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建国初期运动反腐中的群众作用

一、中国的反腐历程

解放初期运动式的反腐败，即运动反腐，从“三反”、“五反”运动，到后来的“四清”运动，大多是采取疾风暴雨似的群众运动来进行反腐败斗争，依靠最下层的社会监督力量来实现反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反腐败又进人了另外一个阶段：即靠文件、靠中央领导人的指示来反腐败，很多学者将其称之为带有“人治特点的反腐败”，即权利反腐；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开展，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虽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然而腐败却愈演愈烈，腐败行为和性质日趋严重，涉及的公职人员也日益增多，而且由低层腐败向高层腐败发展。这种状况的出现使得很多学者开始反思权利反腐模式的弊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进行反腐倡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制度反腐。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反腐斗争的制度化建设时期。

二、建国初期运动反腐中的群众作用

群众运动则是我党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重要方式。群众运动是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发动的，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革命活动或生产活动。

建国初期，中共先后在党内、国内开展了整风整党、“三反”、“五反”等反腐运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贯的政治手段，即采取群众运动，调动一切群众力量来反对腐败。

第一，在运动发动期间，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分子。在各级各部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先让分子自我坦白，并当众检讨。而对于那些顽固抵抗或抱着侥幸心理的腐败分子，广大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人民日报》从1952年2月16日至20日为止五天内就收到读者来信1357件，20日一天内就收到588件。其中很多是几十人、几百人的联名信；另外直接向政府部门举报。建国初反腐运动中，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给人民提供了积极检举分子的权威渠道。各级人民监察机关设置人民检举接待室接待检举的群众，并设立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意见箱”专门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

第二，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加上前期的政策宣传，人民群众参与反腐斗争的情绪高涨，通过各种渠道检举揭发分子以及不法资本家，掀起了斗争激烈的“打虎”高潮。例如，在“五反”运动中，对于一些拒不坦白的不法工商户，党和政府组织有思想、有觉悟的产业工人、店员和国家干部组成“五反”工作队或检查队，在相关组织的领导下分期、分批检查私营企业、商户，并指导“五反”运动的开展。在搜集材料时，通过群众的检举揭发，以及劳资面对面的斗争，为工作人员获得了大量的实用性材料。

第三，在追赃定案期间，追赃人员反复查对资料，根据贪污分子的出身、社会关系、家庭、日常生活状况及贪污的性质、次数、时间、额度等情况，研究查明其赃款去向予以追缴。发动与依靠群众追缴赃款的办法非常奏效，例如齐齐哈尔铁路局在追查贪污分子尹志春和苏成祥的赃款时，就是利用群众在讨论中提供的线索揭穿他们把钱“花光了”骗局，将其隐匿赃款追出；东北局松江省工业厅贪污分子李春山开始只退赃1000万元，经过群众讨论提供线索，又查出其隐藏赃款7000余万元。

第四，运动审理结案时期，成立人民法庭，召开群众性的公审大会。案件审理时期，党、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司法机关必须严肃认真的处理案，并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就是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第一部专门惩治案的条例。案件审理定案时期，人民团体的代表始终参与了人民法庭审理案件的陪审工作。

人民法庭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建国初期，针对当时一系列运动而成立的特殊审判机关，也是当时人民法院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弥补了建国初我国在司法体制方面的不足，协助党和人民政府完成了建国初我国政治、经济任务的恢复与发展。1952年3月，政务院先后通过并公布施行了《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与《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

第五，运动反腐中的群众监督。人民群众监督，是指人民群众依照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对党和国家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因此，必须接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监督，才能保持人民政权的性质，巩固人民政权的地位。

在反腐败斗争中，人民群众的监督通过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得到了充分实现。建国初期，为了监察各级机关各级公务员是否履行其工作职责，并检举其中违法失职的机关人员，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并于11月挂牌。在反腐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以书信或直接控诉的方式向人民监察机关控诉自己周围生活中的公务人员违纪违法行为。通过受理人民控诉，监察机关挖掘出大量的案件，遏制了其腐败态势的迅速发展。

三、建国初期运动反腐中群众作用的利弊分析

建国初期反腐败中的群众运动体现在人民群众在整个反腐过程中的高度参与性。在运动反腐的具体运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腐败分子与不法商贩，有力配合中央政策、决定的执行并参与其中。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当时政治、经济都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很难在短时期取得卓有成效的反腐效果，更不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移风易俗的改革，树立贪污浪费可耻、廉洁朴素光荣的社会风气。另外，通过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群众运动方式，揭发和批判了腐蚀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作风，全国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人民群众不仅认识到资本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本质，更肯定了自己在新中国中的主人翁地位，增强了本身的社会责任感。但同时，依靠群众运动发动的反腐败斗争在依靠群体的威力高效率地达到目的的同时，也冲击了群众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社会准则。运动反腐模式从总体上而言并不属于制度化、法律化的反腐败机制，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作为保障，这就决定了在其运作过程中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其运动结果往往难以掌控。

首先，当群众运动失去可控性，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与工作。群众运动虽然能在较快的时间来发动，并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群众的激昂情绪被点燃，人民群众的活动也带有许多非理性色彩。

其次，建国初运动反腐中法制建设不健全，群众运动中轻视法制心理严重。董必武曾说：“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是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有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这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

所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当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时，通过运用群众运动、把政治运动引入机关内部来防治腐败的方法，势必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冲击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还会导致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群众运动是革命时期资源匮乏时的一种有效动员机制，并不适应于一个已经迈入常态化的社会。对于常态化社会的腐败治理必须要达到一个动态的净化状态，就得注重其规范性与长效性，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作者单位为中共桃源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