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波动下政府拉动消费还须多管齐下

[摘要]基于长期以来消费与投资结构失衡的情况下拉动经济增长的这一宏观背景，2007年很可能并非消费与投资刺激经济格局转变的“真正拐点”，短期内很难扭转二者的结构性失衡，政府应更加重视消费，全球经济波动情况下外需风险加大时显得更为突出；“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这一论点具有较大局限性，新时期拉动消费还须多管齐下。

[关键词]消费；投资；结构性失衡；一次性退税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1-0016-04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波动和国内股市低迷、房市不确定性风险加大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的新时期促增长、抑通胀仍没有定论，由此，笔者认为这一领域理应成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研究课题。本文将着重从政府更应注重消费拉动刺激经济总量增长与结构进一步调整、对“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单一政策观点的反驳以及政策组合、多管齐下促进经济更稳定地有效发展三方面进行研究。

一、政府刺激总量增长与结构调整：更应注重消费拉动

(一)2001―2006年消费与投资的结构失衡背景下拉动经济增长。据相关部门测算，2001年至2006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而按累计法计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高达21％。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2.4％急速增加到2006年的41.3％，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65.1％下降到39.2％。这一系列的数据表明，在这一阶段我国10％左右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基础上，而且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预期可能会进一步保持这种趋势，笔者认为，主要受我国长期以来往往靠投资拉动，尤其是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更依赖投资拉动这种根深蒂固思想的影响。

(二)2007年争论中的“拐点”可能成为瞬间即逝的“波动点”。2007年，应该说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个利好消息。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7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功不可没，对GDP的贡献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初步估计，在11.4％的GDP增长中，消费、投资、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8.6％、37.7％和23.7％，分别拉动4.4、4.3、2.7个百分点。衡量实物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8921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8％。加快3.1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4.8％，加快0.9个百分点；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同比增长47.7％，减缓26.3个百分点。当初，笔者对此数据还有所保留意见。如果统计数据可靠，并且在以后的经济运行中能够继续保持或结构进一步改善，对于中国奥运以及奥运后的长期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意味着2007年成为投资与消费拉动经济的“真正拐点”。然而，据统计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出口同比增长21.9％，比上年同期回落了5.7个百分点。从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来看，相差近5个百分点，再加上今年的物价上涨，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对未来的消费支出预期存有顾虑，从而很可能导致2008年又转为投资拉动的主导年，最终使得2007年变为短暂的“波动点”。

(三)2008―2010年消费与投资贡献度难有明显改观。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原因导致消费与投资贡献度难有较大改观：首先，中央的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对二者都有一定的冲击，孰大孰小，并不明朗，但是变动的方向性是明确的，速度都会趋于下降；其次，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冲击，就目前而言，目前对于消费的影响并不大，然而可能会由于一定的时滞因素，在未来的2～3年中很可能会表现出来；再次，我国政府可能会对奥运后经济常出现下滑的国际现象高度重视，投资可能会进一步走强，以免经济衰退；最后政府换届后的政绩观也有可能进一步拉动投资，而消费很难在未来的两三年中得到明显的改观。

(四)政府应更重视消费拉动的长期效应。事实上，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可以看出针对消费与投资关系相比以前有显著变化，即从以往的“投资拉动”转变为“投资、消费双拉动”。显然，这一改变主要是针对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这一问题而提出。然而，笔者认为，消费拉动应该比投资拉动更为重要。原因在于：首先，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引致的全球经济波动，势必在外需受到挤压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内需的刺激。事实上，即使未出现全球波动风险，也应通过促进内需降低我国外在依存度过高的风险，进一步讲，在内需拉动中，如果消费需求拉动不了，最终的投资拉动无法实现，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带动经济增长，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将经济带入产能过剩、效率效益低下的恶性循环之中。其次，从西方发达国家中也可得到启示，一般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贡献度大约为70％～80％，与我国相差30～40个百分点。另外，非洲国家1971～2001年平均消费率与投资率分别为78.5％、21.9％，亚洲相应的消费率和平均投资率也分别达到76.6％、27.6％。可以看出，我国消费贡献度是相对较低的，这是无需置疑的，至于适合我国具体的消费、投资、出口比例值得进一步探究。再次，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的启示也要求重视消费的长久拉动效应。当初，政府投资一直在拉动经济，而消费需求萎缩将日本经济拖入泥潭，最近有一些日本学者如吉野直行等认为中国经济走入了当时日本所经历的泡沫经济或者说惊人的相似，尽管笔者并不认同，但是这一教训，使得我们应该更清楚地重视消费拉动，尤其是当可能出现泡沫苗头的时候更加重要。

二、对单一手段“以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的商榷

如何拉动消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有序增长问题凸显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众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最近笔者看到一种观点，“以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笔者对此并不赞同。

首先，立论依据值得推敲。如果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成立的话或者在中国完全符合的话，这一结论或许是正确的，即采取退税，让居民感觉收入增加，促进消费。然而，事实上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提出之后，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表现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和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等都对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弗里德曼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可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其中，持久性的收入是稳定的、正常的收入，暂时性收入则是不稳定的、意外的收入。最终他认为，决定人们消费支出是他们持久收

入。杜森贝利的观点则认为影响消费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他家庭或个人的收入水平，即消费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二是最近时期的收入水平，主要指消费者过去所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莫迪利亚尼的消费理论与弗里德曼有些相似，只不过并未对持久收入进行相关测算。从而，可以看出，凯恩斯消费理论，本身就有较大的缺陷，如凯恩斯理论建立在主观的心理分析基础之上，而且逻辑也较不严密；作为经济理论的支柱建立在心理分析基础之上难以令人信服等，而在“以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的观点中，恰恰认为，“退税可以让居民心理上增加了一笔财富，从而更有利于消费”。也就是忽视了这一理论的局限性。

其次，即使假设成立，退税对消费影响是相当微弱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次性退税”从当期收入来讲，确实会增加。然而，这种增加只是一种短暂性的、一次性的，应该说对于消费的影响尽管会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相当微弱的，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依据在于：其一，这种短暂的收入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消费预期，也就是并非持久收入的提高，而人们往往从长远和持久收入而非临时性收入的暂时提高进行选择消费。另外退税也并未改变消费者的相对地位或身份，从而决定了影响的有限性。其二，尤其在人们住房压力大、教育投入比例大、医疗与社会保障还需逐步完善的大环境下，这种短暂性的退税其有效性更要打一个折扣。其三，一般而言，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小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这种“一次性退税”的主要受益者集中在城市，而农村比例相对较低，长期以来农村的消费拉动严重偏低并不会因这种政策发生改变，相反，甚至会进一步导致城乡差距的拉大，与此同时，宏观全局上的消费拉动(由于城市偏低、农村偏高)又未发生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变化，很可能会造成得不偿失，甚至完全是负面意义上的影响。

再次，国外研究结论类推的机制不成立。近年来，美国相关机构的研究人员追踪了3万户接到或即将接到退税支票的家庭，记录下他们每周的开支状况，以研究财政刺激政策是否奏效。他们的研究结论：在政府寄发退税支票后，美国家庭在食物、百货、药品上的平均开销增加了3.5％。这里，在美国，退税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的消费支出增加无可厚非，然而，我想首先对这一数据有些疑问，在美国基尼系数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食物、百货的增加比例占如此高的比例，这是值得进一步论证的；其二，美国的情况与中国差异是非常大的，如前所述，在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中国还是相对不完善的，应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即使像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中，退税其贡献度也较为低下，不到4％，更何况在我国?由此，即使这一实证可靠的情况下，从美国的情况类推到中国，实行“一次性退税拉动消费”这一政策措施需谨慎。

最后，全球经济波动与国内股市房市波动双重波动的冲击，更是雪上加霜。事实上，即使未发生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国内也未出现股市和房市的低迷迹象和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中国消费者由于受住房、子女教育和未来医疗等因素的影响，决定了消费者储蓄倾向的进一步提高，反而有可能出现消费下滑的趋势。那么，目前又面临美国最近的金融危机，甚至波及到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也不例外，对于国内经济走势不明朗应该说是雪上加霜，从而导致很难通过单一手段能够改变这种消费者预期不看好的现状。据相关调查，这种预期低迷和信心不足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影响消费、投资，最终影响中国经济，更何况在我国消费倾向相对低下具有一种根深蒂固性，从长期以来我国涵盖投资需求在内的总需求一直不足可以得到验证。与此同时，政府往往受政绩观的驱使，从而具有依赖投资立竿见影地拉动经济增长的偏好，也进一步说明消费刺激的脆弱性，单一手段效果从这一视角将被冲击得更小。

三、政府拉动消费还须多管齐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消费贡献度不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单一政策手段拉动消费很难奏效。然而，笔者对此并不悲观，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反而更彰显出了拉动消费的空间、中国经济有进一步持续增长的内在潜力与动力，而且，依赖这种潜在的巨大消费空间，可以有利于我国摆脱以往依靠投资拉动、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等，最终降低与规避经济持续增长与良性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那么，如何最终拉动消费?笔者以为，还须多管齐下：

1，把握“消费、投资和出口”和谐共生、有所侧重的原则。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应该说是无须质疑的，然而这种增长方式无论从外在环境压力还是从内在的发展要求来看，其发展模式问题与系统风险都是比较大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应该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和谐共生、有所侧重消费拉动的方向上努力，以缓解我国长期以来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降低对出口的外向型依赖。

2，从偏重城市消费市场转向以农村消费市场为重心。消费作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要全面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重视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上文提到，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再加上我国的农村消费市场不仅庞大，而且其潜力长期以来并未“爆发”出来。由此，要从根本上拉动消费促增长，着眼点还需聚焦农村消费市场，具体而言，需要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改变农民消费心理以及消费习惯等方面人手。根据商务部7月31日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地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6224亿元，同比增长20％，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增速低于城市2.1个百分点，比2007年扩大了0.5个百分点。进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年初南方部分地区出现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天以及5月份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农业生产与农村流通设施遭受重大损失。那么农村消费能力事实上拥有更大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

3，金融安全下的适度消费信贷扩张。预算约束应该说是制约消费行为的硬指标，那么，在我国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下，内需长期以来一直又凸显相对不足，新时期采用适度扩展消费信贷这一货币政策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众多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了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大额耐用消费品贷款、助学贷款、个人住房装修贷款、综合贷款等各种类型的消费信贷业务，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仍处于起始阶段，力度、广度和深度还可以加大和推进一些，可以考虑从城市逐渐推向农村、从高中收入者适当推向低收入阶层、从房贷、汽车等领域扩展到其他若干领域，为经济注入新活力。此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需注重金融风险。尽管消费信贷可以支持消费，搞活经济，但是，美国近来的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鲜活的警醒教训，由此这里应建立在金融安全的前提上，当然并不能因此而紧缚手脚。

4，增加人们收入、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引导理性预期。解剖影响消费的回归方程式，不仅收入是重要变量，预期也是一个重要解释变量与影响因子。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笔者感悟到，一方面，也该到加大中国藏富于民力度的阶段了；另一方面，我国藏富于民的速度，理应与其经济增长速度成比例，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高、更快一些，而并不是按该国的富裕程度来衡量。由此，在未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增加人们的财富收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将成为重要选择。此外，还需关注的是预期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据笔者调研发现，政策的不确定性、结构调整的加快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以及就业形势的不明朗甚至趋于恶化，使得人们往往形成了“收入预期低”；与此同时，住房、医疗、教育和劳动保障制度目前的不完善，使得人们又可能形成“支出预期高”。这种双向预期的不利性、不确定性，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心理、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从而最终导致“不安全感”增强，预防动机的进一步形成，直接影响到消费的潜在爆发力。

总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问题都是一张复杂的、无形的、系统的“渔网”，而不可能仅凭单一的、简单的政策或手段去解决或弥补网中所有的“漏洞”，相反，恰恰需要的是一系列精妙的政策组合拳。