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源供求新格局

近年来，一些矿产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呈快速蔓延趋势。其主要表现是：强调资源的国有化，调高资源税率，限制外资的过度进入，甚至限制或禁止出口。资源问题的政治化直接影响到资源供给市场的稳定性。许多国际矿业巨头被迫重新考虑其全球投资战略，中国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以防止成为资源民族主义的受害者。

资源供给由“寡头”控制

1.世界重要矿产产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世界矿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第1个周期由欧洲的战后复兴所驱动：第2个周期是由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矿业“黄金时代”；第3个周期是由“东亚模式”的确立和“四小龙”的崛起而引发的；第4个周期是从2003年开始的，由金砖四国需求的迅速增加所驱动，且此轮周期的长度和波峰或将远远超过前3个周期。全球的勘探投入也呈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如图1所示，1992-1997年矿产投资逐步上升，1998-2002年逐步减少，2003年以后开始投资迅速增加。相对应地，矿产品供应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具体来看，20世纪50-80年代初世界重要矿产产量快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多数矿产产量增幅减缓，不少矿产产量甚至出现下降；1993-1997年，世界矿业复苏、回升和发展，矿产产量普遍上升，所有的能源矿产、主要有色金属矿产（铜、铝、铅、锌等）和多数非金属矿产的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1998-1999年全球矿业萎缩，多数矿产品产量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出现下降；2003年以来，全球矿业恢复性增长，多数矿产产量有较大幅度上升。

2.总体上呈现“寡头市场”局面。据统计，目前参与世界矿业经营活动的公司8000家左右，但大部分矿山产量仅由少数几家公司控制。其中，2009年前3大矿业公司占世界矿山产值的比例为13.40%，前5大矿业公司占世界矿山产值的比例为18.77%，前10大矿业公司占世界矿山产值的比例为27.78%，全球前50大矿业公司的产值几乎占全球矿业的一半，且基本上被英、美、加、澳和南非的矿业公司垄断，其产值占50家公司总产值的60%左右。另外几家公司是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智利的Codelco公司、俄罗斯的诺里尔斯克、墨西哥的GrupoMexico等。另按照瑞典原材料集团的统计，从矿业公司对金属控制的集中程度来看，最大的矿业公司控制了世界14.13%的铁矿石产量、11.2%的铜矿产量、9.5%的金产量和16.6%的钾盐产量。前3大公司垄断了世界35%的铁矿石产量、27.6%的铜矿产量、22.0%的金产量、36.1%的铝土矿、70.5%的铂族。前5大公司垄断了世界38.0%的铜矿产量、30.0%的金产量、47.5%的铝土矿和83.4%的铂族。前10大公司控制了世界45.2%的铁矿石产量、55.7%的铜矿产量、42.8%的金产量、66.1%的铝土矿、86.7%的钾盐产量和93.4%的铂族。即使对于最为分散的矿种来说，前十大矿业公司也控制了近35%的市场份额。

3.内部供应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技术进步使以低品位为主的非传统矿产的供应发挥重要作用。近几十年来，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矿产开采品位逐渐降低的，但生产出的商品矿的品位产量却不断提高，保障了世界矿产供应的稳定。这应归功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采―选―冶技术的不断创新。特别是近20多年来，不少重大新技术的出现，为更大规模地开发利用低品位贫矿资源提供了技术保障。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世界各国基本上只利用富铁矿石。随着富铁矿资源的枯竭，各国铁矿石开采品位迅速降低：前苏联在1955年为50%，1960年为44.5%，1970年为37.3%，1988年只有33.4%；美国铁矿石开采品位下降更快，1965年降至27.75%，1970年降至24.87%，1980年降至20.7%，1990年到19.67%。世界铜矿开采品位下降幅度更大。以美国为例，自1750年以来的250年间，所采铜矿的可采品位由16%降到0.5%以下，下降了32倍。据统计，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铜矿平均品位由1950年的18.5%，1960年降为1.33%，1970年为1.09%，1975年又降至0.9%，90年代为0.5%左右。另一方面，二次资源在世界矿产供应中的比例逐步加大，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某些二次金属产量已接近或超过矿山产量。

全球资源市场供需状况评判

1.全球多数矿产资源总体储量丰富，可保障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按照目前的矿产开采水平，全球矿产储量可以满足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据推算，除金、银、金刚石、铅只能保障20年以内外，大多数矿产已证实储量可供利用20至40年，其中，钾盐、硅藻土、硅灰石、高岭土、稀土金属、天然碱可利用300年，铁、铝、铀、石棉、钴等可利用100年以上，天然气、钨、磷、钛、锰等可利用50年至100年，石油可利用40年左右。

2.由于分布和使用的不均衡性，重要矿产资源市场以结构性短缺、局部性不平衡为主，未来亚洲市场的供需不平衡逐步显现。矿产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依靠自身的资源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和贸易等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补。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亚洲地区将成为资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区域，全球能源与重要矿产资源需求重心逐步向亚洲转移，预计未来20年，亚洲能源消费将持续增加，2030年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份额将增加至48%，届时全球能源消费增量的三分之二将来自于亚洲。（见图2）相应地，亚太地区资源的供需矛盾也将逐步显现。

3.发展中国家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以美、英、法、德、日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后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它们的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消费已经达到或越过零增长点，开始平稳或呈下降态势。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费将日益增加。特别是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四国的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消费快速增长，资源消费增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更是成为发展中国家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需求的拉动者。与矿产资源需求猛增的状况相反，发展中国家往往受矿产资源储量、勘探和开采能力的限制、以及进口矿产品能力的限制，矿产品供给的增长相对缓慢，矿产资源供求矛盾日趋尖锐。

4.资源低价位时代已经过去，资源高位震荡将成为资源市场的常态。从供给侧来看，资源民族主义的盛行、一些资源供给国地缘政治的不稳定等对于资源供给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并且资源垄断程度的逐步提高以及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的实际成本也都在不断催高产品的价格，加之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引致的消费需求的日益增加，总体而言，近几年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矿产品的价格维持高位震荡波动将会是一种常态。（见图2）分品种来看，原油价格受到国际特别是中东形势的影响，近年来呈现较大幅度波动；天然气和煤炭价格处于震荡上行态势；黄金、白银、铜、铝等金属价格以及铁矿石等价格也显现了震荡波动的态势。

几个重要趋势

1.资源市场的垄断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跨国矿业公司大规模扩张，并购日益频繁，全球资源市场的垄断格局将进一步加剧。矿产资源紧缺的现象日益加重，国际社会对矿产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2000年到2011年十几年间矿产资源领域的跨国并购事件风起云涌，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跨国并购事件数量有5.0%出现在采矿、采石和石油业等矿产资源领域（按被并购方），其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5%。据统计，2001-2010年，交易额在2500万美元以上的全球贱金属并购案合计达269件，交易额共计2132.08亿美元；金的并购案324个，交易额共计1183.86亿美元。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平均每年并购额为331.59亿美元，其中贱金属占35.7%，金占64.3%。在269起贱金属并购事件中，162起为铜，占60%；53起为镍，占20%；54起为锌，占20%。同期金并购案324起，平均金额3.65亿美元。相对于公司并购而言，油气资产一直是并购的主要目标。近几年一些重要的石油公司间也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并购，并且涉及金额也十分巨大。2009年，最大的交易为美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收购美国克洛斯提柏石油公司（XTO Energy），交易额达到409.92亿美元。2010年最大的交易为巴西政府向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转让价值为425.50亿美元的石油资产。据彭博社统计，2011年全球矿业并购规模达980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220亿美元，平均收购溢价达23%。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并购的热潮仍然会持续，能源及矿产资源的垄断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这些企业也将会成为世界资源市场的主宰者。

2.资源问题政治化：资源问题成为影响政治经济格局和稳定性的决定性力量，直接影响到资源供给市场的稳定性。

当前为实现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某些能源资源消费大国频频介入一些能源资源集中地区，加剧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像达尔富尔、利比亚地区的政治骚乱背后都与国外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国外势力的意图往往在于获取能源资源收益。资源供应国则以资源为“武器”，谋求国际政治地位提高，并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正常的贸易、投资、并购活动往往受到政治上的限制和干扰。美国安全专家迈克尔・T・克莱尔在其著作《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一书中预言，在21世纪头几十年，战争将不是围绕着意识形态，而是围绕着资源而进行，各国对石油、矿石等战略性物资大规模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普遍的地区不稳定，特别是那些资源丰富而又长期存在争端的地方，如波斯湾、中亚和非洲的一些地区。观点有些悲观，但并非毫无道理。资源问题政治化引致的战争危险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到资源供给市场的稳定。

3.资源民族主义有抬头趋势：资源丰富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开始逐渐显现，矿业公司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也给资源供给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

近年来，一些资源丰富的矿产大国的资源民族主义呈快速蔓延的趋势。特别是中左和左派政府上台以后，在拉丁美洲表现明显。另外还有非洲的部分国家以及蒙古越南等国的资源民族主义也在抬头。资源民族主义采取的主要方式有，强调资源产业的国有化，修改矿业法规，提出政府占干股，提高国有企业参股比例，调高资源税率和权利金，前政府已达成的协议，重新谈判，甚至威胁将外资投资成果收归国有。例如，澳大利亚2010年提出的对采矿业征收资源超额利润税导致世界上出现一串连锁反应。在2011-2012年间，许多国家宣布提高税率和矿区土地使用费。还有一些国家如秘鲁、俄罗斯、委内瑞拉、蒙古和智利等国家都通过调整矿产资源法或矿业法，强化了贸易保护政策，限制外资的过度进入，保护或控制本国的优势矿产资源。柬埔寨、巴西、津巴布韦、赞比亚等国都在采取措施限制或禁止矿石出口以延长本国的产业链，鼓励或要求在本国进行深加工，不愿让丰厚附加值流失国外。在拉美和非洲，委内瑞拉式的“国有化”潮流还在蔓延。英美资源和全球第三大铂出产商Lonmin Plc宣称，他们已被剥夺数座矿山的采矿权。许多矿业巨头已经被迫重新考虑其全球投资战略，以防止成为资源民族主义的受害者。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基础领域课题：“资源约束背景下产业升级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课题组执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