化的要求,忽略学生的个性、创造性的发展需求等。另外,受“人学空场”的影响,我国学校德育存在着片面强调社会价值,忽视个体价值。正如叶澜教授强调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就显现出来的教育机制取向的偏差,即强调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忽视教育在培养个性、使个人的潜能得到尽可能发展方面的价值,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被突破。[14]

三、我国德育目标研究存在的问题

德育目标从提出到调整再到完善,虽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注意到了德育目标的层次性,摒弃了以往“使学生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一刀切的做法;考虑到了学生的年龄特征及心理接受能力,对大中小学的德育目标都各自有了规定等等。但是,在德育目标研究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1.在研究理念上,存在着两种理论的争论

德育目标研究中两种争论的研究理念是德育“超越论”和“适应论”。

鲁洁认为,教育是指向未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任何组成部分都具有超越现实的本性。因此,超越也应该是德育的本性。[15]在这方面,鲁洁教授作了一系列的探索。1996年初,她在《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教育的超越性本质。[16]在2008年从人的发展的角度,鲁洁先生进一步提出,人是在自我超越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教育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要使人怀有一个更为完善之“我”的形象,并以此来期待自己。[17]

学者胡河宁也提出,人的自我超越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的人,都在以其自己的方式追求着人的自我超越:或者是宗教的超越,或者是现实的超越。而个人的自我超越的基本内容便是道德的超越。[18]

德育适应论认为,道德教育要适应社会,要受到社会现实的限制和规定,而这种限制和规定表现在德育目的上就是要“使人具有时代的规定性”。对学校德育来说,适应时代,适应社会就意味着要促进“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个体内化”,使学生掌握为社会、时代所认可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教会学生过现实的道德生活”,即世俗的生活。[19]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德育目标的研究理念一直存在着争执,各方学者都有自己的见解,无法统一,这样,在制定德育目标时必然会产生困惑,是坚持“超越论”还是“适应论”?哪种理论更适合我国实际?或者我们可以将二者融合?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2.研究内容上,有些问题研究不够深入

德育目标分层问题。笔者认为,之所以存在争论,症结在于对德育目标层次的内涵没有清晰统一的认识,学者们依据的只是自己对该概念的理解,多数赞同的是第二种观点,即认为指是的同一德育目标在不同学段的高低不同的要求。因而忽视了如何将抽象的德育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德育目标的过程,以致学生只有道德意识,而无道德行为,这就涉及学生如何将德育要求内化为自身行为的问题。在国内,针对德育目标本身结构和学生内化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

德育目标过高问题。当前对该问题两种争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对德育目标文本的研究,而忽略对德育目标实施中深层问题的研究。陈桂生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出“真实的德育目标隐在人们的德育观念中,隐在对学生的期待中,隐在德育实施中,隐在对德育实施的评价中”,[20]可见德育目标过高问题,不仅仅是德育目标文本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德育实施中真实的德育目标问题。另外,道德底线教育与理想人格教育是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不是,该怎样将二者融合在德育目标实施中,这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

德育目标的社会本位倾向问题。德育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社会对个体品德方面的要求,因此德育目标要关注社会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重要的是不能完全忽略学生的地位和要求,如此如何使德育目标兼顾国家、社会、个人的利益和需求,实现德育的有效性也是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3.研究方法单一

当前对德育目标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文献研究的方法,在总结建国以来大中小学德育目标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展开,从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虽然这种方法有利于对德育目标的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是却无法了解德育目标的具体实施效果,也无法真正解决当前德育存在的实际问题。正如有学者提出“如果一味强调德育的必要性,而不研究德育的可能性,如果热衷于德育目标的议论,而忽视有关德育的实证调查与可行性研究,长期存在的‘德育目标过高’现象将难以改变,整个德育状况也难望改观”。[21]可见,单一的研究方法很难改善我国实际的德育状况。

四、我国德育目标研究的展望

基于以上对德育目标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要促进德育目标研究的发展,从而制定出合理的德育目标,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研究理念上,坚持在适应中超越

“超越论”和“适应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鲁洁先生在其著作中,也认为道德教育是一种精神活动,它是要受物质的、现实的生活制约的。事实上,从德育超越论的论述来看,其实德育超越论本身并没有认为“适应”本身是错误的,而是在批判现在的德育只有“适应”,没有“超越”,而且,是一种“病态适应”,这是违反教育本质的。而德育适应论者则认为“适应”就是教育的本质,但是适应论者也没有直接否认德育的超越性。[22]

既然适应性和超越性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就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而应该力求找到它们的切合点。超越性是建立在适应性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在制定德育目标时,首先要坚持德育目标适应社会和学生个体的需要,然后再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实现更高的理想。

2.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与实践相结合,解决面临的矛盾

(1) 深化研究内容

明确德育目标分层的真正内涵,制定可操作性的德育目标序列,以利于学生内化为自身的品德观念和行为。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要有其相应的德育要求,同时要衔接自然和紧密,以建构紧密衔接的大中小学德育目标体系。如有学者提出“根据系统论的原理把德育的要素结构和层次结构划分出来,依据各个年龄阶段学生心理特点及其形成发展规律,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螺旋式上升规划出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每一个年级的德育内容。”[23]进一步研究传统德育文化对当前德育目标的影响,关注德育实施中真实的德育目标。关于道德底线和高标的融合问题,笔者认为,面对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以及种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有必要首先加强道德底线教育,在这基础上再考虑高标准的要求。即从底线入手,时刻关注高标教育,始终贯穿个体精神,培养健全的现代公民。

(2)完善研究方法

除了目前普遍运用的文献研究法之外,为了使德育目标更具可行性,需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如通过问卷和访谈,深入了解不同的利益关系主体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和看法,德育目标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深层次的原因,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全面的资料和数据。

结语

通过对德育目标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当前德育目标研究的主题,在这些研究中还存在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以及德育目标未来研究的方向。可以看出,我国德育目标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但是缺少与实践结合的研究,而在实践中,也往往发生与理论相矛盾的方面,这就需要我们对它作进一步的探索,以期找到更完善的理论,来指导德育目标的制定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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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冬梅,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