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缉与追捕中的龙性张扬

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一生中屡遭反动当局的通缉与追捕，其中被捕入狱即达五次，被监押时间总计达五年以上。然而，他的“龙性”至死张扬。

“要枪决，就快点罢!”

早在1900年，陈独秀在杭州求是学院读书时，即因反清言论而为当地警察所追捕，不得不逃往南京。不久他返回家乡安庆，创办“藏书楼”，公开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并宣传反清思想。1902年，藏书楼被封，他遭通缉逃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日本，他又同张继、冯自由等人组织起反清爱国团体“中国青年会”。不久，因参与剪掉顽固派湖北学监姚昱辫子活动，被遣送回国。从1903年到1912年十年间，他先后在安庆、上海、芜湖等地倡导、创办了“安徽爱国会”、《爱国新报》、《国民日报》(与章士钊、苏曼殊合办)、《安徽俗话报》以及“岳王会”等革命团体和报刊，并以主笔身份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激进文章，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辛亥革命后，他被安徽都督柏文蔚慕名委任为都督府秘书长。袁世凯宣布称帝后，他随柏文蔚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柏文蔚被迫出走，陈独秀亦自安庆避难到芜湖，但即被当地驻军逮捕。当地驻军头目本与柏文蔚同立于反袁旗帜之下，但因事与柏不谐，进而迁怒于陈独秀。陈被捕后，他贴出布告，要枪毙陈独秀。但陈独秀毫无惧意，还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经当地知名人士刘叔雅、范鸿偃、张子刚等极力营救，陈独秀方得获释，旋即逃往上海。转年，再赴日本，“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无数虱子的生活”，再次投入反帝爱国斗争之中。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1915年，陈独秀返回国内。面对昏暗的时局，他于当年9月15日在上海毅然创办了著名刊物《新青年》(开始叫《青年杂志》，1916年9月15日改此名)。《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冲决封建罗网，掀起并推动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1917年初，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

爆发后，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热情支持群众的爱国行动。为鼓舞被捕学生的正义斗争，他在6月8日的一则《随感录》中写道：“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为使各界爱国斗争目标统一，取得效果，在高潮，陈独秀亲自起草了有名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保障市民集会、言论自由等“最后最低之要求”。之后，他又同、高一涵等分赴市内一些重要公共场所，亲自散发《宣言》传单。这时，他的行动已为反动军警所发觉并跟踪。6月11日晚，当他拿着印刻好的传单从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楼向游客抛散时，被跟踪的巡警和便衣密探当场逮捕，他们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一卷、信件一封，于是将他押至警察厅。审讯中，陈独秀对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具实以答，但他谎称自己昨天刚从老家来到北京，今天到新世界商场游逛，在头层楼的矮墙之上捡了一卷传单，当时只看了三分之二的内容，大意尚未看明，于是就将传单揣在兜内，不料被侦警看见扭获，他身上还有朋友兰公武给他寄来的一封信，也被搜去。对于传单的来历，陈独秀坚决否认知情。于是当晚，反动当局又派出大批军警，围抄了陈的住宅(亦为《新青年》编辑部)，抄去书籍、信札等物。这时，在对陈独秀的处置上，北京政府步军统领王怀庆与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发生了争执。王想按治安妨害罪名以军法处置，吴则想以违反警律罪名处置。两人争执无果，于是闹到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那里。徐指示把陈独秀交由法庭处理，并企图把当时最恶的罪名“过激党”加于陈独秀。

其实，陈独秀被捕的真正原因是，北洋政府认为北大学生的“闹事”(即)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等新思潮首领煽动、纵恿所致，因此对这二人恨之入骨。无奈蔡早已出京，恐陈再去，于是紧急授意王怀庆及吴炳湘对陈实行逮捕。当时的《民国日报》报道，陈独秀被捕后，备受虐待，禁绝一切探问。

本来，陈独秀是可以免此一难的。原来，蔡元培出京时，在上海通过陈的密友告知他在京肯定有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但陈独秀回复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

陈独秀被捕，立即引起社会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自6月15日起；北京的《晨报》、《北京日报》、《公言报》，上海《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神州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在显著位置发表消息、评论，刊登社会团体、名流、学者和青年学生的通电与函件。顿时，群情激愤，“函电交驰、多方营救”，强烈谴责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据理为陈的革命行为辩护，要求立即将其释放出狱。章士钊在致代总理龚心湛函中说：“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竭之危。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诼繁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且陈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耶!特专函奉达，即请警厅速将陈君释放。”

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也专门撰写《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指出“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文章结尾更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贤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于9月16日下午将陈独秀释放。对他的出狱，北京、上海等地报刊纷纷发表消息，北京大学及其他进步团体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欢迎庆祝活动。在《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中，把陈的出狱描述为“光明复启”。

陈独秀出狱后，革命意志更坚定，社会声望更高了。不久他因事去上海，返京途中应邀到武汉讲演，国内各报均以大字刊登。对此，北洋政府惶惶不安，即派军警到陈宅门前监视，企图待他回来时再加逮捕。、高一涵等人经商议，派人到火车站将陈接至王星拱家中暂避。1920年1月，化装成外出收账的商人模样，雇一辆骡车，亲自将陈送至天津，陈即由此乘外轮前往上海。

“一大”上当选中共总书记即遭租界巡捕逮捕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于是，他辞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长之职，于9月回到上海，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由于报纸刊登

了陈回到上海的消息，遂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派出密探侦查。10月4日下午2时，陈被从家中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夫人高君曼，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人，并被抄去存放的《新青年》和其他印刷品多件。

被带到巡捕房后，陈独秀化名自称王坦甫，其他人也报了假名字。但随后，诸辅成(时任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邵力子(时为中共党员、党员、《民国日报》副刊主编，兼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等职)也在去陈宅时被捕，带至巡捕房。诸辅成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陈独秀的字)，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一下暴露了陈独秀的真实身份。而诸、邵二人在被问清身份后，即被释放。

第二天，在会审公堂审问时，法庭认为同时被捕的其他几人是陈的党徒。陈回答：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她打牌，有事我负责，与客人无关。回到狱中，陈独秀对包惠僧等说，他家里有马林给他的信件，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他准备坐牢，嘱告其他人不要说出真情，可把一切推到他身上，以获释，继续为党工作。

陈独秀的这次被捕，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京沪等地各大报刊均作了报道，诸辅成、张继等社会名流出面保释。当时正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刚从日本归来的张太雷等，为营救陈独秀更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请出当时在上海的一位著名法国律师巴和出庭为陈辩护，又交白银五百两，人银并保，使陈在监押两天后获准开释，延期候审。其余同案人，也随后放出。至10月26日，由于营救得力和查无实据，法当局不得不以所谓“违背禁令”出售《新青年》之罪名，罚款七百元，销毁抄出书籍等条了结了此案。

第四次入狱，社会各界群起“救护解放运动的明星”

陈独秀出狱后，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因此经常与负责组织、宣传、工运的同志及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工作，并不断在《共产党》、《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的许多工作虽是秘密进行的，但随着党的工作日益活跃，他的社会影响日益增大，反动当局也日益感到威胁，时时伺机对他再次实行逮捕。1922年8月9日11时，法租界总巡捕房西探目长西戴纳，会同督察员黄金荣、华探目程子卿等，闯进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陈独秀寓所，将其逮捕，并查抄了大量书籍和文件等。

陈独秀被捕后，党组织立即领导发动社会各界开展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自陈被捕第二天起，上海、北京各地报刊就连续发表消息和通电，谴责华法反动当局，呼吁立即释放陈独秀。当报纸刊出陈案将于8月18日宣判的消息后，更加激起群众的义愤。长辛店铁路工会等发出紧急通电，蔡元培先生等社会名流面质法国公使，请其转令沪法领事释放陈独秀。8月15日，北京《晨报》刊出自治同志会、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等十团体《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宣言书。宣言书指出，救护陈独秀，“这不仅是救护陈独秀个人，这是救护垂危的改造运动，这是解放我们自己必要的奋斗!”“我们要牺牲一切来救护他呀，救护解放运动的明星呀!”各界更是举行大示威，高呼：“打倒法国帝国主义!为自由而战，劳苦群众的联合万岁!”在强大的群众运动压力下，法领事当局不得不于8月18日经公堂判决罚洋400元之后，再次释放了陈独秀。

“我只承认反对和国民政府，不承认危害民国”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因与其产国际及当时的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意见不合，于1929年11月被。此后，他公开地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同托洛斯基派结合，并于1931年5月在上海被推为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委员会的书记。此时，尽管陈已被中共，但政府还是没有放过他。1932年10月15日，特务获知托派常委会开会地址，于是紧急出动，将正在谢德盘(即谢少珊)家开每周一次例会的几位托派头目当场逮捕。当天陈独秀因患胃溃疡卧病在家，并未出席会议，但由于谢德盘被捕后告密，招出陈的住址，于是陈当天亦被逮捕。

随后，上海公共租界法庭将陈等人引渡给上海市公安局，关押在侦缉队。侦缉队长仰慕陈独秀的大名，请陈写几个字留念。陈执笔一挥，写下“还我河山”和“先天下忧”两条横幅。当时，国内学者名流如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胡适、宋庆龄，国外学者如杜威、罗素、爱国斯坦等均致电为陈说情。但蒋置之不理，并下令将陈与彭述之(另一托派头目)二人于19日夜间由上海押解南京军法司，拟以军法重处，极有可能处死。然陈在京沪列车上酣睡一觉，车到下关才醒，一时传为佳话。到南京后，何应钦直接审讯，得知陈与赣、鄂红军已无关系后，何请陈题墨。陈泼墨挥毫：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得知此情后，为缓和国内与国际舆论，遂电令：“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尊严。”于是全案人犯被解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拘押，关了半年以后才由苏州高等法院派人来审理。但高等法院派人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原因是谁也不愿审理这种一点油水没有的案件，并且还要上下受气，挨人咒骂。推来推去，最后派胡善称任审判长，朱隽任检察官，来到南京审理此案。

法庭借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于1933年4月14、15日两次公开庭审。陈独秀在法庭上“四周瞻顾，态度自若”，始终毫不避讳称自己为共产党，并明确表示托派之最终目的是反动政府，实施无产阶级。他还当庭指出反对政府的三点理由：一、人民不自由；二、贪官污吏横行；三、政府不能彻底抗日。4月20日法庭进行第三次庭审，原定上午10时开庭，但因此次有公开辩论，才到9时，旁听者即已陆续到院，请求签发旁听证，之中甚至有大老远从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南京的。至10时许，旁听席上已座无虚席，于是后来者就站在旁听席座位两旁或记者席的后面，再来者只能站在法庭外面了。一时间热闹非凡。当时著名的律师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刘祖望、蒋士豪等联袂出庭为陈独秀辩护。法庭检察官结合卷案材料与庭审记录认为陈独秀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下午2点，轮到陈独秀抗辩。陈说，我只承认反对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例如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均自认代表国家，但是孙中山、黄兴等，曾推倒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岂非已叛国两次。但是这句话谁都不能承认，因为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根本不能算是国家。因此在理论上，我们反对，反对国民政府，并不能即认为危害民国。此外，陈再述其反对与国民政府的三点理由。最后，他论证其主张无产阶级，组织苏维埃政府，并不危害民国。以苏俄为例，这样只会使国家富强发达。他强调，自己只是宣传了某种思想，并未危害民国更不叛国。故法庭如对人民之政治思想加以判断，即非人民之法庭，而成为宗教式之法庭，所以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提请法庭宣判无罪。

之后，章、彭、吴、刘、蒋等律师相继为陈辩护。有意思的是，当陈的老友著名大律师章士钊在法庭上费尽心思、诡弄文字、曲为之辩以说明陈已非共产党，而且托派“与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故而“有功于”后，陈立即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即他自撰的辩诉状)。”时论称之“不但表示陈氏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讯史上的新记录。”

4月26日，法庭判决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权15年。陈对判决不服，写了《上诉状》。直至判决一年之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政府最高法院做出终判，将陈改判为8年徒刑，剥夺公权部分撤销。

于是，陈等被押解至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执行。入狱后，虽经绝食斗争看管稍为放松，但对陈久患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等病，狱方仍不准保外就医。陈所得优待为一人住一间牢房，派专人看守，可读经、史、子、集等书籍，亦可写书作诗。陈在狱中研究文字学，著有《荀子韵表及考释》、《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说》、《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等，并发表在《东方杂志》上。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中共和全国人民一再努力，不得不兑现他在西安事变时关于“释放全国政治犯”的保证。1937年8月21日，政府司法院发表呈文和训令称：陈独秀“入监以来，已逾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徒刑，改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并称“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饰先行开释可也”。8月25日，陈获释后，立即给《申报》馆写信声明：“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罪应属他人。”并说“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历时近五载的陈独秀第五次被捕与监禁，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