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禁娼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制度，仍然在危害着妇女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从而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对此，党和政府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坚决予以废除和取缔，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彻底根除了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大批不幸的获得新生。

建国初期娼妓状况及社会影响

据统计，新中国建立之前，全国的妓院约有近万家，其中上海登记在册的有800多家，9000余人；天津有530家，1669人；北平有230多家，2000余人；另外还有相当的游妓暗娼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一些大城市，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在1:150～200之间，比例相当之高。而且由于妓院林立，致使性病流行蔓延。

1949年3月进入北平后入住香山双清别墅的，有天晚上带了秘书，乘一辆吉普车进入北平城内观察社会。在一个胡同口，一家妓院的老鸨正在殴打一个体弱有病、实在不能接客而逃出来的小。小被打得苦苦哀求。看到后非常愤怒，让秘书赶快去阻止。秘书拨开人群，用身体护住小喝道：“不准你们毒打她!”那老鸨蛮横地说：“你是哪路神仙，关你什么屁事，她是我的丫头，我打她你管得着吗!”秘书挥手挡住老鸨说：“我就要管，我们是中国人民，我们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姐妹遭受这样的折磨。闪开，你必须马上送她上医院看病。”

不久，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来见，汇报了北平妓院的情况。彭真此前也暗访了北平的妓院。一天深夜，他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了解情况。彭真问一位15岁的情况时，她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被拐卖到妓院的遭遇，还告诉彭真，她一天接客10多人，被老板盘剥后一天所得就是4个窝窝头。彭真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共产党能坐视不管吗?”听了彭真的汇报后也非常生气，立刻把公安部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叫来，断然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自此，新中国拉开禁娼运动的序幕。

迅速取缔娼妓制度的“北京方式”

在的亲自督促下，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对娼妓制度予以坚决废除与取缔。首先，采取不同方式对各地妓院实行集中取缔、封闭。当时各大城市的做法，基本上可分为“北京方式”和“天津方式”两种。

所谓“北京方式”，即是指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采取果断措施，将全部妓院予以封闭。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罗瑞卿接到北京市长聂荣臻下达的命令，封闭妓院的行动组立即出发。罗瑞卿在当晚8时行动前，以召开会议的名义，已把各家妓院的老板、领家“请进”了各区公安局“软禁”，指出他们的罪恶，要他们向人民和政府交代问题，并对他们宣布了封闭妓院的命令。这次行动，没有一个老板、领家漏网，对他们中一些罪大恶极分子立即拘捕。当晚8时，北京市出动干警和公安总队官兵2400人，在市民政局和市妇联配合下，一夜之间将全市224家妓院封闭，抓获老鸨、班主454人，解放1268名。11月22日上午，罗瑞卿向总理电话汇报封闭妓院的行动结果。高兴地称赞罗瑞卿干得好，并告诉他，很关心封闭妓院的事，他马上就向汇报封闭妓院的战果。

北京在一夜之间封闭所有妓院的消息，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随后，其他具备条件的城市如青岛、长沙等也纷纷效仿北京，在较短的时间内封闭了妓院。各地公安机关针对这一新情况，结合加强对妓院、的治安管理，适时地作出部署，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运动，揭露娼妓制度的罪恶，鼓励重新做人。许多地方报纸纷纷正面报道首都北京扫除罪恶的娼妓制度、拯救上千名跳出火坑的真实情况，使许多蛊惑人心的谣言不攻自破。

“寓禁于限”的“天津方式”

北京的封闭妓院行动，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禁娼运动。天津市根据自己的特点，采取了不同于北京那种暴风骤雨方式的“天津方式”。

所谓“天津方式”，就是先采取多种限制措施，引导逐步走向新生，到条件成熟时一举封闭妓院。1950年1月15日，天津市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对处理妓院和问题，专门做出了“严格管理限制，消灭老板领家对的压榨，帮助转业，以达到全部彻底消灭的目的”的决议。天津之所以采取这种循序渐进的做法，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天津市以娼妓业为主的人约2万，若集中封闭收容，要涉及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在刚解放财政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必将加重人民负担。因此，只能从天津的实际出发，在“寓禁于限”方针下，逐步取缔和消灭娼妓业。当时，和天津情况相同的城市还有太原、武汉、西安、上海和福州等地。

1949年3月至1950年初，太原、天津、上海、武汉等城市，首先制定和颁布了有关规定，加强对妓院和的管理。这些“规定”和“办法”主要包括：(1)登记妓院老板的个人情况及妓院建筑、卫生设施等：(2)以现有的人数为限，妓院不能再行私自扩大人数；(3)妓院登记领取特别执照，并设置显著标志，登记并使之领取贴有本人照片的许可证；(4)未满18周岁的不能接客，禁止息有性病和怀孕已逾四个月及分娩后未满三个月的接客。不能引诱未满20岁的狎客及接待军政、公务人员；(5)定期到指定的医疗部门进行体检；(6)妓院不准大摆花酒、深夜喧哗及聚众、私自留宿身份未明者，对窝匪、私藏、枪支者严厉处置；(7)不准院主打骂并强迫接客；(8)禁止外出狎宿，如外出时需向当地派出所报告。

这些城市还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限制嫖客。各级公安机关采取“麻烦嫖客”的策略，加强了对螵客的检查，要求妓院老板每天将留宿嫖客的姓名、职业、年龄、住址等登记下来，当天送交当地派出所，以便随时核对嫖客身份。每当华灯初上时，巡逻的民警便开始在妓院附近检查盘问，同时到妓院中核对嫖客的身份，这使许多人不敢再涉足妓院。

为了从根本上铲除娼妓毒瘤，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对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领家和鸨母等进行了严厉打击。如天津在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间，先后将恶贯满盈的数十名恶霸妓院老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云南省也在解放初期依法逮捕并严惩了41名罪大恶极的鸨母和钓台，其中2人被判处死刑。政府的严厉惩处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上述管理措施，有效地限制了妓院的活动，达到了控制妓院的发展和人数增加的目的。以西安市为例，1949年5月西安解放时尚有妓院375家，采取管理措施后到1950年4月，妓院已降至240家。天津从解放到1950年1月，妓院减少了213家。随着娼妓数量的逐步缩减，

各城市先后于1951年到1953年之间，选择适当时机对残存妓院进行了集中查封和取缔。

在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1949年6月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登记，审核发证，并规定：一、凡狎客涉足妓院必须登记姓名、职业、住址，每天送公安局备查；二、不得容留公务人员和身份不明者；三、患有性病的不得接客；四、不准到马路上沿街拉客。7月28日，市公安局颁布了《管理暂行规定》，对的身体健康、从业要求、妓院登记手续、营业情况等作了详细规定。接着，市公安局又核发了《营业许可证》，市卫生局性病防治所颁发了《娼妓身体检验证》。8月16日，市公安局颁布《管理、妓院暂行规则》，宣告废除妓院主与之间的一切契约，如申请脱离，妓院应无条件允许其自由。这一系列规章，对整治社会风化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为彻底取缔妓院创造了条件。

到1951年，上海彻底取缔妓院的条件已成熟。1951年11月，上海市委作了《关于本市处置娼妓的计划》，决定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取缔妓院、收容的决议，并建议人民政府对上海现存的娼妓亦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取缔。11月25日晚9时，市中心9个公安分局统一行动，对残存的妓院和进行突击清查。这一晚，72家残存的妓院被封闭，181名公娼被收容，334名妓院主、老鸨、龟奴(妓院的男佣)被逮捕。不久，被收容的(公娼、私娼)全部被送往新建的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

上海经过第一次大收容后，公开宿娼被禁止了，但是各种暗中却并未绝迹。到了1952年夏，暗娼活动又猖獗起来，后由隐蔽转为公开活动。嵩山、老闸等区的各游乐场所，如大世界、先施乐园、大新游乐场等，成为暗娼活动的集中地，狎客以工人为多，也有少数机关干部和现役军人。1953年夏，暗娼又由隐蔽转为公开活动。1953年9月9日，市人民政府司法委员会批复市民政局《为变更收容处理暗娼办法的请示报告》，由公安、民政两家和市救济分会联合行动，以嵩山、老闸等五区为重点，突击收容暗娼554人。这次收容，在处理方针上采取收容改造少数，教育警告多数，应用政府管制与群众监督教育相结合的办法，重点收容在公共场所公开拉客、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及屡教不改者。对一般初犯失足者和情节轻微的暗娼，由公安局拘留教育一两天并留下违警记录后，交里弄群众监督；外省来沪者一律遣送回乡，交当地群众监督。1953-1958年初，妇女教养所共收容改造7000多名。此后20年间，社会上的暗娼活动基本消失。

由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把收容起来的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和政府成立了生产教养院，对进行集中改造，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对进行思想教育。虽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但长期的寄生生活也使其沾染了许多恶劣习气；再加上由于听信社会上的一些谣传，说什么“统统要剃光头，押到边疆去开荒、敲石头”、“所有的都要送到煤矿去和煤黑子配对”、“的财产都要没收”等。因此在改造初期，的抵触情绪普遍很大，有的还和工作人员哭闹、耍赖，甚至挖墙脚准备逃跑。对此，政府一方面给以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并耐心宣传和解释政府的政策，揭穿各种谣言，以打消的顾虑；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思想教育，帮助她们提高觉悟。教养院的工作人员还热心帮助学习文化，使许多原来不识字的，甚至能写信和写简单的文章了，这对于提高其思想觉悟有着重要意义。

上海的做法很有典型。1951年12月27日，上海妇女教养所组织500余名收容，举行第一次控诉大会，人民法院将五名妓院老板押解到场。收容看到昔日凶恶的妓院霸主带着手铐，跪在群众面前，都争相上台控诉。有的收容说：“自堕入火坑的第一天起，就在老鸨、的拷打下被迫接客，最多的一夜要接十几个，接少了则衣服罚跪在洗衣板或瓷碗底上。生了梅毒，下身溃烂，老鸨将‘杨梅子’剪掉，抹上盐水，还要继续接客。”当法院宣布恶霸妓院主和凶狠的老鸨将受到国法制裁时，她们激奋起来，有的说：“在旧社会我们受迫害，警察保护老鸨，压迫我们。现在人民政府为我们申冤，我们才吐了苦水，真的翻身了。”1951年底至1955年，妇女教养所组织较大规模的控诉会三次，小型的不计其数。

二是帮助治疗性病。由于被收容的大都患有严重的性病，因此为减轻她们的病痛，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为其进行医治。当时治病用的药物青霉素主要靠国外进口，价格昂贵，但政府想方设法满足供应。

在北京，被集中后，北京市政府立即责成市卫生局从全市各大医院抽调了60多名医术精、思想好的医务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对所有进行一次认真普查。结果发现，95％以上的人都患有性病，有的人还患有梅毒、淋病等多种性病。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百废待兴，财政非常困难。为了迅速医治她们的疾病，北京市政府拨出一个多亿人民币(旧币)，用于她们治疗。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很快治好了她们的病。她们不少人激动地说：“要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谁会拿这么多钱为我们治病!在旧社会多少姐妹病死、烂死也没有人管，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在上海，药库里的青霉素要运往朝鲜战场供应志愿军伤员使用，没有多余的。市长了解了情况后立即批示：“先给教养院，志愿军战士另想办法。”他坚决地说：“不管花多少钱，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据统计到1957年，上海市政府为医治收容的性病，共耗资逾18万元。

三是进行劳动改造。好逸恶劳、好吃懒做是的致命弱点。为使她们能自食其力，教养院的工作人员一方面对其进行劳动光荣教育，使她们明白妇女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放自己的道理：另一方面根据她们的健康状况和年龄大小等，组织她们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经过努力，许多逐步改变了好逸恶劳的习气，并掌握了一技之长，为她们以后踏上新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基础。

四是安置就业。经过教育改造的，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各地教养院对的安置，基本上都采取了以下原则：有条件配偶从良的，准予与配偶成家；有家可归，并保证不重操旧业者，准予回家；有一定生产技能或是无家可归的，分配到有关部门就业。

在上海，1953年7月间，妇女教养所成立审查处理小组，对在所的2431名进行集中审查，经过安置前的思想教育后，成批处理出所。至1953年底，共处理出所1171人。其中有76人被介绍到国棉四厂和华阳丝织厂工作，部分人员建立了家庭，大部分农村妇女回乡参加劳动。所内留下的均为无家可归、无业可就者，继续在所内参加生产劳动。1955年，根据新疆军区的要求，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政法办公室派遣1284人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其中包括改造好的964人。1956年3月，上海妇女教养所先后将所内经过初步改造的1560人，遣送白茅岭农场移地教养和安置，逐步转为国营农场职工。1956年5月，上海选送360名经过培训的妇女到甘肃参加农业劳动。1951-1958年初，上海市民政局陆续将已经改造好的7000多名收容进行了妥善安置。

随着对公娼的逐步取缔，各地又相继转入了对暗娼的整治处理阶段，到1956年前后，全国的禁娼工作基本结束。新中国初期的废娼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到50年代后期，仅经过七八年的时间，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娼妓问题就得到了彻底解决。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塞里弗埃说，像上海这样解决娼妓问题的，全世界没有先例。她认为，上海解决娼妓问题最大成功之处有两点：一是改造彻底。建国后只经过七年时间，从公娼、暗娼到各种变相就被全面彻底消灭了；二是工作扎实。取缔妇女，关键是为找到出路，使她们成家立业，变成有益的社会生产力。这一问题中国解决了，而且上海做得最好。

1964年中国向世界宣布，各种性病在中国内地已经绝迹。纵观这一时期的禁娼斗争，许多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下决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力量，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就没有不可治愈的社会瘤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