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增产节约运动”的由来

1949年6月，工业部在检查了各局(公司)厂矿工作后认为，当时的国营工业企业在生产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而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生产不正常、干部缺乏组织和管理工业的经验，因而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设备未充分利用，原材料消耗无一定的标准。据此，工业部于7月间即决定，各厂矿都应加强经济核算制与开展群众性的反浪费斗争，并以此作为改善工业管理的中心一环，动员全体职工、技术人员，为改变这种现状而努力。

经过两个月的反浪费斗争，各地厂矿总结发现了从积极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经济核算的更好形式，即“群众性的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这一形式更能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为改善丁业管理和提高工业生产的群众运动具有更丰富、更广泛的内容。于是9月间，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批准，在工业部所属厂矿开展群众性的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从10月上旬开始，生气勃勃的新纪录运动相继在东北各厂矿展开。

新纪录运动充分发挥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巨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到1950年2月，创造新纪录的人数有5万多人，提出合理化建议57897件，其中执行了30023件。此外，发明创造也是硕果累累。根据4个月244个厂矿的统计，发明创造有959件，改进技术操作有2944件，这些都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各厂矿在运动中也找到了合理定额，对今后实行核算制和更有计划地领导、管理生产与更周密地领导新纪录运动具有重要意义。而最根本的是，广大职工在运动中提高了觉悟，改变了旧的劳动态度，加强了劳动纪律。尤为突出的是，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显著提高。据初步调查，仅就劳动强度、技术操作改进及部分下具机器改造方面计算，劳动生产率就已提高32．83％。从而降低了成本，为国家创造和节约了巨大财富。

1950年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展开。11月初，东北许多地区厂矿企业开展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11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号召全市工人高度发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努力生产节约；号召学生继续抗美宣传，努力学习，掌握知识、技术，准备为祖国服务；号召机关厂作人员提高了作效率，做好工作；号召丁商界积极贯彻政府政策，反对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对北京市委的报告作了肯定，号召各中央局、分局、大军区及所属省市区党委“亦应照着这个方向去做”。全国性的生产劳动竞赛随之展开。据1950年12月1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生产竞赛运动已经在全国的24个省及13个城市中广泛展开。

1951年3月6日，李富春在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上就“如何组织与领导生产竞赛”指出：企业中的领导干部在生产竞赛中应注意以下几点：(1)竞赛的内容必须与完成生产计划的总任务相结合，与解决生产中最薄弱或最关键的环节相结合；(2)提倡劳动与技术相结合，启发职工智慧，从改善丁具、操作方法和劳动组织来提高生产；(3)推广先进生产者与先进生产小组的经验；(4)在竞赛中建立与改善各种经营管理制度，制定联系合同与集体合同；(5)在竞赛中建立合理的奖励制度。5月18日，高岗在《加强企业行政管理与党群工作，争取今年增产节约五百万吨粮食》的文章中指出，东北工业生产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发挥工业的潜在能力，争取今年为国家增产和节约价值等于五百万吨粮食的财富。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是：一、加速流动资金周转；二、降低成本；三、提高设备运用率。此后不久，东北地区即掀起了为争取增产节约五百万吨而奋斗的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

10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加强增产节约运动领导的通报》，并特别加了编者按：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加强增产节约运动领导的通报，总结了东北所有国营和公营的工厂、矿山、企业中正在热烈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提供了领导这一运动的基本经验，即依靠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充分发挥企业的潜力，提高工业生产与改善企业管理，来完成增产节约的任务，并为今后发展工业生产打下更好的基础。通报中批判了不相信群众创造力的错误观点和的作风，确定了为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所应进行的必要措施。这对于加强全国工厂、矿山、企业中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转载了这个通报的全文在这里，供各地参考。据此，全国其他地区开始结合本地区或本单位实际学习和效法东北逐步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即将轰轰烈烈地展开。

同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面临抗美援朝艰巨任务和国家严峻的财政困难情况下，在会上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并确定解决财政困难的5条方法，其中第三条就是“紧缩开支，清理资财。预计1952年财政支大于收，将面临财政困难，要求各地从11月起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第四条则为“提倡节约，反对浪费”。10月23日，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对工农爱国增产运动作了肯定性评价：“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现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善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只要我们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要出现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他同时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指出“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由此可见，党中央对增产节约运动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两次会议成为增产节约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按照中央的部署，规模巨大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

11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东北局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东北局在报告中总结了1951年以来东北地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称开展这个运动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一、运动开始，首先必须反复说明意义和方针；二、发掘潜力，潜在力量是在工厂里，在群众中间；三、制定计划；四、找窍门，定合同，组织竞赛。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示是，要求各中央局“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和本区具体情况，并参照东北经验，作出你们自己的全面的(不仅工业也不仅财经)增产节约计划，报告中央”。随后，各地区纷纷制定增产节约计划，以加强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20日，中央又批转了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斗争的报告》。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提出“因为‘增产节约’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因

此，我们普遍的深入的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并且提出增产节约运动应该从以下十个方面开展：一、清产核资；二、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三、杜绝基本建设中的浪费；四、提高设备利用率和产品合格率；五、降低成本；六、精简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的编制；七、杜绝一切铺张浪费现象；八、坚决反对贪污蜕化行为；九、在农业方面，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十、在私营工商业和一般社会方面，提倡节约和俭朴，反对浮华和浪费，将节约的资金用于生产和流通和储蓄。

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因此，中央于1951年10月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一方针；并于同月至11月1日经过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各同级军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人民团体党组，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使这个运动成为真正的全体人民运动。”7日，政务院第一一四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薄一波任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加强中央对运动的组织领导。

增产节约运动开始后不久，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掀起。由于“三反”、“五反”运动内容复杂，从整体性质上说已经超越了经济的范围，但正如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增产节约的大敌是贪污、浪费和。因此，目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的斗争对于1952年增产节约计划的实现有决定的意义。”同样，“五反”运动也是希望通过制止城市私营经济的违法行为，规范经济活动，增加国家税收，减少国家资产流失，提高产品质量。也就是说，“三反”、“五反”运动的根本目的是服从于增产节约这一更为广泛的群众运动，是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具体体现，是增产节约运动在特定阶段的政治延伸和发展，也是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必要条件，为运动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障碍，丰富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到1952年6月，历时近半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结束。据统计，全国有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了“三反”运动，其中经过核实定案并给予各种处分的占总人数的4．5％。全国“五反”运动以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武汉等九大城市为例，在47万户私营工商业者中参加的有45万户，其中大约3％受到不同程度的法规法纪处理。这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达10亿元。运动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以后的增产节约运动更加顺利地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当然，“三反”、“五反”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1952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计划。中财委国家统计局在《关于上半年国营工业生产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报告》中称：本年工业生产计划因“三反”运动迟迟未能确定。各工业及生产单位按照中央所发控制数字进行生产。前四个月因在“三反”期间，未能展开生产竞赛。但尚能保持一定的生产水平。5、6两月在“三反”胜利的基础上展开增产节约运动，对上半年计划的完成起了保证作用。根据中央各工业快报的统计，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上半年生产一般的都完成了中央控制的数字的要求，部分产品如铁矿、生铁、机器等则未能完成计划。但与去年同期对比都有显著的增加。可见，“三反”、“五反”运动对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6月7日，《人民日报》经济工作述评指出，农业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地逐步展开。根据35个省区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02个国营农场向国营双桥实习农场等农场应战，有5351个著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向李顺达、曲耀离等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应战。同时，有些挑战应战单位正在以连环竞赛方式，层层发动群众，把竞赛运动推向广大农村。28日，时任农业部长李书城就农业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发表讲话，指出全国农业季节已进入紧张阶段，坚决贯彻爱国增产竞赛，已成为决定胜利的重要关键。这说明农业战线的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即将大规模展开。9月4日，新华社报道称，最近中央农业部发出《关于开展秋季作物丰产评比运动通知》、《关于开展1953年小麦爱国丰产竞赛的意见》和《1952年农业丰产奖励暂行办法》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目的是鼓励农民群众总结、推广先进丰产经验和农业科学技术。农业领域开展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丰产单位迅速增加，丰产面积扩大，丰产纪录逐年提高。

但与此同时，各地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集中表现在有些企业只注重产量而忽视质量，只注重增产而忽视成本的节约，只注重生产而忽视供、产、销的衔接与配合等。为此，同年7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的指示》。指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个全面任务，其目的不仅要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而且要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为实行经济核算制准备条件，从而结束旧企业转变为新企业的改造过程。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根据产品供销情况的不同，分别的、具体的规定各厂矿企业的奋斗目标和竞赛重点；凡原材料足，销路好的企业，应首先注意增产，并力求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凡销路好，原材料供应有困难的企业，应首先注意节约，从节约原材料中争取增产；凡销路和原材料都有困难的企业，应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的品种。《指示》具体地指导了当时工业战线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工业战线的增产节约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11月29日，中财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全国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详细总结了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指出，在一年多时间里，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各部及各区的不完全统计，1952年全国增产节约总值已达31．7亿元，其中增产总值11．6亿元，生产和基本建设降低成本节约13．7亿元，流动资金节约6．4亿元。报告同时指出了运动的不平衡性，认为一般情况是：解放早的东北、华北地区的企业及国营企业比较好，其他解放较晚的地方的企业较差；工矿企业较好，其他财经部门较差。报告对于运动中的缺点也尖锐指出：由于片面追求数量，单纯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忽视质量和生产安全，因而不少企业出现产品大量积压、人身伤亡事故增加以及出勤率减低现象。为使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中财委认为，必须加强生产管理，改善劳动组织，推广先进经验，改良生产技术，注意工人安全福利，改善劳动条件实行计划管理，为今后推行经济核算制打下基础。中财委的报告标志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增产节约运动暂告一段落。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当时我国国情的深刻把握，而且体现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萌发了勤俭建国科学发展的战略思想，虽然后来由于“左”的影响没有贯彻到底，但对于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节约型社会”建设仍然具有深刻的历史启迪，值得后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