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大学

2019-08-18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从高居庙堂的士大夫到山水间放浪形骸的隐逸者,从勇攀高峰的科技精英到为民请命的思想者,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1949年之后,曾经依附于大学的知识分子,不仅接受新政府的思想改造,而且在一轮院系调整中,一轮轮的反省中,他们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幸好,1977年恢复了高考,大学教育又恢复了正轨。

建国初教师的思想改造

这里所说的建国初期,是指党史上通常所说的前七年,即1949至1956年。在这一时期,国家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其属于资产阶级。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

建国以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是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而这种思想改造的要求,还是知识分子自己提出来的。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提出在北大教师中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的计划,得到了主席的肯定。1951年6月1日,马寅初走马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就率先在北京大学开展了“暑期学习会”,组织职员进行了为期40天的集中学习。学习方法是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马寅初披露了组织这次学习的初衷:“这次学习是为诸位的好处,也是为学校的好处,中国的好处。”

从马寅初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自身要求改造的积极性。他们竭力想要捐弃旧我,争做新人,跟上时代的步伐,符合革命的节拍。当然,这也是形势逼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非接受改造不可。所以,在马寅初提出思想改造学习计划之前,朱光潜就在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检讨》。接着,费孝通和冯友兰又在1950年1-2月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这一年》、《一年学习的总结》等文章,谈自己一年来思想改造的体会。但谁又能知道,后来却是愈改造离党的要求愈远,愈改造愈变成革命的对立面呢?就连倡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马寅初本人,也在数年之后,因在人口论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肯屈服于强力的批判,而被拉下台来,成为拒不接受改造的顽固派典型。

其实,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约从1949年10月就开始了。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政策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党内许多人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判断出发,实际上将他们归入资产阶级队伍中。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自我批判、群众批判、洗澡过关的运动方式,使知识分子承受了巨大的思想压力,违心之论成为知识分子检讨过关中的普遍现象。这场运动不但严重地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且也使得知识分子应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这场运动结束后,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判断,成为党内的共识。

模仿苏联的1952年院系调整

195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学术建制发生了重大的、整体性的转型,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1952年5月,中央教育部提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调整的方式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

中央高等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建设计划、重要的规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从此以后,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大学的设立、院系专业的设置、招生分配,甚至教什么、如何教,都受各级教育机构的直接管理。

同时,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民间文化机构被取消。人们不难体会,“院系调整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的说法,等于是触及到高校教师生存底线的摊牌,使他们毫无退路。民以食为天,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一旦生存受到威胁,活下来就是人的本能反应了。以知识求生存的自然选择,使院系调整几乎没有遭遇公开的阻力,神速地完成了。

大学、院系、专业、学科、学报、学会是构成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单位。中国近代学术建制从清末发轫,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到民国30-40 年代已达到相当的水准,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已具备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资格。一些著名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在国际上已有相当之地位,“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在大学里已成为基本的理念。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孕育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

大学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1966年,史无前例的开始了,这种“砸烂”旧体制、推倒重来的“造反”和“革命”方式,其破坏和摧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可谓前所未有。此时的所有教育诉求,都是用“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之类高度政治化的话语包装,通过政治批判、政治运动开路和推行的,以至于“”、“教育革命”留下的记忆,只是打砸抢之类的“造反”、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以及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苦难史。

1966年6月,当时在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他们的父辈那里打探来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使他们决定抢先立下这一革命新功,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革命宏文”炮制出炉,这就是《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此时,同在西城的女一中有如与男四中相呼应一般,也推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的一封信》。男女两所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联手将高考制度推向了终点,一群高考中的佼佼者站起来砸烂了他们曾经为之寒窗苦读的高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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