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分配中劳动所得占比大幅下降

我国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历经20余年累积放大，形成了目前消费比重偏低、投资比重偏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也从一个方面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劳动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

1983年以来，我国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根据估算，2005年劳动所得占GDP的37%，比1978年下降5个百分点；而资本所得比重同期上升约20个百分点。

反观美国，在1870～1984年的100多年中，劳动始终处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主导地位：1870～1880年，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为50%；1980～1984年间，劳动收入占74.3%；资本收入比重，1880～1890年间为24.5%，1970～1974年间为16.6%。资本要素收入始终占小头，劳动所占比重则呈稳步上升趋势。

对于我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下降的分析，有一个简捷方法，就是比较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人均劳动收入以其增长速度而言，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87年，增长较快。这一阶段城乡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11.1%，高于人均GDP年均增长8.4%的2.7个百分点。人均劳动收入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城镇提高职工工资以及实施企业改革。

第二阶段是1987～2000年，相对较慢。这一阶段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仅为3.9%，与人均GDP年均增长8.2%的差距高达4.3个百分点。这期间有两次较严重的通货膨涨，农业体制调整告一段落，城镇出现了猛烈的下岗潮。

第三阶段是2000～2005年，相对较快，但仍低于GDP增速。这一阶段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6.4%，应该不算低，但人均GDP年均增长高达8.8%，人均劳动收入增长速度与人均GDP增长速度之间出现了2.4个百分点的较大差距。

资本所得占GDP比重大幅上升

国民收入除劳动所得外，还包括经营盈余、折旧和生产税净额三个部分（生产税净额是指生产税减去生产补贴后的余额，是由政府支配的收入；经营盈余就是我们想指出的资本所得）。劳动所得比重的下降，也就是资本所得与生产税净额的上升，是此消彼长的互补关系。进一步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中，就可以间接了解到资本比重的变化。笔者根据数据大致估算出，1978～2005年，资本所得比重大致上升了20个百分点。

1978年以来，资本所得占GDP比重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对较慢上升阶段（1978～1983年），资本所得上升了约6个百分点；第二阶段是较快上升阶段（1983～1995年），资本所得比重约上升了29个百分点左右。资本所得比重在这两个阶段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实施利改税，对于民营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企业改善生产经营，卖方市场导致的高利润率等。第三阶段是下降阶段（1995～2005年）。这一期间，资本所得占GDP比重大致下降了3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在90年代中后期进入买方市场，逐渐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民营企业初具规模以后，税费缴纳趋于正常，还有就是1993年实施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因素。

近几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的事实，是资本所得增长较快的一个直接依据。1998～2005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规模由1458亿元扩大到14802亿元，年均名义增长率高达39.2%。利润快速扩张导致企业权益增长较快，同期年均增长14.7%，高于GDP名义增长率3个百分点。由于当年度的规模以上企业中，有相当部分是从上年度规模以下企业扩张而来的，因此全社会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显然要慢得多。

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在1993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增长速度大大加快。这导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3年的12.3%上升到2005年的17.3%。1998～2005年，财政收入增长指数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则是城乡人均收入增长的5.2倍（均为当年价）。

资本所得比重上升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企改革，以及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属于这部分因素的资本所得比重提高，显然非常正常，是建立产权明晰的产权制度所必需的。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问题是，在资本的强势和政府税收增长的双重挤压之下，劳动所得被不断地压缩。我国当前投资增长过快，投资比重过高，投资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显然是由于资本所得占GDP比重较高导致的。从微观角度看，企业利润高一些并不是坏事。但从宏观角度看，如果资本所得比重长期较高，就有可能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均衡协调，进而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分配关系决定消费与投资的结构

1981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52.5%，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此后即持续下降。到2005年，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8%。消费比重变化的长期趋势，与劳动所得比重变化的长期趋势高度吻合。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主要是劳动收入，因此劳动所得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就直接导致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消费倾向较低的富人收入增长较快，消费倾向较高的穷人收入增长较慢，就会弱化收入增长对于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因此，2000年以后，出现了消费比重下降快于劳动所得比重下降的局面。

与消费比重下降相应的是资本形成比重大幅上升。1978年，资本形成比重为38.2%，2004年达到43.2%，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2005年，虽然实施宏观调控，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仍达到42.6%，比2000年高7.3个百分点。

从有关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看，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如此低的居民消费比重和如此高的资本形成比重。笔者搜集了2002年美国、日本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中国的消费比重明显偏低，投资比重明显偏高。如果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值为基准，则中国的消费比重偏低约2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比重偏高约20个百分点。

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的状况，也决定了我国以投资和出口推动为主的增长形式。1985年以来的20年中，有11个年份，最终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低于50%。2005年，最终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只有36.1%，资本形成和出口的贡献份额则为38.1%和25.8%，两者合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63.9%。

在当前的增长形式下，国内产出的相当一部分为资本所得，同时还有一部分成为净出口。资本出于最大化利润的本能，把其绝大部分所得转化为投资，大量的净出口则换来了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城乡居民只享用了约1/3的产出――这就出现了生产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投资和出口，而非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需要，即出现了为增长而增长的问题。而且，中国大量的出口商品和自我循环着的投资品增长，低成本地使用着国内紧缺的土地，消耗着洁净的空气和农民工的健康，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劳动所得比重下降与资本所得比重上升，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重大利益调整。与此同时，也在要素配置上反映了劳动和资本在稀缺性和活力方面的差异，总的看有利于提高要素效率，加快资本增值，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不利的方面比较复杂，且是在长期累积中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首先是消费比重过低，投资比重过高，出现了投资增长自行创造投资需求的不良循环；其次是国内经济过分依赖出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不合理现象；第三是扩大了收入差距。在这些情况下，虽有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却并不多，同时也有可能产生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

劳动所得比重下降的原因与出路

关于劳动所得比重下降与资本所得比重上升的主客观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投资机会和剩余劳动力较多是基本的客观因素。我国计划经济导致的严重短缺，经济发展中充满了大量投资机会。同时，我国人口众多、耕地不足，产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在生产要素之中，资本稀缺性较高。而且，资本由于技术进步加速，能低成本地快速提升自身；劳动的综合素质较低，且自我发展难度较大。

令人可喜的是，我国当前已经出现了劳动所得比重上升的迹象。2001至2005年，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年均增长12.2%，高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3个百分点。2006年城镇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从已的数据推测，有可能仍快于人均GDP增长，不过农村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仍较慢。

其次，长期低汇率锁定了国内企业的高利润率是重要的宏观因素。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在非国有经济比重不断提高的格局下，全社会物价出现了下降趋势。按理说，接下来我们应该看到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并且价格继续回落，而最后将落在市场竞争的均衡价格上，但这时遇到了一道最低限价，这就是被低估了的人民币汇率。

1998年人民币在8.28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停止升值，随后形成长达7年的固定汇率格局。这对国内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因为在这一汇率水平上，企业产品出口变得较为有利可图，由于低估人民币汇率导致的出口大增而使得价格下降变得十分短暂；国内市场价格停止下降，意味着国内商品销售的利润率被稳定下来，出口商品价格虽然逐渐下降，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增长更快，因而利润总额仍大幅增长；由于国内市场价格不再下降，同时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就在物价和收入两个方面抑制了消费增长。

2000至2005年，全国居民消费指数年均增长6.8%，比GDP年均增长率低2.7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当然只能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增长。

此外，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事实上形成了“重资轻劳”的行为特征。政府高度关注企业发展，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对于劳动却表现出有意无意的忽略。地方政府在充分享用农民工创造的劳动剩余的同时，以种种借口不愿让农民工享受合理水平的公共服务，目前虽有所转变，但也是尽量降低服务水准。

所以，优化劳动与资本分配关系，已成为当前事关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政府应积极创造有利于工资增长，其中主要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宏观环境。

劳动和工资的分配关系是市场决定的，对于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要在劳动和资本之间保持依法保护各自合法权益的公正立场。地方政府应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但政府也应该千方百计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政府也要改变对大企业呵护有加，对中小企业关心不够的做法。大企业是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中小企业是多数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两者都不能偏废。

当前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重点，是如何加快提高农民工收入的问题。一是加强劳动执法，严格执行劳动用工的各项规定；二是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全面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加快提高农民工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准，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素质，确立实现农民工公共服务与当地市民均等化的时间进程。四是积极扩大就业，使更多的人具有工资收入，从而扩大工资总额。

最后，由于我国经济在基础产业方面仍以国有企业为主，因此基础产业的产品价格仍然偏高，另外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水平也仍较低，而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着实际收入提高和居民消费增长；同时也阻碍了城乡居民创办微利型中小企业，以至当前我国人均企业量甚至少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因此，必须加快转变国有企业运行机制，打破垄断，着力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