蹈海探天的远望勇士(连载一)

航天英雄杨利伟说：“东风”把我送上天，“远望”把我拉回来。中国的四艘“远望号”被称为移动的海上科学城。“远望”船队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远洋航天测控之路。

每次卫星、飞船上天，“远望”勇士们总是出征在前，撤退在后。27年来，远望号测量船队先后48次远征三大洋，52次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和“神舟”号飞船发射的海上测控通信任务，成功率为100％，安全航行100余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40多圈，实现了从陆地到海洋、从水面到水下、从国内卫星到国际卫星、从海上测量到海上测控、从卫星到飞船的五大历史性跨越，测控精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上测控之路。2005年初，总书记亲自签署命令，授予远望二号船“功勋测量船”的荣誉称号。

曲折的诞生经历

上世纪60年代，各国对卫星、飞船、洲际导弹、航天飞行器及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极为重视，并出现新的突破。随着弹道导弹射程的不断增加，以及卫星和飞船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实施提供全程的跟踪、通信、遥测、测量和发射控制指令更加及时准确，各国科学家都认为各种型号的火箭和洲际导弹射程延伸到公海海域之后，仅靠陆地跟踪站远远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因此，必须建造远洋测量船，根据发射任务的需要，测量船随时开到公海上，尽量靠近所需要测量的弹道和着陆区，以延伸测量设备的作用距离，测得准确数据。于是，美国、苏联在洲际导弹、卫星、飞船的全程飞行试验中都充分利用占地球总面积70％的海洋。两国几乎同时开辟了海洋试验靶场。

随着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运载火箭及卫星相继问世，需要在远地点对这些航天器进行跟踪测控。为此，早在1965年总理主持中央第十三、十四次专委会议，就研究了要建立远洋靶场测量船，要求国防科委、海军组织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提出规划。经过国防科委和海军组织有关科技人员反复论证，1967年7月18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审查，中央专委审批，主席、总理于1968年6月批准这个计划，确定了我国研制“远望号”航天测量船等项目，把它定名为“七一八工程”。

“远望号”船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说起来历经坎坷。1970年12月，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国家重点任务。1972年4月，受委托，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听取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在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型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气愤地站起来，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但是，由于“”的干扰，研制工作困难重重。

粉碎“”后，“”彻底结束。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了，给“七一八工程”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央列为重点突破的“三抓”项目：洲际导弹、潜艇水下运载火箭和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由于运载火箭射程增加，通信卫星要进入地球同步轨道，仅靠陆地测量跟踪站已无法完成测控任务，亟须建立以远洋航天测量船为基础的海上活动跟踪测量站。

张爱萍将军重新回到国防科技领导岗位上的1979年9月，他亲自赶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七一八工程”协调会议，向与会人员强调说，1980年我国要完成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定型任务，截止1979年12月31日，测量船队必须完成出海执行任务的一切准备工作，谁完不成任务，咱们就学“诸葛亮斩马谡”。

航天测量船的建造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象征。“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建成后，先后于1977年8月和10月下水，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

“远望”的名字也很有来历。1977年9月，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航天科学家钱学森来到上海，在“远洋航天测量船协调会议”上，大家都为测量船重新命名开动脑筋、出谋献策。聂力曾看过元帅视察大连时写的一首诗，对其中“望远”二字熟记在心。当年，对这首诗也颇为欣赏，还有意将原诗名“望远”改为“远望”，突出了“望”的主体风韵，信笔写给来看望自己的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想到这些，聂力就给张爱萍写了一张字条，提议用“远望”二宇。张爱萍当场同意。

如今镶嵌在四艘测量船两侧的“远望”二字，就是当年的手书，只是由于当时写给毛岸青夫妇的字是用铅笔写的，看起来比较细，后人把它照原样加粗，于是就有了今天“远望”船上，我们看到的富有神韵的“远望”二字。

1980年5月，从巴丹吉林大沙漠向南太平洋发射的中国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远望号”船跟踪测量首战告捷。

那一次，中国的“远望号”船首次走向世界，走向海洋，声势颇为壮观。

以“远望号”航天测量船为首的18艘远洋舰船，犁开蓝色的海面，扬起白色的浪花，向太平洋前进。那次是“远望号”首航，远洋舰船上有国防科委和海军5000多人的参试队伍。

“远望”船高大而壮美，它的动力系统发出的电量可以供一座20万人生活的城市照明。甲板上可以起落直升飞机。更重要的是船上的中心计算机控制着上千台跟踪、测量、控制、通信、导航、定位以及航海、气象等仪器设备，能在数万里以外接收和倾听祖国传来的各种指令声……

船顶上，傲然昂首的超远程测控雷达天线像只巨大的喇叭对着太空宣布：这就是中国的海上科学城――“远望号”!

跟踪正常!数据准确送到北京指挥所。

任务完成得准确无误!

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成为第四个具有海上跟踪测量和控制能力的国家。

1994年，“远望三号”建成，这是一艘具有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航天远洋测量船。1998年，“远望四号”船正式交付使用，从而使我国拥有了4艘“远望号”航天远洋测量船。

“拼命三郎”，远望船队的最高指挥官

从杨利伟在太空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地球上最多的就是海洋，那深邃的蓝色海洋，是宇宙中生命的颜色。有人说，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风雨的故乡，是江河的源泉。而我们的“远望号”是在海洋上遥控天穹，为航天员展开飞翔的翅膀。

提起“远望号”，自然要提起“拼命三郎”简仕龙。简仕龙是四艘“远望”船的最高指挥官，出海时他在哪条船上，指挥部就设在哪里。船员们说：“我们的命都交给他了，他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好领导。他把事业看得很重……”为了对简仕龙有更准确、更形象的认识，我必须听听“四船”之首的指挥官简仕龙自己怎么说。

他很忙，看到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路急

匆匆的背影，我就能想到他的工作节奏有多快。但他很支持我的工作。当我正在会议室里看那张大海图时，他走了进来，坐在会议桌的正中间，看来这是他习惯的位置。

我与他隔桌面对面坐下。我采访过不少我军高级将领和我国赫赫有名的功勋科学家，我喜欢面对智者谈话，也已经习以为常。但这次；我的心里“扑通”一下，不知为啥怎么感觉是在和强者谈判?

我又想起“拼命三郎”这个词。我打量了一下他，虽说简仕龙人很精干，腰杆笔直，双日有神，我还是觉得他颇有学者风度，不像“拼命三郎”。简仕龙身兼载人飞船丁程测控通信系统副总指挥和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主任，给人感觉，此人目光坚定，具有独到的判断力，是个掌握科学技术又有果断决策能力的儒将。看上去比他知天命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

简仕龙一开口，我才感到他是个外表儒雅，内心刚强、勇敢果断、举重若轻的人。他思维敏捷，一口的湖北普通话，语速极快：“我们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主要承担我国航天飞行器试验的海上跟踪、测量、控制和通信任务，是我国航天测控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组建20多年来，我部所属四艘‘远望号’测量船先后46次远征大洋，圆满完成了50次海上航天测控任务，总航程100余万海里。特别是1999年11月至2003年底，‘远望号’测量船受命出征三大洋，圆满完成了五次‘神舟号’飞船飞行试验的海上测控任务，远航印度洋、大西洋，途经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和好望角等复杂危险航区，开创了在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执行海上测控任务的先河。”

简仕龙说着说着，还把我的录音笔和他的钢笔当作远望船的小模型来回在桌上摆动、调遣。我的思维努力跟着他的语速急跑，唯恐听不清，遗漏些什么精彩片断。后来他谈起航海来越发有了兴趣，干脆走到会议室东面墙上的大海图边，一边指着海图上密密麻麻的地名，，一边告诉我：南太平洋、印度洋、日本海域，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还有那星罗棋布的海岛，好望角、德班港、苏瓦港、帕皮提、那坝港、大城湾……稀奇古怪的陌生地名一个接一个，把我看得眼花缭乱。而他对那张大海图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

我问：“飞船上天，为什么要进行海上测控呢?”

简仕龙告诉我，由船环绕地球飞行，我国本土测控站已不可能满足对飞船跟踪、测量、控制的要求，尤其是飞船位于远地点时往往处于我国所在地球的另一面，除了可以建立国土以外的测量控制站外，地球表面约70％的面积是海洋，为满足对飞船跟踪、测量、控制的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在海洋上选择最佳位置对飞船进行跟踪测量非常重要。这便使远洋航大测量船成为了我国航天测控网的海基部分，在“神舟号”飞船飞行任务中，除了“远望一号”测量船是在地球北半球的西太平洋海域执行测控任务外，其他三艘分别部署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上都在地球的南半球。

“这是为什么呢?”

简仕龙又给我进行了一番科普：“神舟号”飞船在太空运行的轨道面和地球的赤道面之间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叫轨道倾角。“神舟号”飞船的轨道倾角大约在40多度，这就是说，飞船在环绕地球飞行时，是在南北纬40多度之间的上空运行。要对飞船进行测控，就必须能够观测到飞船，如果测控站点全部在北半球，南半球就相应成为盲区。而我国的陆上测控站全部分布在北半球，要完成飞船在南半球的跟踪测控任务，除了在南半球建立陆上测控站，科学方法的唯一选择就是让“远望号”远洋航天测量船在南半球的指定海域执行飞船的测控任务。在“神舟号”飞船飞行过程中，4艘远洋测量船都要完成对飞船的跟踪测轨、遥测、遥控、天地话音通信、接收飞船电视图像等任务。

执行“神舟五号”任务时，简仕龙就在“远望二号”船上实施指挥。

我告诉他：“有的记者跟你出海，回来对我说，以后再也不想出海了。你这个官实在不好当，不仅辛苦，压力还特别大。”

“我从‘远望号’船建造就在这工作，‘远望二号’第一次到太平洋我就随船出海，至今已经有30多次远洋经历了，遇到过许多风险。可是我还是想出海。”他发自内心地说，“现在准备‘神舟六号’任务，我的脚都发痒了，想出海啊!我对完成‘神舟六号’任务很有信心。”他的话洋溢着对大海的无限热爱与眷恋，似乎他能在航海测控的任务中能找到极度的快乐。

简仕龙说：“执行‘神舟五号’任务中，远洋航天测量船作为飞船测控系统的一部分，是地面观测站的延伸。四艘‘远望号’测量船分布三大洋，共计完成了18个圈次的跟踪测控任务(不含留轨段测量任务)，累计跟踪测控时间140分钟，占地面测控通信覆盖率的73％……其中，‘远望2号’和‘远望3号’两船在东西两半球的大洋上，时差相差13小时……”

简仕龙的语言简短、准确，就像电脑记录一样，一连串数据都不会有误。符合一个专家型指挥员的思维规范，不过那些很专业的术语和参数我记录起来实在困难。而且远洋测量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也总算记清楚了一些基本概况，现在就把复杂的技术问题，用通俗的语言形象地告诉读者。

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为例，飞船一天绕地球飞行约14圈，除第十三圈外，其中每圈都有一到两艘船对飞船进行跟踪、测控和通信。四艘远望号测量船分别布阵在三大洋：

“远望一号”船在日本以东海域，是第一个看到飞船进入轨道的，所以由它来发指令将飞船太阳能帆板展开，飞船就有电源了。

“远望二号”船在南太平洋海域，她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第五圈时给飞船注入数据，并发出变轨控制指令，使飞船由椭圆轨道变成圆轨道。

“远望三号”船在南非以西大西洋海域，她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第十四圈时，对飞船发出调姿、轨道舱分离、返回制动等控制指令，这时飞船开始减速，朝着预定着陆场飞去。

“远望四号”船在印度洋中部海域，主要是弥补测控盲圈，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杨利伟在飞船里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的风采，那就是“远望四号”的功劳。

我手里有一份单位提供的简仕龙干部简历，他1973年人北京航空学院无线电系遥测专业学习，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伴随着他的海上工作生涯，他不断进取，又读了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专业，通信指挥学院指挥通信学，并获得硕士学位。这期间，他荣获了三次三等功。获得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次飞行试验突出贡献奖。2004年还被国家人事部、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评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同年同月，他所参与完成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测控通信系统)”项目，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我突然想起来，这里有几个年轻人告诉我，简仕龙像苦行僧一样拼命工作……我说：“难怪你身边的人说，你把自己全交

给工作了，没有时间享受人生。”

他语速极快地回答我：“我在工作中能找到快乐，每天都安排得很紧，自我感觉还是很充实的。晚上我在电脑上写日记，已经写了64万字了。”

“好一部航海历险记!”我惊叹道，“怪不得许多人告诉我，办公楼里每天熄灯最晚的就是你的办公室，十多年如一日。”

简仕龙坦率地一笑道：“我是农民的儿子，更应该吃苦耐劳，我总想比别人多干一点工作，尽心尽力去完成任务。我们的国家就像一个家，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这些人都是壮劳力，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奉献，谁来奉献?!如果不出差、开会，我每天都要处理完文件，不让文件在我手里过夜。然后看看报纸，写点东西。我还带了国防大学和装备指挥技术学院的三个研究生，还要思考点问题。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人越是需要时间，也就越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此我也深有同感，我试探地问：“把你的航海日记给我看看行吗?当然有隐私的我不看。”

“没有隐私，可以给你看。”简仕龙回答得很爽快。我想想也笑了，他这样的人，每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个人难得一点休闲时间，要想在感情这棵大树上长出点枝杈来都没有客观条件。再说他的家庭生活很幸福美满。

简仕龙的夫人樊孝玉和他是湖北同乡，又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在江阴市国土局工作。当我见到樊孝玉的时候，第一感觉她的心灵和外貌统一和谐，而且可以想像出，樊嫂在年轻时有多漂亮。她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温柔贤惠，又知书达理，说话慢声细语，处世低调，总是默默地站在丈夫的身后，总管全部家务，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他们的独生女简果也很出色，长得像爸爸聪明漂亮，正在读研究生，一家三口亲情融融。

当然，有时夫人也会有几分遗憾，说简仕龙简直就是工作狂，她多想让简仕龙也休个假，带她出去走一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简仕龙工作得太投入，全身心都在事业上，让夫人觉得丈夫不仅属于她，更属于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

当然，樊嫂不高兴时，也会说一句：“老简，你是不是嫁给海上测控部了?”话虽这样说，夫人照样勤勤恳恳，全力给他当好后勤部长。

简仕龙有了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他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然而，他决不把自己在大海中所经历的生死考验，肩上的担子如何沉重讲给夫人听。不能让夫人为他担忧，他要让她平静快乐。

简仕龙就是这样日复一日，每天清晨一睁开眼睛，就开始操劳单位的事情，一直忙到整个办公楼里只剩下他的办公室里还有灯光。他把单位当作了“大家”，全身心去投入，经营，管理，而他自己的“小家”却是工作累了回来休息的港湾。

在简仕龙的人生天平上，“大家”重了，“小家”自然就轻了。他非常清楚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比重的差异，作为远望船队的总指挥，他比常人更懂得国家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

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上帝也许太厚爱简仕龙了!

朴实、坦诚的简仕龙告诉我，他出生在湖北江陵县的农村里，祖祖辈辈都在稻田里务农，生活很艰苦，父母亲都不识字。

简仕龙说到这，我突然产生一个疑问：“不识字的父母，怎么能给儿子起这么好的一个名字?”

简仕龙说：“正因为他们一个字不识，才更希望我好好学文化。小时候，我去上私塾，我的学名叫简仕金，我不喜欢，和老师一商量，就把名字改成简仕龙了。”

我在想，有些事就是这么有预兆，后来，这个属龙的小男孩长大了，他真成了勇敢与智慧并重的“海上蛟龙”，率领着远望船队航行在辽阔的海洋。

简仕龙用快速而平静的语调述说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往事，不仅语言精练，而且还是跳跃性的片段。

“我从小就在地里插秧，上小学后，我就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刻苦学习，因为成绩好，老师让我跳级。18岁时，我学电工，给村里竖立了许多电线杆，带来了光明，也带来了外面的信息。后来我到县里考试，被北京航空学院录取。上了三年半大学，我闷头学习，一次家都没回。由于成绩好，学校要把我留校任教，我那时就想当兵，报名去。我去找系主任，找院长，一门心思要当兵。当时正赶上这里刚筹建，隶属于海军，我就来了。我觉得自己开始了人生的另一种生活，为此得很努力，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吧。”

听完他的家世。我才觉得上帝并没有偏爱他。

他常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父母都是修理地球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正因为如此，才使他更深刻地感悟到，一个人只做到勤劳、朴实和行为端正是不够的，一个要想赢得社会尊重的人，还必须积极、勇敢地为祖国作贡献。现在，他的一切获得都来源于后天的奋斗和努力，正如幸福是辛勤劳动之后，才会收获的丰硕成果。

办公室叶秘书告诉我：“简主任的生活充满了劳累和紧张，他要求自己锻炼身体，有健康的体魄，冷练三九，热练三伏。只要有时间，晚上10点多工作结束后，我们俩还要打一个小时的乒乓球，我要是能连赢他三盘，他就请我吃饭。别看他比我大20多岁，可不好赢啊!”

简仕龙常常提醒年轻人要锻炼身体，要多运动，才能有健康的体魄。他很勤快，自然保持了一个好体型。所以他常和年轻人开玩笑地说：“别年纪轻轻就挺着将军肚，仔细一看官也不大。”

简仕龙是个急性子，时时处处都体现了一个“快”字，说话快、走路快，连吃饭都快，在家里吃饭，夫人第三个菜端上来，他已经放下筷子刷牙去了。

他总是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各种问题，我自然不能占用他太多的时间。何况他也不太爱谈自己，谈了一下午都是远望船的宏观建设和远望人的集体智慧，对于他自己，不但没有吐出一句苦、累的话，甚至连一句抱怨都没有，大有男子汉承受得起千斤重担的感觉。难怪这里的年轻人说他“只知奉献，不知索取”。

我也有点为他遗憾，当领导的难道就要缺少人间的情感吗?我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还在想什么是他的精神家园呢?他总是这样不知疲倦地工作。

好在后来，我从众多人的嘴里听到不少简仕龙的故事，才发现他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指挥官。而他为人做事的大气，源于做人的磊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